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新疆喀什城下，左宗棠面对上万俘虏，毫不犹豫地下令：

1877年深秋，新疆喀什噶尔城墙的硝烟还没散尽，上万名缠着白布的降兵跪满了城外的土路，手里举着写着“归顺”的羊皮降书。

可城头上，65岁的左宗棠盯着案头两摞东西，突然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降者亦杀！”

这道命令像炸雷滚过西域，随行的湘军将领都愣住了——老帅出征时抬着棺材说“不复新疆不还朝”，怎么对降兵下了死手？

连京城的御史都快马递折子弹劾，说他“违古训，失仁德”。

没人知道，他案头左边是降将按了血指印的《古兰经》誓书，右边是甘肃流民托人带来的血状，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画着被烧的村庄，还有“阿古柏降兵杀我全家”的字样。

这位连咳嗽都带着血的老帅，明明知道“杀降不祥”的古训，为啥非要背上这骂名？

是真的铁石心肠，还是另有隐情？

可谁还记得，十年前的新疆，早就成了人间炼狱？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带着五千骑兵冲进喀什，一路烧杀到乌鲁木齐，建了个“哲德沙尔汗国”，百姓要么当奴隶要么被砍头，和田城里血流成河，连河床都被染红了。

更糟的是，英国人给阿古柏送枪送炮，俄国人趁机占了伊犁，都想把新疆从中国撕开。

那会儿清廷正吵成一团，李鸿章拍着桌子说“新疆是块荒地，不如保住东南沿海要紧”，左宗棠气得咳血，在朝堂上喊“新疆丢则蒙古危，蒙古危则京师摇”！

1875年，64岁的他从兰州出发时，身后跟着一口黑漆棺材——“我不收复新疆，就躺这里回来！”

士兵们穿着单衣在零下二十度的戈壁行军，粮草靠百姓用骆驼从甘肃运，走一趟要三个月，饿死累死的士兵沿途都是，可老帅鞭子一扬：“爬也要爬到喀什！”

城破那日，左宗棠在帅帐里枯坐了一夜。

案头左边的降书上，降将用阿拉伯文写着“永不叛汉”，还按了血指印，可右边那叠甘肃流民的血状，每一张都画着被烧的土屋和倒在血泊里的孩子。

有张血状边角都磨破了，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阿克苏降兵杀我全家”——半年前就是这群“归顺”的兵卒，半夜烧了粮草营，三千石粮食化为灰烬，二十个看守的湘军小兵被砍得尸骨无存。

老帅捏着血状的手直打颤，旱烟袋里的火星掉在羊皮降书上，烧出个小黑洞。

帐外传来降俘的祷告声，可他耳中却全是探子的回报：“英吉利领事偷偷给降兵送了洋枪”“俄国人说要‘保护’回部兄弟”。

他想起出发前给慈禧写的折子：“新疆不复，则国无塞防，百年后必成大患。”

可眼前这些降兵，放了是放虎归山，杀了就要背上“杀降不祥”的骂名。

亲兵见他咳得撕心裂肺，端来汤药，却见他突然把翡翠鼻烟壶狠狠砸在地上：“这群豺狼，今日不除，明日就要啃食百姓的骨头！”

第二天鸡叫头遍，湘军提着灯笼挨个儿核对降兵名册，把阿古柏的铁杆亲信、手上沾过百姓血的军官挑出来，普通士兵愿意留的编入屯田队，不愿留的发了口粮遣返。

行刑队扛着“收复国土”的大旗站在喀什城头，刀光闪过的时候，正好有快马从伊犁方向奔来，喊着“伊犁收复了！俄国人撤兵了！”

老帅扶着城墙往下看，突然捂着嘴咳起来，帕子上全是血沫子，他却笑了：“骂名我担，只要新疆安稳。”

杀降的消息传开，南疆残敌吓得连夜往西跑，连英俄领事都不敢再偷偷送枪。

老帅没歇着，带着士兵在戈壁上挖渠引水，把从湖南带来的稻种撒进新开的田里，又让士兵把柳条插进沙土里——如今新疆路边的“左公柳”，就是那会儿种下的。

和田的维吾尔族老乡见渠水通了，偷偷在渠边立了块石头，刻着“左公活我”；

哈密的回商凑钱给他建生祠，说“以前阿古柏的兵来了就抢，现在湘军帮我们种地，晚上睡觉不用堵门了”。

后来有人问他悔不悔，老帅指着案头那叠血状：“我宁愿百年后史书骂我‘戮降’，也不想再看见百姓把孩子藏进地窖，听见马蹄声就以为是叛军来了。”

历史书总写他抬棺出征的悲壮，却少有人翻到案头那叠血状的边角——磨破的地方，是百姓攥着血泪递上来时，留下的指痕。

若你是当年的左宗棠，在保民和保名之间，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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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左宗棠年谱》《清史稿·左宗棠传》《新疆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