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首富孙媳，建国后沦落日本摆摊，靠炸油条逆袭成亿万富婆

上世纪60年代寒冬的东京街头。

一口油锅滋滋作响，金黄油条在热浪中翻滚膨胀。系着围裙的中国妇人动作麻利，摊位一尘不染，食客们排队等候。

无人知晓，这位炸油条的老板娘，曾是上海滩最耀眼的豪门千金——任芷芳。

十多年前她还住在法租界公馆，睡的是每日一换的真丝床单，连理发工具都要用一次便丢弃

1918年，任芷芳生于上海任公馆。

曾祖父任道镕是光绪朝山东巡抚，与李鸿章同朝为官；父亲任伯轩官至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这个家族既是官宦世家，也是饱读诗书的书香门第。

她从小被富养得如同童话里的“豌豆公主”。

床单必须一日一换，否则彻夜难眠；理发时自备全套工具，绝不用公共用品；旗袍必请老师傅量身定制，开叉高度差一分都不行。

她的讲究不止于外表——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笔墨曾被上海名流争相收藏，豆蔻年华便以才情与美貌并称“上海滩第一美人”。

1940年，当盛家媒人递上盛毓邮照片时，这位23岁名媛第一次点了头。

盛毓邮的背景也是强大得可怕：祖父盛宣怀是晚清首富，创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父亲盛恩颐则是当时上海滩无人不晓的“盛老四”，盛家财富一度冠绝东南。

他本人5岁便继承116万两白银遗产，17岁又分得60万两，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是盛家第三代最出色的子弟。

两人的相亲安排在国泰电影院。

任芷芳被人群簇拥着，连未来丈夫的脸都没看清。盛毓邮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她：“就是她了。”两人也算是相亲成功，郎才女貌。

两人的婚礼非常盛大，盛家包下了上海最豪华的百乐门舞厅。

婚礼在百乐门舞厅持续三天三夜，纯白婚纱从舞池拖到大门口，静安寺交通瘫痪。

婚后花园洋房里的生活精致如旧。

任芷芳陪婆婆听戏打牌，在庭院搭戏台唱《牡丹亭》，盛毓邮温柔包容妻子的洁癖。三个孩子相继出生，生活照旧那么“奢靡”。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即便富可敌国的盛家也是如此，从盛宣怀算起，到盛毓邮时正好三代。

但是败家的不是盛毓邮，而是他父亲盛恩颐。

盛毓邮的父亲盛恩颐，人称“民国第一败家子”。

他掌管汉冶萍公司时，白日躺在烟榻上批文件，夜里奔驰赌场。曾一夜输掉上海北京路、黄河路整条街的百余栋房产；养75匹赛马，每匹伙食费超过普通家庭月支出。

盛毓邮家产败光后，他把手伸向儿子。

“毓邮最怕父亲请吃饭。”任芷芳晚年回忆，“饭后必借上千大洋，从不归还。”盛毓邮的焦虑日益加深，任芷芳只能劝慰：“毕竟是长辈。”

就这样，到抗战结束前，盛家家业基本上就被盛恩颐败光了。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建国前时，盛家还是有不少财产，1949年后，这对夫妻做出一项惊人决定：将剩余家产全数捐给国家。

任芷芳脱下丝绸旗袍，换上粗布衣做起了家庭主妇，而盛毓邮学习祖父重新开始创业。

任芷芳带着孩子挤在弄堂小屋，她亲手搓洗衣物、烧煤球炉。“侬阿爸在外面做大事。”孩子问起父亲时，她总这样回答，转身继续淘米。

盛毓邮的海外谋生路充满坎坷。

新加坡摆摊、英国餐馆洗盘、遭遇金融骗局……1960年，他投奔在日本的弟弟盛毓度，发现商机：“这里华侨多，却没有像样的中式早餐。”

他打电话给任芷芳，告诉妻子自己准备开早餐店的想法，电话那头的任芷芳没有犹豫：“我们一起去。”

抵东京次日，她走进当铺，用最后的首饰换回炸锅和面粉。冬日街头，油锅雾气蒸腾。盛毓邮揉面，任芷芳十指翻飞扯面团，油花溅上围裙。昔年换床单的洁癖，化作对油污的零容忍：抹布每小时换洗，台面油星随时擦净，食材新鲜可见。人们口耳相传：“那个中国女人的摊子，干净得发亮。”

朋友劝她：“名媛摆摊太丢人！”她搅动油锅头也不抬：“不偷不抢，怕什么？”回头客排起长队，夫妻俩攒出第一桶金。

1968年，属于他们夫妻的“新亚饭店”在东京开张。

掌勺的是任芷芳亲自请来的沪菜名厨吴国祥。记忆中的上海味道在异乡复活：酱猪蹄红亮酥烂，明虾豆腐鲜嫩烫舌，招牌灌汤小笼包“提如灯笼，落如菊花”，咬开薄皮溅出滚热汤汁。

凭着口味和口碑，新亚饭店迅速扩张。

商业版图扩大的同时，任芷芳定下特殊规矩：中国留学生时薪1000日元，比日本员工高200日元。“脏活累活不派给中国学生。”她常叮嘱孩子们：“学成要报效祖国。”

不久，七层楼的新亚大酒店在东京塔旁拔地而起。京剧票友每周在此聚会，胡琴声里，任芷芳偶尔唱一段《贵妃醉酒》，嗓音依然清亮。当年油条摊已成跨国餐饮集团，亿万资产重新写就他们夫妻的传奇。

2011年，93岁的任芷芳坐在上海电视台《风言锋语》镜头前。聊起生煎包的火候、葱油拌面的秘诀，眼中光彩如少女。主持人问及人生起伏，她微笑：“床单可以粗布，围裙必须干净。”“人总要吃饭，活下去不算难，活出个样子，靠的是不欺心、不欺人。”

2007年，任芷芳平静离世，享年89岁。葬礼简约，一如她晚年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