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 | 北朝铅釉陶生产的发展轨迹及影响因素研究

北朝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要转变时期。北方地区的陶瓷生产逐渐走向繁荣。北方青瓷的创烧、低温铅釉陶（以下简称“釉陶”[1]）生产的繁荣、白瓷的起源等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变化，均发生或发端于这一时期。其中，釉陶生产占据了北朝陶瓷手工业发展的核心地位。因此关注北朝釉陶，对于厘清北朝陶瓷发展的面貌与内涵、推进中国陶瓷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在北朝窑址、墓葬、城址中出土釉陶资料的增多，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釉陶器物本身的造型、装饰及年代学研究，且不少立论多基于某些“重要”出土资料，对生产技术的演进关注较少，对釉陶生产发展的线索、内涵与动因缺乏系统性认识。本文尝试从手工业发展的角度，以技术的演进为主线，综合考量北朝釉陶发展过程中人群、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影响，进而重构其生产的发展轨迹。

一、移民迁入与北魏平城釉陶的出现

魏晋以前平城地区没有釉陶生产的传统。代国时期（公元338～376年）拓跋鲜卑已开始桑干河流域的经略，但此时仍处于游牧行国阶段，城市的主要功能为容纳部众或安置财产、战利品或俘虏，城市与周围农耕经济不存在有机联系，也不能维持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运转[2]。平城地区的釉陶生产始于北魏定都平城以后，这与釉陶生产需要以定居和城市经济生活为基础有关。

北魏平城釉陶主要出土于都城及周边地区的墓葬。从已发现的纪年材料来看，年代最早的是山西大同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破多罗氏墓出土的5件酱釉陶壶[3]（图一，1）。以此墓年代为参照，曹臣明指出北魏平城墓葬中的漆器和釉陶器出现于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至拓跋灭北凉统一黄河流域的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这一阶段，且这两类器物具有中原地区文化因素[4]。倪润安也认为北魏早期的釉陶器与无釉陶器具有相同的性质特征，施釉的做法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5]。这里所谓“中原文化”的界定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北魏平城釉陶的出现主要源自三个文化传统的流入。

第一，三燕地区釉陶技术传统。

自刘渊称汉（公元304年）至北魏平定北凉（公元439年）的十六国时期，釉陶集中发现于以今辽宁朝阳为中心的慕容鲜卑为主体的三燕文化遗存，5世纪时关中和平城地区也出现了釉陶，而中原地区釉陶几乎销声匿迹[6]。道武帝时期为开发平城及京畿地区，竭力将新占地区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向雁北地区集中，迁入大量的移民以充实开发平城的劳动力[7]。北魏建都平城起从其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强制迁徙或俘获至平城及附近区域的人口在百万以上[8]。在这其中，来自后燕的“百工伎巧”占有相当数量[9]。后在攻伐北燕的过程中也从和龙（今辽宁朝阳）及附近区域迁回大量人口。《魏书》卷一〇五《天象志三》载：“明年（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六月，上伐北燕，举燕十余郡，进围和龙，徙豪杰三万余家以归”[10]。卷四《世祖纪上》：“（太延元年七月，公元435年）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11]。卷二十六《尉古真传附侄眷传》：“（尉眷）后从征和龙，眷督万骑前驱，尉喻降二千余户”[12]。

彭善国将辽宁地区魏晋十六国出土釉陶器分为A、B两组，B组年代为东晋十六国时期（4世纪初到5世纪前期），B组釉陶在沿袭西晋以酱釉为主的基础上，出现黄绿、茶色、黑褐等多种釉色，胎色除4世纪初之前的红褐色胎外，新出现灰胎；器类包括壶、罐、钵、羊形器等，器物尺寸明显增大，其中除羊形器是明显受到南方青瓷影响出现的器形外，平底或饼形足钵、罐类出土数量较多，器形与同一地区墓葬出土灰陶器同类器物造型相同，体现了釉陶制作中的本地因素[13]。比较辽宁地区和平城地区的釉陶器产品，就能发现两个区域在器类、器形及器物装饰方面差异明显，但胎釉却呈现非常相似的特征[14]。这反映了技术层面的较深层次传播[15]。前述破多罗氏墓墓主下葬的时间为公元435年的“仲秋八月”，正在当年秋七月北燕六千口迁入平城后不久。结合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可推断平城地区釉陶的出现与以朝阳为中心的北燕釉陶工匠进入平城、并将带入的技术传统在当地进行新的生产实践有直接关系。

第二，关中、河西釉陶俑及明器文化传统。

1965年发现的山西大同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数量众多的釉陶人俑、镇墓兽及羊、牛、猪、狗、鸡、骆驼等动物俑[16]（图一，2）。其中部分釉陶俑与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宋绍祖墓出土陶俑造型与风格近似[17]。有学者指出宋绍祖墓随葬大批陶俑的做法承袭了关陇及河西一带的葬俗传统，制作者为拓跋焘平北凉后从长安等地迁入的工匠，生产地在平城[18]。因此有学者提出平城地区釉陶俑及明器等与十六国关中、河西一带有密切关系[19]。

图一北魏平城时期釉陶

十六国时期，随葬陶俑及明器这一明显具有汉晋文化传统的丧葬习俗在关中、河西一带得以传承和发展，其中也包括釉陶俑及明器。陕西咸阳平陵M1出土的釉陶铠马俑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20]。《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事：“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21]。关中地区的手工业者被强徙进入平城，其中可能就包括从事陶俑和明器生产的工匠，他们直接参与到了生产中，北魏平城地区随葬陶俑、釉陶俑及明器的做法也随之出现。太武帝时期征服关中、河西后，北魏平城地区首先出现了以关陇风格为主的陶俑形制与组合，而后这些具有关陇风格的陶俑又融入了鲜卑风格，在太和时期形成成熟、统一的“太和风格”，之后转变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风格[22]。就釉陶俑而言，山西大同东信广场M211和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张智郎墓出土的酱釉陶俑，分别代表了北魏平城釉陶俑经最初的关陇风格向鲜卑风格融合发展的两个阶段[23]。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釉陶俑已具有非常鲜明的鲜卑特色，可视为“太和风格”的典型代表。而山西大同二电厂北魏墓M36出土的12组共18件釉陶女劳作俑、家畜及庖厨组合模型等[24]，则在保持“太和风格”的同时表现出向浓厚生活气息风格的转向。

第三，西方釉陶建筑构件文化传统。

平城釉陶建筑构件的出现可能与大月氏人在平城的活动有关。《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大月氏条”：“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其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25]。《北史》卷九七《西域传》所载略同[26]。梁思成认为这是中国烧造琉璃建筑构件的最早记载[27]。蒋玄佁亦认为“诏为行殿”已表明其是一种建筑装饰，此处“琉（瑠）璃”即为铅釉建筑饰件[28]。北魏平城时期宫殿[29]、佛寺[30]等的发掘中出土了釉陶板瓦、砖等建筑构件[31]（图一，3）。若以上文献解读无误，则可认为这些高等级建筑上釉陶建筑材料的使用应与西方建筑文化经丝路东传平城有关。

要之，北魏平城釉陶的突然出现与三燕釉陶技术传统的引入直接相关，而关中、河西施釉陶俑和明器、西方釉陶建筑构件两种文化传统的引入并与原有文化传统相融合，则丰富了北魏平城釉陶的面貌。究其根本，这些不同技术与文化传统均是随着这一时期人口的迁移而被带入平城地区的。

二、多元文化的吸收再造与北魏平城时期釉陶

在多种技术与文化传统的交互影响下，北魏平城釉陶生产迅速走向兴盛。平城釉陶的发展在器物形制与生产技术两个方面，均体现了对自身传统的承继与坚持以及对多种其他传统的吸收与再造。

器物形制方面，平城釉陶的造型与装饰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的交融与影响。定量研究表明，平城釉陶的器物样式以鲜卑传统的陶器形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少量釉陶形制来自三燕釉陶和南方青瓷，因拓跋鲜卑对关中地区的征服，一些明显具有丧葬习俗内涵的汉晋传统的灯类器物传入平城地区[32]。其中南方青瓷形制的出现可能与刘宋移民的迁入有关[33]。部分釉陶器上所见贴花、镶嵌及剔刻技法及其所表现的纹样[34]（图一，4），反映了西方金属工艺品的影响[35]。利用剔刻的方法施于壶、罐类器物肩部的莲瓣纹[36]（图一，5），可能与平城时期佛教的兴起有关。

不过，多种文化因素在器物形制与装饰上的表现，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与重复，而是对原有器物形制做出一定的调整与改变，或是以已有器物造型的某些局部为基本元素进行组合与再造，产生出一批新器形。最具代表性的如七里村M6出土酱釉陶罐[37]（图一，6）。器盖借用汉晋陶器传统的三足樽，器身为平城陶器中所见的直领鼓肩罐，下部接高喇叭形圈足，器身同时施加了常见于鲜卑陶器上的旋划凹弦纹、旋留凸弦纹及西方文化因素的贴花与镶嵌装饰，是平城釉陶吸收多种文化因素影响后进行再创造的集中体现。

生产技术方面，平城釉陶并非全盘接受北燕传统，而是在生产中体现出鲜明的鲜卑陶器生产传统。以手制成形工艺为主流是平城陶器与釉陶生产的重要特点，这一传统与平城秦汉以来以轮制陶器为主的传统迥异，是具有拓跋鲜卑制陶工艺特色的传统[38]。表明北魏平城时期京师及周边区域大多数从事陶器和釉陶生产的窑工可能为秉持鲜卑制陶传统的鲜卑人或其他族人，且陶器与釉陶器的生产并未出现明显的专业分工，两类器物在同一制陶作坊制作和烧造的可能性极大。同时，轮制成形工艺亦有少量存在[39]。说明在平城制陶手工业群体中也存在少量熟悉汉晋以来轮制成形工艺的当地窑工或因战争及掠夺迁入的外来窑工。这一结论与平城釉陶器物样式与陶器样式的高度重合这一现象相呼应，亦与平城地区釉陶传统可能主要来源于三燕故地并可能有关中和刘宋移民参与的推论相符合。

平城釉陶生产技术有两项重要进步。第一，采用二次烧成方法。平城时期二次烧成的器物数量可能不及一次烧成的器物[40]，但与汉代釉陶均属一次烧成的传统已迥然有异[41]。这一时期釉陶器的胎体均是与陶器无异的易熔黏土，胎体的烧成温度与陶器没有明显的差别，但陶器适宜的烧成温度范围要宽于釉陶[42]。因此可推断在二次烧成时极有可能是直接在烧成的陶器上施釉，尔后在更严格的适宜温度范围内完成釉烧。素烧先淘汰掉胎烧的残次品，再施釉二次烧成，可提高釉陶烧造的成品率。第二，使用支钉类支垫具。由于没有窑址发掘资料的佐证，无法准确判定釉陶的烧造采用了何种形制的支垫具，不过从某些器物底部所遗留的三个或四个支钉痕、某些支钉的痕迹还超出底径的范围而出现于器物外壁近底处来看，应当是采用了钉距固定的三角或四角支钉，又以三角支钉为主[43]。支钉仅用于釉烧器物，既能有效地防止釉层流动造成器物与窑床粘连而产生废品，同时在装窑过程中，间隔具与支垫具也能更好地控制器物在窑内的空间高度，以提高对烧造温度要求较高的釉烧器物的烧成效率。这两项技术进步对于保证釉陶烧成率均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平城时代之后北朝釉陶的生产所继承与发展。

三、北魏洛阳至东魏时期釉陶生产的收缩与转向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釉陶生产的中心也由旧都平城转移至新都洛阳。平城釉陶生产可能在很短时期内还有小规模延续，但总体却迅速走向衰落，大同地区发现的釉陶数量直线下降，且出土数量不多的釉陶产品中有部分可确定来自洛阳，如大同操场城1号建筑遗址出土的酱釉鸡首壶残件[44]。与此同时，洛阳釉陶产品则一改平城釉陶样式以鲜卑传统陶器样式为主流的特点，在器类与器形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极个别产品延续自北魏平城时期，新出现的碗[45]（图二，1）、杯[46]（图二，2）、辟雍砚[47]（图二，3）、盘口壶[48]（图二，4）、龙柄壶[49]等均是来自对南方青瓷器形的模仿，南方青瓷对釉陶样式的影响突然上升到绝对优势地位。

图二北魏洛阳至东魏时期釉陶

除个别因个人的归葬行为由洛阳携至华阴[50]、赞皇[51]等地的产品，釉陶主要发现于洛阳地区。釉陶数量相较北魏平城时期大幅减少，釉陶生产呈现收缩迹象。造成这一结果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釉陶工匠群体的流失。北朝手工业者均由官府控制，由太府管辖，下分多个门类，器物营造属某一门类。孝文帝前，手工业者受官府控制非常严格，地位低于一般人且不得转换职业，工匠依附于官府工场，实行军队化管理，履行服役的义务，孝文帝改革使得手工业者可以转行从事农业，身份也随之提高[52]。随着官府对工匠管理的松动，部分工匠转入农业生产，造成釉陶工匠群体数量减少。第二，南方青瓷大量输入对釉陶产品市场的挤压。北魏平城时期还很罕见的南方青瓷，此时开始大量出现，出土青瓷数量和分布范围都远超同时期釉陶。由于两类施釉产品具有相似功能，均主要作为日用器皿，因此商品化程度相对更高的高质量南方青瓷的出现，在市场占有和流通方面对釉陶产生较大压力。

同样原因下，北魏洛阳釉陶生产出现了重大转向。具体来说，官府对手工业控制力量的减弱使一部分手工业者可通过贩卖手工业品发家致富[53]。说明北魏洛阳时期开始，包括釉陶在内的手工业品商品化程度提高，釉陶工匠具有更强的能动性，可以针对消费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与此同时，南方青瓷所施加的竞争压力，迫使釉陶生产作出调整，釉陶开始有意模仿南方青瓷外观。除器物形制上的有意模仿，生产技术上开始向两个方向发生分化，出现了两类差别很大的产品：一类是传统酱釉（及少量绿釉）陶器的延续（见图二，3、4）；另一类是模仿青瓷外观的青黄釉陶产品的出现（见图二，1、2）。

新的技术转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釉料配方，出现含铁量更低的透明质青黄釉；二是白色化妆土开始用于釉陶生产。透明质釉与白色化妆土一同施用，生产出釉色类似青瓷的青黄釉陶，典型器物如河南洛阳北魏延昌五年（公元515年）宣武帝景陵出土的釉陶碗（见图二，1）。有学者认为这是目前可确认最早的白釉陶或淡黄色釉陶的实证[54]。亦有学者强调可将其视为化妆土用于釉陶生产的最早实例[55]。宣武帝景陵出土釉陶碗对南方青瓷的模仿意图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碗的样式即源于同时期青瓷产品[56]；其次，使用白色化妆土遮盖深色胎体以衬托釉层浅淡的青黄色，以追求南方青瓷的釉色；再次，化妆土并未覆盖全部器身，而是内壁满施、外壁半施，施釉后未施化妆土的部分衬托器物的红色陶胎而呈现出酱褐色，使得器物外壁呈现出上下两种不同颜色效果，与此时多数南方青瓷碗类外壁仅施半釉或施釉至下腹部的做法一致，这种做法应也是模仿过程中有意为之。化妆土技术来源于南方青瓷生产传统[57]。这一工艺进入北魏都城洛阳以后，窑工根据器物的用途对化妆土进行创造性使用。除将之用于生产釉色浅淡的青黄釉陶外，洛阳大市遗址出土的凸点纹釉陶杯还采用了堆化妆土的装饰方法（见图二，2）。操作方法为：在胎体上以堆化妆土的方法做出圆形凸起和圆点状连珠纹装饰，其表面略高出胎体表面，先素烧，施釉后再二次烧造，烧成后纹饰处略有凸起，同时白色的化妆土衬托出透明质釉层的浅淡釉色，与深色的胎体形成色彩的反差，形成装饰效果。这种乳丁纹装饰同时也是对萨珊玻璃器的模仿[58]。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西逃，孝静帝即位，改元“天平”，高欢在河北士族的压力下，同年九月将都城迁往邺城[59]。《北齐书》载：“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60]。洛阳的釉陶生产业也随之匆忙迁往邺城。东魏时代短祚，刚转移至邺城后，釉陶生产在新的区域还在做出某种适应，生产规模、产品数量都十分有限。从出土东魏釉陶的特征来看，仍主要是传统陶胎酱釉陶器产品的延续，但生产技术却有提高。从邺南城西南部义城村窑址出土资料可以看出，器物以快轮制成，普遍采用二次烧成方法，使用支钉叠烧法烧造碗类器物[61]。东魏釉陶的釉色控制更熟练，可以烧造出釉色十分均匀的酱釉产品，少数产品呈现出均匀的黑色[62]（图二，5、6）。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学者多认为东魏是北方酱褐釉、黑釉瓷器生产的开始[63]。

四、北齐釉陶的技术革新与窑业生产的繁荣

经过短暂调整，北齐以后釉陶生产迅速走向繁荣。北齐釉陶的繁荣与南方青瓷技术力量的直接进入有关。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开始的侯景之乱，极大地改变了南北朝的政治局势，战乱中“数十万口”南朝人口迁入北方[64]。如此数量巨大的人口中，极有可能包含青瓷生产工匠在内，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北方青瓷的创烧。谢明良较早提出北齐时期北方青瓷确已开始生产的观点[65]，刘未进一步推论时代在北齐晚期[66]。北齐时期青瓷生产在山东、河北地区突然兴起。张勇盛认为青瓷技术首先从越窑传入苏北鲁南的徐兖地区并发展出本地技术，两个技术传统又北传到以淄博为中心的青齐地区，进而又向西传播到以安阳为中心的相州窑区，形成北方窑业的中心[67]。不过，北方不同区域窑场的青瓷生产并无时代差异，青瓷技术的传播应并非空间上由远及近的接触式逐步传播，而是随着南方人群的流入在多个地点同时兴起。且南方青瓷技术进入北方，不同区域的窑工根据当地资源与烧制条件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68]。

第二，釉陶技术的革新。进入邺城地区的南方制瓷手工业者也加入到釉陶手工业生产中来。技术力量的增强为北齐釉陶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条件，也促使北齐釉陶发生重大变化，瓷胎青黄釉陶成为北齐釉陶产品的主流[69]（图三，1）。

图三北齐时期釉陶

首先，以高岭土为原料的釉陶成为北齐釉陶的主流。东汉和北魏平城时期，高岭土曾偶然被作为制胎原料，但并非有意为之[70]。北齐延续北魏洛阳时期以来釉陶对南方青瓷外观的有意模仿，在此动力之下，除了化妆土的使用，寻找更纯净细腻的制胎原料以替换颜色较深、质地疏松的陶胎料成为必然的趋势，太行山麓东南段储量丰富、极易开采的自然风化煤系高岭岩矿正满足了这种需求[71]。

其次，陶工在釉料配方改进方面也做出尝试。北齐青黄釉陶的釉料配方中采用了与传统酱釉不同的低铁、低钙原料，使得釉层流动性更低、釉色更加浅淡、釉层更加均匀和透明。少数产品釉层中三氧化二铁（Fe2O３）已经低于1%以下，外观更显洁白[72]（图三，2）。同时对用作助熔剂的灰料也做出新的探索。纵向比较代表旧有传统的北魏平城釉陶与代表新技术的北齐青黄釉陶器的釉料成分[73]，可以看出北齐的釉料配方向两个方向分化：一类是提高了釉中二氧化铅（PbO2）的比重；另一类是在釉料中加入更多的氧化钾（K2O）（可能是钾长石），有效地提高了釉层的黏度和附着度，同时对提高釉色白度有积极作用，是为烧造釉色更浅淡产品的技术尝试。这些尝试都体现出北齐釉陶生产中更强的技术创新活力。浅淡的透明质青黄釉与高岭土瓷胎的同时使用，使北齐釉陶在釉色外观上与高质量青瓷十分接近。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研究者都将北齐青黄釉陶与青瓷相混淆[74]。这是北齐青黄釉陶追求青瓷外观效果的客观结果。这些技术尝试也对后代瓷器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隋代邢窑精细透影白瓷中就加入大量长石类原料以提高胎釉中氧化钾的含量，目的是提高胎釉中玻璃相的比例，以达到更加透明的效果[75]。参考隋代邢窑白瓷兴烧可能与北齐灭亡后邺城窑工流入有关的背景，隋代邢窑精细白瓷利用增加含钾原料以提高釉层透明度的尝试则可追溯至北齐邺城釉陶的生产。

此外，部分产品为了更好地呈现釉上施加的黄、绿彩装饰而在釉下施加了化妆土。如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器[76]（图三，3），据杨爱玲的研究即施有化妆土[77]。该工艺北魏洛阳时期已开始，此时继续发展。

技术改进直接推动了北齐釉陶生产的繁荣发展。北齐形成以邺城、晋阳和青州为中心的多中心釉陶生产格局。三个区域均以高岭土瓷胎青黄釉陶为主要产品，这一情况表明三个区域间保持着紧密的技术交流。同时各自也具有自身特点。邺城地区以瓷胎青黄釉陶为主流产品，兼烧陶胎酱釉陶等其他釉陶产品，同时兼烧少量的青瓷器[78]。晋阳地区暂未发现窑址，墓葬所出釉陶显示部分产品釉色呈现出更鲜艳的黄绿色，同时多见繁复的贴花装饰，这是晋阳釉陶最显著的特点[79]（图三，4）。青州地区釉陶产品面貌与邺城地区十分接近，应是受到邺城釉陶生产的影响，将釉陶作为青瓷生产的辅助产品[80]。这样的窑业格局对隋以后瓷业格局产生了影响，隋代相州窑和邢窑的繁荣与邺城毁灭后工匠的移入有关，是北齐邺城窑业发展的延续[81]；保有自身传统，并在邺城地区相州窑和邢窑的影响下，晋阳地区在隋至初唐出现以青瓷瓶罐容器为主要产品兼烧高档细白瓷的官营窑场[82]；青齐地区成为北方青瓷生产中心之一，亦是北齐瓷业生产的继续发展[83]。

釉陶流传范围也迅速扩大，一改北魏洛阳与东魏时期受南方青瓷挤压、受限的局面，迅速具备竞争实力，形成与南方青瓷产品对峙的局面。同时，新兴的北方青瓷也开始挤占南方青瓷的市场，在豫北冀南、山东的北齐墓葬中出现[84]。北方陶瓷生产开始走向全面繁荣。釉陶生产中高岭土瓷胎的普及、透明釉和化妆土工艺的成熟，青瓷生产的发展，高技术工匠群体的形成和多个窑场的生产基础的奠定，已经为白瓷的创烧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只是北齐国运短祚，白瓷创烧这一中国陶瓷史上革命性进程，直到入隋以后才得以实现[85]。

与北齐陶瓷手工业的繁荣发展不同，西魏北周境内迟迟不见釉陶与瓷器生产的出现，原因如下。从技术基础上来讲，北魏洛阳的釉陶生产传统随着工匠的流动进入邺城，孝武帝匆忙西逃并未携带掌握釉陶生产工艺的工匠群体，使得北周境内缺乏釉陶生产的技术力量。从经济水平上来讲，相较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经济基础薄弱得多，一遇灾年便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作战时的后勤补给也时常面临困难，在此背景下，统治阶层也极力提倡节俭[86]。手工业产品交换也势必受到影响。直至北周灭北齐之前，仅都城长安有极少量的南方青瓷出现。到经济条件逐渐转好的北周末年至隋初，都城及周边区域才出现数量较多的青瓷产品。市场需求的疲弱使得西魏北周相比东魏北齐缺乏施釉陶瓷生产的动力。

五、北朝铅釉陶发展的影响因素

技术的演进和样式的变迁，共同塑造了北朝釉陶的独特面貌。究其根本，样式变迁与技术流变均是由工匠群体的生产实践来实现的，这是釉陶生产发展的主观动因。

首先，北朝包含窑工群体在内的人口流动，对釉陶生产的发展走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十六国至北魏初期，三燕地区人口流入平城，促成了平城釉陶的创烧，关中地区、刘宋移民的涌入，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平城釉陶产品结构与样式。东魏末年的侯景之乱时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则直接推动了北齐釉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窑业生产的繁荣，同时也是北方青瓷创烧的直接原因。

其次，北朝釉陶的生产中心始终集中在都城地区，这与北朝釉陶生产工匠由官府管理有关。官府控制着工匠群体，在官府作场进行生产。每逢迁都，这些工匠群体亦随之迁入新都，重新建立窑场开始生产活动。釉陶生产传统由平城转移至洛阳，而后由洛阳迁移至邺城，由东魏、北齐继承而未进入西魏、北周疆域均与此有关。

最后，工匠的主观能动性是样式演变、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孝文帝改革以后，官府对工匠管理有所松动，陶工表现出更强的主观能动性，面对市场的需求调整窑业的生产，使产品的样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为追求南方青瓷的外观，在技术上也做出积极的尝试，使北魏洛阳时期釉陶生产技术发生了分化与转向。工匠群体在烧造技术，尤其是胎釉配方上的探索与尝试，使北齐釉陶生产迅速走向繁荣，并为隋代以后的窑业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技术基础与有利条件。

市场盈缩在客观上对釉陶产品的生产规模、产品数量和产品外观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对北魏迁洛以后的釉陶生产影响明显。除了用于高等级建筑的釉陶建筑构件和主要见于北魏平城时期专门用于随葬的俑类与明器，釉陶在北朝是一种价值高于普通陶器的日用器，使用的人群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力。但釉陶本身并不具备标识身份的功能，这也充分说明了釉陶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因此，北魏洛阳时期至东魏，面对具有相同属性的南方青瓷的竞争压力，釉陶生产呈现出收缩的迹象。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迫使窑工在器物形制和生产技术上做出调整与改进，进而实现了釉陶技术的进步与北齐釉陶生产的繁荣。

综上所述，北朝釉陶的发展是以工匠群体的流动与实践为根本，以生产技术的传承与革新为主线，在多元文化的承继与交融和市场状况的客观影响下，逐渐形成自身传统，走向成熟与繁荣，并为隋代以后的窑业发展奠定基础，影响到后世陶瓷手工业的发展。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和朱岩石、鸿禧美术馆张荣蓉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赵岩帮助处理图片，谨致谢忱！

[1]关于“釉陶”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参见陈彦堂：《中国陶瓷史上的两次误读及其匡正——兼及“釉陶”概念的源流》，《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在古陶瓷研究中，常以“釉陶”作为施低温铅釉的陶器的总称，参见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第43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为行文方便，本文即采用“釉陶”指称北朝时期的低温铅釉陶器。

[2]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第99、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4]曹臣明：《平城附近鲜卑及北魏墓葬分布规律考》，《文物》2016年第5期。

[5]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第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6]谢明良：《中国早期铅釉陶器》，见《中国史新论——美术考古分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7]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第270～272、2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见《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1年。

[9]《魏书》卷二第31、32、45页，卷一一〇第2849、2850页，中华书局，197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0]《魏书》第2402页。

[11]《魏书》第85页。

[12]《魏书》第85页。宿白先生考为太延二年（公元436年）事，参见注释[8]。

[13]彭善国：《3～6世纪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釉陶》，见《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如辽宁北票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冯素弗墓出土釉陶壶（M1:1）与破多罗氏墓出土酱釉陶壶从胎釉特征上就非常相似。参见辽宁省博物馆：《北燕冯素弗墓》彩版一二-3，文物出版社，2015年。

[15]熊海堂在东亚窑业技术交流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参见熊海堂：《中朝窑业技术交流史论》（后编），《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更详细的思考与讨论参见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10～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a.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b.大同市博物馆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第104页，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18]宋馨：《司马金龙墓葬的重新评估》，见《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19]同[6]。

[2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十六国墓》彩版107～109，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魏书》第100页。

[22]古顺芳：《大同北魏平城墓葬出土陶俑分析与研究》，《收藏家》2023年第7期。

[23]同[22]。

[2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8期。

[25]《魏书》第2275页。

[26]《北史》第3226、3227页，中华书局，197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27]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第15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

[28]蒋玄佁：《古代的琉璃》，《文物》1959年第6期。

[29]a.张庆捷等：《大同操场城又发现北魏重要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2008年9月26日第5版。

b.徐国栋、林海慧：《北魏平城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华夏考古》2014年第4期。

[30]a.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敎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十五卷）第97、98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年。

b.云冈石窟研究院等：《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31]云冈石窟研究院等：《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图版拾-1，《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32]李鑫：《北魏平城时期铅釉陶器的样式来源》，见《陶瓷考古通讯》第9期，科学出版社，2024年。

[33]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第3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图四八，《文物》2006年第10期。

[35]同[6]。

[36]古顺芳：《一组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庖厨模型》图一四，《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37]大同市博物馆：《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第111页，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38]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0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39]《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48页。[40]《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53、554页。

[41]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见《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42]《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11、512、544～546、556、557页。

[43]《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54、555页。

[4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图二〇-5，《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图版肆-5，《考古》1994年第9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成果荟萃》第218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图二〇，《考古》2015年第12期。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图二一，《考古》2015年第12期。

[49]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图二-1，《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50]崔汉林、夏振英：《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2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12期。

[52]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

[53]同[52]。

[54]森达也：《论南北朝华北陶瓷的革新》，见《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5]小林仁著，陈馨译：《白瓷的诞生——北朝瓷器生产的诸问题与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俑》，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56]造型相同的岳州窑青瓷碗出土于河南偃师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染华墓。参见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图六-6，《考古》1993年第5期。

[57]秦大树：《瓷器化妆土工艺的产生与发展》，《华夏考古》2018年第1期。

[58]An Jiayao, The Art of Glass Along the Silk Road, ed. James C. Y. Watt, An Jiayao, Angela F. Howard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57-65, 2004.

[59]史载迁都为高欢提议，实则是高欢在与作为其支持者的河北士族群体内部利益诉求博弈过程中的一种妥协，参见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第104～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60]《北齐书》卷二第18页，中华书局，1972年。《魏书》卷八二第1806页、《北史》卷四二第1560页所记相同。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文物菁华》第96～9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6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卷》第3、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63]a.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980年第16号。

b.郭学雷、张小兰：《北朝纪年墓出土瓷器研究》，《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

[64]《魏书》卷九八第2187页。

[65]谢明良：《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探》，见《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一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1994年。

[66]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见《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67]张勇盛：《北朝时期窑业技术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6年第2期。

[68]Huang Shan, Ian C. Freestone, Yanshi Zhu, and Lihua Shen, The Introduction of Celadon Production in North China: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of the Earliest War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14): pp.1-15, 2020.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彩版33-1，科学出版社，2003年。

[70]a.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一中汉墓M189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

b.《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34页。

[71]刘婕、梁汉东：《华北唐宋古瓷窑兴起的自然条件：煤系地层出露》，《中国煤炭地质》2024年第1期。

[7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2018年安阳固岸村北齐墓发掘简报》图六，《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

[73]a.《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579、580页。

b.陈岳等：《河北临漳曹村窑址青釉器物工艺特征研究》，《岩矿测试》2013年第1期。

[74]如山西太原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娄睿墓出土的76件黄绿釉、淡黄釉及淡青色釉加黄绿彩等施釉产品，简报刊布时定性为瓷器。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简报刊布同时冯先铭就指出这批器物全部为低温铅釉陶器，参见氏著《从娄叡墓出土文物谈北齐陶瓷特征》，《文物》1983年第10期。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认识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2006年正式发掘报告刊布时才修正为“低温釉陶器”。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第133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75]a.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14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b.崔剑锋等：《定窑、邢窑和巩义窑部分白瓷的成分分析及比较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4期。

[76]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卷》第2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7]杨爱玲：《关于安阳隋张盛墓和北齐范粹墓出土白瓷产地问题的研究》，见《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78]黄信：《河北邺城地区陶瓷窑址调查报告》，《文物世界》2018年第1期。

[7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彩版一三八-2，文物出版社，2006年。

[80]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81]a.齐东方：《隋唐考古》第122、1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b.李鑫：《北朝至隋代冀南豫北地区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82]刘岩：《晋阳古城新发现瓷窑址的几个相关问题》，《文物季刊》2022年第4期。

[83]秦大树：《早期白瓷的发展轨迹》，见《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4]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见《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

[85]李鑫：《白瓷起源问题研究再思考》，《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86]苏小华：《西魏北周的财政与政治》，见《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李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 2025年 第4期责编：昭晣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