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香港反腐倡廉，结果政府被警察围攻，最终是如何清除腐败的？

香港当年是如何清除警察队伍中的腐败现象的？是如何打击黑恶势力的？又是如何成为目前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这其中依赖的，难道仅是合法手段吗？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另一番模样，流传着这样一个黑色笑话："想要快速致富吗？去当警察吧！"当时的香港警察队伍腐败程度令人发指——从街头巷尾的普通警员到高层警官，几乎无人不贪。收保护费、包庇黑社会、勒索商户、参与贩毒...这些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据真实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职务犯罪已经陷入疯狂，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甚至逐渐形成制度化，1963年到1973年这十年时间，香港警察贪污受贿的数额达到百亿港元，价值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港元，整个警察队伍95％以上的警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此类案件。在当时来看，腐败已成为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自国际性反腐败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5年，首次公布“清廉印象指数”以来，香港在全球最廉洁的经济体内一直名列前二十，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这期间，香港究竟经历了什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因为人口不断地膨胀，社会的资源跟不上实际需求，为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市民只好走后门，那时候的警察能公开收“茶钱”，也就是贿赂。老百姓去警局报案，得先塞个红包；小贩摆摊，得先交“保护费”；甚至连医院的病人想插队看病，也得给医生塞钱。久而久之，贪污几乎成了公开的规则，香港市民把索贿受贿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最夸张的是，当时的警队高层和黑帮勾结极深，形成了“警黑一家亲”的局面。黑帮做坏事，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帮黑帮打压对手。比如电影《廉政风云》里演的“四大探长”刘德华、梁家辉、刘青云、黄秋生，虽然电影剧情有改编，但现实中的“四大探长”确实权势滔天，收黑钱、包庇犯罪，甚至和黑帮大佬平起平坐。最著名的“许氏兄弟”（许仕仁、许冠文）更是贪污数百亿，富可敌国。

当时的警察包娼包赌、贩卖枪支、贩毒赌博、做黑社会“保护伞”等，凡是有利可图的，都会有警察参与，不仅造成上万起冤假错案，更使贪渎成风，整个警察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难以找到一个不受贿、不徇私枉法的警员。

1973年，震惊世界的"葛柏案"爆发：时任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的巨额资产（相当于当时普通人工作200年的收入），而他的合法收入根本无法解释这些财富的来源。这一事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引发了香港市民的愤怒抗议，也促使港英政府痛下决心进行全面反腐。

那么，香港是如何从一个几乎"烂透了"的腐败城市，一步步变成如今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手段？

香港的“反腐之路”是从一个机构的成立开始的——廉政公署（ICAC）。

1973年，当时的总警司葛柏被发现贪污400多万港元，但因为他后台硬，竟然成功逃到英国。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香港市民，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彻查贪污。

在这种背景下，港英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ICAC），专门负责反贪。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是：

1. 独立运作——不受任何政府部门干涉，直接对特首负责。

2. 权力极大——可以调查任何公务员，甚至可以监听、搜查、逮捕。

3. 零容忍——不管贪污金额大小，一律严查。

最关键的是，廉政公署的经费直接来自香港政府财政，而不是依赖警方或其他部门，这从根本上切断了它与腐败势力的利益联系。

廉政公署成立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腐败最严重的警队。1977年，廉政公署发起代号"广为人知"的行动，大规模拘捕警员。这一举动引发了警队的强烈反弹，数千名警察游行至廉政公署总部搞“罢工抗议”，甚至包围了港督府。

面对警方的威胁，当时的港督麦理浩采取了两个关键措施：

1. 特赦令：宣布1977年1月1日前的轻微贪腐行为不予追究，避免大规模清洗导致警队瘫痪

2. 军事镇压：部署军队待命，随时准备应对警队叛乱

这一"软硬兼施"的策略最终平息了警队风波，但也为后续的彻底清查铺平了道路。

随后，廉政公署又采取了高压、铁腕的手段：

1. 秘密调查——派卧底警员，打入警队内部，收集证据。

2. 突击搜查——深夜突袭警察宿舍、办公室，抓现行贪污。

3. 抓“大鱼”——先从高层开始查，比如“四大探长”、警司级别的高官，让他们失去保护伞。

最著名的案例是“黎民祐案”。黎民祐是当时的高级警司，收黑钱、包庇黑帮，廉政公署直接带队抓捕，让他锒铛入狱。这一行动让整个警队震动，许多人害怕被查，纷纷主动退赃、自首。

与此同时，廉政公署还打击黑帮，断绝他们的资金来源。比如“洗钱”犯罪，廉政公署联合银行、金融机构，冻结黑帮资产，让他们无法继续运作。

经过几年高压打击，香港警队和黑帮的关系被彻底斩断。许多黑帮头目被捕，警队也重新整肃，贪污现象大幅减少。

廉政公署的成功还离不开其独特的卧底文化。这些特工往往需要长期潜伏在黑社会或腐败官员身边，甚至需要参与犯罪活动以获取证据。

例如，在打击黑帮"新义安"的过程中，廉政公署特工阿强（化名）伪装成毒品中间商，与黑帮头目称兄道弟长达两年。最终他成功策反了一名核心成员，获取了整个组织的犯罪证据。

"每次卧底回来，都需要心理辅导，"一位前廉政公署特工回忆道，"你不知道身边的人什么时候会突然掏枪。"

廉政公署的铁腕手段确实让香港迅速反腐，但这只是表面。香港能保持长期廉洁，更多靠的是法律+社会文化的重塑。

1.法律层面：严刑峻法，让贪污无路可走

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规定：任何公务员受贿，不论金额大小，一律重罪。甚至普通人行贿公务员，也会被判刑。赃款必须全部上缴，绝不退还。

这种“零容忍”政策，让贪污成本极高，很多人不敢冒险。

2.社会文化：廉洁成为全民信仰

香港廉政公署不仅抓贪官，还大力宣传“廉洁文化”：学校教育——从小教孩子“贪污是可耻的”。媒体监督——香港记者以"不怕死"著称，经常曝光高官丑闻，让贪官无处藏身。举报奖励——鼓励市民举报贪腐，可获最高10%的罚金作为奖励。

3.高薪养廉：让公务员"不想贪"

香港实行高薪养廉政策：警察月薪从1970年代的2000港元涨到现在的3万港元，高级公务员年薪可达百万港元，公务员退休金丰厚，贪腐成本极高。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香港反腐真的只靠法律吗？有没有“灰色手段”？

答案是：廉政公署确实有“非常手段”，但都在法律框架内。

比如：

“卧底警察”——廉政公署派警察卧底，表面上参与犯罪集团，实际上收集证据。

“秘密监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监听贪污分子的电话。

“诱捕”——让卧底假装行贿，引诱贪官上钩。

但这些手段都有严格规范，不能滥用。廉政公署的宗旨是“依法反腐”，而不是“以暴制暴”。

香港的经验表明，廉洁社会需要：

1. 独立机构：不受政治干预的反腐机构。

2. 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 公民意识：全民参与监督。

尽管香港的反腐成就举世瞩目，但香港模式也有其局限性：依赖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体系，高薪养廉政策难以复制，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

然而，香港的故事告诉我们：反腐不是靠“理想主义”，而是靠铁腕手段+法律制度+社会共识。一个曾经腐败透顶的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制度革新和社会动员实现蜕变。这对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面临腐败问题的国家或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