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这么运气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留下过一句话：“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翻看这部煌煌史书，无数英雄豪杰的起落沉浮，仿佛都在印证着这个道理。

那些看似倒霉透顶的坏运气，细细究其根源，总能找到些扎心的答案。

并非天意弄人，常常是自身埋下了祸根。

飞将军李广的遭遇，读来总让人唏嘘不已。

他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骁勇善射，名震边塞，士兵爱戴，敌人畏惧。

可这样一个猛将，终其一生，竟未能封侯。

后世王勃在《滕王阁序》里也为他叹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表面看，李广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运气。

要么是迷路失期，要么是遭遇强敌主力，要么是阴差阳错错过关键战役。

汉武帝也感慨他“数奇”，就是命数不好。

但《资治通鉴》的笔锋，却隐隐指向了更深层的原因。

李广曾有过一次诱降羌人的机会，本已成功，却因一时之怒，背信弃义，将八百多已降的羌人尽数屠杀。

此事虽未立刻带来惩罚，却在史官心中刻下了浓重一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此事后，引用了一句古训：“祸莫大于杀已降”。

后来，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漠北，再次迷失道路，延误军机。

面对可能的质询，这位一生刚烈的老将军，不堪受辱，愤而拔刀自刎。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未直接评述李广之死，但将他的结局与他早年杀降的行为放在同一历史叙事链中，其褒贬已不言自明。

李广难封，真的是运气不好吗？

或许更在于他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缺乏统帅应有的沉稳、诚信与克制。

关键时刻的暴烈与短视，如同无形的枷锁，限制了他能抵达的高度。

当德行不足以支撑其功勋与声名时，灾祸的种子便已悄然埋下。

一次次的“不走运”，不过是德不配位引发的连锁震荡。

高位如危卵，无厚德载之，倾覆只在旦夕。

西汉权臣霍光家族的覆灭，堪称《资治通鉴》中“盛极而衰”的经典案例。

霍光本人，辅佐幼主汉昭帝，废黜昏君昌邑王刘贺，迎立汉宣帝刘询，权倾朝野二十载，真可谓“伊尹、周公再世”。

他去世时，葬礼规格堪比帝王，极尽哀荣。

霍氏一门，更是显赫无比，子弟遍布朝廷要津，封侯拜将，煊赫一时。

此时的霍家，在旁人眼中，运气好到了极点。

然而，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背后，是霍氏子弟日益膨胀的骄横。

霍光的妻子霍显，为了让女儿成君当上皇后，竟胆大包天，毒死了宣帝的结发妻子许皇后。

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山、霍云等人，更是骄奢淫逸，目无法纪。

他们广修豪宅，纵马驰骋于御道，甚至公然僭越礼制。

家奴狗仗人势，欺凌官吏百姓，无人敢管。

面对汉宣帝逐渐亲政、收回权柄的举措，霍家人不是警醒收敛，反而心怀怨怼，密谋废立。

他们天真地以为，霍光能行废立之事，他们也能。

殊不知，宣帝刘询隐忍多年，暗中布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入宫廷、战战兢兢的平民少年。

当霍家谋反的密报送到宣帝案头，雷霆之怒瞬间爆发。

《资治通鉴》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七月，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禹被腰斩，霍显及诸女兄弟皆弃市。

与霍家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那个权倾天下的霍氏家族，几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汉宣帝之口，道出了霍家败亡的关键：“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意指霍光生前一次与宣帝同乘时，因其威势让皇帝如“芒刺在背”，已为家族埋下祸根，而子孙的骄纵，则彻底引爆了它。

霍家真的是运气突然变差了吗？

非也。

是他们将父辈的权势当成了免死金牌，肆意妄为，视皇权如无物。

是他们的骄纵轻狂，亲手将家族推上了绝路。

运气，从来庇护不了不知敬畏、肆意透支福分的人。

巅峰时的放纵，往往是跌落悬崖前最后那声刺耳的呼啸。

袁绍帐下谋士田丰的悲剧，是《资治通鉴》里关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最沉痛的注脚之一。

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迅速膨胀之时，袁绍坐拥河北四州，兵精粮足，实力冠绝群雄。

田丰敏锐地看到了曹操的威胁，极力劝谏袁绍趁曹操根基未稳、且正与刘备纠缠于徐州之际，举精锐之师，直捣许都，迎奉天子。

他分析得透彻：“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

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提议，若袁绍果断采纳，历史走向或将改写。

然而，袁绍却以幼子生病为由，拒绝了田丰这千载难逢的奇谋。

《资治通鉴》记载：“绍辞以子疾，未得行”。

战机稍纵即逝。

曹操迅速解决了东面的刘备，稳固了后方。

等袁绍回过神来，决心与曹操在官渡决战时，局势已大不相同。

田丰深知此时决战凶多吉少，再次苦谏，认为应该依托河北广袤的战略纵深，与曹操打持久战。

他建议：“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不断骚扰曹操的薄弱之地，使其疲于奔命，不出两年，可坐待其毙。

这同样是当时最稳妥可行的策略。

但袁绍既已错失第一次良机，又因田丰的反对而恼羞成怒，不仅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其囚禁下狱。

官渡之战的结果，众所周知。

袁绍一败涂地，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

战败的消息传来，有人对狱中的田丰说：“这下您要被重用了，因为您的预见是对的”。

田丰却凄然一笑，道出了他对袁绍为人的洞察：“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果然，袁绍羞于见田丰，又听信逢纪谗言，竟在败退回邺城的途中，派人杀了田丰。

田丰有识人之明，有谋国之智，却因追随了一个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的主公，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袁绍的失败，看似是官渡战场上运气的逆转，实则是他性格深处优柔寡断、忌贤妒能的必然结果。

一次犹豫，错失良机；再次刚愎，拒绝良策；最终迁怒，自毁长城。

运气，从不会眷顾那些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不能明辨是非、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古训从来不是虚言。

汉武帝晚年的丞相刘屈氂，其命运堪称《资治通鉴》中因贪婪而速亡的典型。

巫蛊之祸后，太子刘据身死，储位空虚。

时任丞相的刘屈氂，手握重权，本应谨慎持身，安定朝局。

然而，他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是儿女亲家，两人都卷入了更深的权力漩涡。

李广利出征匈奴前，刘屈氂送行至渭桥。

李广利私下对刘屈氂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

昌邑王刘髆，正是李广利妹妹李夫人所生的皇子。

刘屈氂心领神会，答应下来。

这无疑是一场政治豪赌，意图拥立新君，以图长久富贵。

刘屈氂的野心和贪欲，已让他完全忘记了为相的本分和风险。

更致命的是，刘屈氂的妻子对丈夫封为“左丞相”而非正丞相感到不满。

她竟怀恨在心，暗中使用巫蛊诅咒之术，诅咒皇帝早死。

此事被人告发。

《资治通鉴》记载：“有司奏：案验，巫蛊事，连及屈氂夫人”。

汉武帝震怒，下令彻查。

办案官员顺藤摸瓜，竟将刘屈氂与李广利在渭桥密谋拥立昌邑王之事也抖了出来。

这无异于谋逆。

汉武帝暴怒之下，下旨将刘屈氂装入运食物的厨车，在长安东市腰斩示众。

他的妻子也被押赴华阳街枭首。

《资治通鉴》用冰冷的笔触记下了这一幕：“屈氂坐矫制害，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

一个位极人臣的丞相，顷刻间身死族灭。

刘屈氂的悲剧，看似是妻子愚蠢行为引发的偶然事件，是运气差到了极点。

但究其根本，是他自身贪恋权位，卷入非分的拥立阴谋，已立于危墙之下。

妻子的诅咒，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暴露了他整个家族的不轨之心。

贪图非分之利，卷入不义之争，就如同在悬崖边行走，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

运气，岂能挽救一个主动将头颅伸进绞索的人？

贪利忘义者，往往在攫取利益的同时，已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尾感慨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回望书中那些“运气极差”之人，李广的失意、霍家的倾覆、田丰的冤死、刘屈氂的惨祸，无不是内在缺陷在特定境遇下的爆发。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灾祸便如影随形。

骄纵失敬畏，寡断失良机，贪婪忘大义，厄运便不请自来。

运气如同镜鉴，映照出的往往是自身的模样。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修德以立身，克己以远祸，明断以乘时，守义以避害。

如此，方能在无常世事中，为自己赢得一份真正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