清朝入关后，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怎么越过越穷了？

清军入关之后，朝廷给八旗子弟，设立了一套专吃喝不愁的制度，叫做“铁杆庄稼”——不管收成如何，都能有固定的饷银和收益。

清军刚进关时，朝廷就给八旗子弟划了片铁打的家业：皇城汉人全都挪窝，腾出来的宅子按等级分，亲王住几进几出的大院。

普通旗兵，也能分到带院子的瓦房。不光住的体面，朝廷还在周边圈了十六万多顷地，皇亲贵族分“皇庄”“王庄”，普通旗人每人也能得三十六亩地，地里的收成，足够够一家子嚼用。还能雇汉人佃户干活，自己当甩手掌柜。

除了地，每月还有“铁杆庄稼”——也就是饷银。康熙初年，京营骑兵每月领三两银子，步兵二两。这收入，比县衙里的八品官还多！如果出去打仗，还能多领一份“行粮”，足够买两匹好马。

按说这日子该过得富足，可架不住他们讲究多。就说旗人吃饭，哪怕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摆桌子也得有模有样：四个小菜碟不能少，哪怕碟子里就几根咸菜；

筷子得用象牙的，实在没有，就用骨头仿的，绝不能用木头的。如此铺张，饷银再多也禁不住折腾。

清军入关时，旗人是打天下主力，朝廷琢磨着：这群人得握紧刀枪，不能分心。

要是让他们去种地、做生意，天天围着田埂、算盘转，那骑马射箭的本事不就废了？

以后谁来保江山？于是定了规矩：旗人就得专心当兵吃饷，农工商这些俗事，碰都不能碰。

再者，朝廷总觉得旗人是“上等人”，要是跟汉人一起种地、做买卖，低头不见抬头见，日子久了，不就混在一块儿了？那征服者的架子，还怎么端？

最后：旗人要是自己能挣钱，还会乖乖听朝廷的话吗？给他们发饷银、分土地，就是想把他们拴在身边，让他们觉得“日子全靠朝廷赏”，这样才能拿捏住他们。

康熙平三藩时，南方山高水远，不利于骑兵作战。八旗兵弃马徒步，穿密林、攀悬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顶着箭雨搭云梯强攻，巷战中刀劈斧砍，逐街争夺；追击到云南时，3万人翻越高黎贡山，最终攻破昆明，将叛乱彻底平定。

到了雍正朝，年羹尧征青海，旗兵跟着翻越雪山，在零下20°的荒漠上，和准噶尔骑兵对砍，全歼罗卜藏丹津的叛军。

乾隆二十三年，兆惠率3000旗兵追击大小和卓叛军至叶尔羌。叛军据城死守，旗兵被围于黑水营，沙漠断水断粮，士兵渴得用战袍吸晨露、嚼骆驼刺充饥。

夜里叛军挖地道突袭，旗兵光着膀子挥刀砍杀，连受伤的士兵都拖着断腿往敌群里撞。

僵持三月后，援军赶到，旗兵们嘶吼着冲开城门，与叛军巷战三日，大获全胜。

那时候的旗人，不用操心种地经商，天天泡在营里练骑射，能开十二力的硬弓，骑马能追着野兔跑，打起仗来嗷嗷叫。

乾隆后期，四下无战事，太平日子一长，骑射就荒废了。

到了道光年间，旗兵拉弓都费劲，箭射出去连靶子都沾不上。

道光秋狩时去看操练，好家伙，骑兵上马能摔下来一半，射箭十箭九空。

这时的旗人，变成了“不会打仗，不会种地不会，不会经商”的三不会人员。只能坐吃山空，全靠饷银活着。

可是旗人越来越多，饷银没涨，物价却在往上蹿。

康熙年间，一两银子能买一石米，到了乾隆中期，得一两五钱才能买到。

咸丰五年，一名正蓝旗的老兵，年轻时每月领三两银子，能养活一家五口，到老了领着同样的钱，连自己都快养不活。只好把闺女，送给汉人当童养媳，换了两石米。

手里没钱，又不会挣钱，不少旗人还染上了赌钱的毛病。

同治八年，一个镶白旗的子弟，把家里的宅子、地契全输了，最后连老婆的首饰都拿去当了，半夜被债主堵在胡同里，钻垃圾堆才躲过去。

同治知道后，下旨不许旗人赌钱，可根本没人听，反倒说“反正朝廷不能看着咱们饿死”。

朝廷也想过办法，比如加设“养育兵”，让没差事的旗人领半份饷银，可这些人拿着钱，要么去茶馆听戏，要么去赌坊，根本不练本事。

清朝末年，江南被太平军占了，朝廷没钱发饷，只好让旗人自己找活干。镶蓝旗副都统的儿子，拉不下脸去拉洋车，就在街边摆个小摊修烟袋，有人认出他来，他还嘴硬：“咱这是在府里憋得慌，出来透透气”

1930年代的北平，不少旗人住在破庙里，白天出去拉车，晚上去捡破烂。

有个姓关的老太太，以前是王府的格格，后来靠给人洗衣服过活，手上全是冻疮，可说起当年的规矩，还是一套一套的：“衣裳再破也得熨平整，说话不能带脏字，这是旗人的本分。”

说到底，手里握着金饭碗时，不知道珍惜，只知道贪图享乐。

等饭碗碎了，才想起该学怎么糊口，可早就晚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的“铁杆庄稼”，靠自己挣来的，才是真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