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惨烈的红军西征

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上，在红军经过长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后，就开始了抗战及内战，有不少人可能不知道，在会师后红军曾进行过西征，这次西征书本上是不咋提的，原因就是有点太惨重了，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红军经过五次反围剿，及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从出发时的30万部队，到长征结束后仅剩不到三万，人员损失极其严重，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的骨干力量，以及后来的军官团。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甘后，确定以陕甘根据地为立足点，但此时的红军的周围形势并不乐观，可以说很糟糕。

我们看下陕甘根据地外部情形，在陕甘根据地周围，东有山西王阎锡山晋绥军，南有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等，西南有中央军胡宗南整编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第十七军等，西有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马家匪军。各路国民党军队多达数十万之众，对陕甘根据地形成包围钳击之势。

这时的陕甘根据地内部状况也不容乐观，陕甘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物产匮乏，现在大家去看看这里也是一片贫瘠之地，更别提当年了。要想在这一狭小、贫穷的地方筹措粮食和物资保障红军供给，是非常困难的。正像彭大将军所说：“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四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

面临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长远发展和扩大影响力，只局促于这么小的地方肯定是不行，红军迟早要被困死，因此不可能采取“以巩固求发展”战略，而只能采取“以发展求巩固”策略，这就和诸葛亮北伐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定东征以求根据地巩固和红军影响力的扩大，此时晋西有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四军，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老闫经营的山西在经济、民生及教育上都比较好，在全国首屈一指，再加上山西西部和南部依黄河为天然屏障，东部有太行山脉，北部则是长城和沙漠戈壁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山西易守难攻，攻占山西对红军意义重大，可以解决红军许多困难。另外东征还能接近绥远和外蒙，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获得补充与援助，这对当时穷困的红军来说是很重要的。

1936年底红军开始东征，刚开始两个月一切顺利，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攻城略地，这让阎老西惊恐万分，晋绥军确实干不过红军，自己老家都要被干翻了，一筹莫展的阎老西只能无奈向老蒋求救，而这正是老蒋求之不得的事情，借剿匪以削藩一直是老蒋的惯用策略。老蒋令陈诚率中央军入晋，同时封锁黄河沿线，切断红军后路，企图来个瓮中捉鳖，敌我双方在山西境内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逼得红军不得不回撤，这次东征虽说失败了，影响力却扩大了，而红军并没受到太大损失，可以说是胜利，这也能看出中共高层的高明。

东征受阻后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就需要重新确定。前面讲过国队在南边布有重兵，且中共正在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便向南发展。向北则需渡过黄河进入绥远，只是绥远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地广人稀，对当时红军来说意义不大，唯一的选择只有向西边的甘肃、宁夏发展，从而控制河西走廊，背靠外蒙，打通国际路上生命线，前面也提到过这时红军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匮乏，西征能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西征就提上了日程。1936年5月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建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其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巩固扩大根据地，变陕甘根据地为陕甘宁根据地；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打通国际通道，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

其余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会有三大主力会师的目标呢？这是因为张国焘私自成立了“第二中央”，要搞分裂党的活动，在带领自己创建的四方面军南下进攻受挫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张国焘在与红二方面军汇合后开始北上，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才实现会师。

会师后张国焘就被解除四方面军指挥权，彭德怀带领的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接替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四方面军，此后中央命令四方面军尽快渡过黄河，去执行西征的宁夏战役计划，从而能够尽快打通国际路线，以便早日获取苏联援助的那多达1000吨的军火物资。

然而比较悲催的是，胡宗南率领的大军杀过来的速度太快，切断后续部队渡河，最终仅有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红5军，连同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等，匆忙地渡过了黄河，这些人加起来才有近2.2万人，在河西一带展开作战行动。

到了11月份，共产国际发来了一份电报，内容显示原本预定的援助物资移交地点发生了变动，改成了新疆哈密这个地方，就因为这样一个变故，这便意味着宁夏战役计划无法按照原计划推进，宣告失败了。

在胡宗南部连续攻击下，其已然成功打通了前往增援宁夏的通道，如此一来，河东红军与河西红军之间的联系就此被截断，西路军也就随之沦为了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这是悲剧的开始。

此时考虑到河西红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中央将河西红军改为西路军，任命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副主席，赋予他们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相关事宜的权力，以便更好地开展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对西路军的情况，中央给予的指示是让他们“暂且休息、等待时机”，并且着重指出他们需同南路军、北路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而张国焘虽然已回到中央，不在西路军指挥，但他持续沿着分裂主义的错误路线一意孤行，想要转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去抢占地盘，妄图以此割据一方，构建起属于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因此张国焘竟然私自下令让西路军孤立无援地朝着西边进发。

那么为什么陈昌浩和徐向前要听张国焘的呢？这是因为张国焘一手创建了红四方面军，陈和徐都是他的部下，而陈又是张国涛的死忠粉，而徐呢，朱德的一句话很能体现，他说徐“虽说相对稳当一些，只是一遇到事情就太过尊重政治委员所给出的意见了”，这就造成张国焘对四方面军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如此一来，陈昌浩等人在张国焘的影响下接连不断地向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部发去电报，态度十分强硬地恳请能够“先朝着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进发”。中革军委最终未能拗过他们，只好同意西路军朝着西行的路线进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烟稀少、粮缺水咸，此时西路军处境十分糟糕。

1936年11月16日至18日，红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家匪军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九军亦损失近半，达2400多人，随后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损失了四五千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这就有点死脑筋了。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红军主力全歼胡宗南一个师，粉碎了国军的进攻，同时我们熟悉的西安事变爆发，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趁此时机中央电令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进，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可陈昌浩复电中央，要打到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没法办的中央在次日又电令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然而，陈昌浩依旧顾若惘闻，继续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路线。

此后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致失败。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占领高台，这里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红军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不断消耗，而无必要补充，而陈昌浩却将部队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这就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被动挨打之中。

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20日，红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多说下这个董振堂，原为国军将领，后举行了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战斗，由于在长征中担任全军后卫工作，获得过"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就是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却战死在西征途中。

此时的西路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后，一方面组成援西军进行救援，一方面想通过政治谈判，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可"二马"并不同意。

到了2月21日，西路军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途中击溃了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仍能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至此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这种骚操作也是没谁了。

至三月中旬西路军虽说歼敌2.5万余人，但西路军也几近全军覆灭，部队大部被歼，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西征遭到惨败。

在这里大家应该会有个疑问，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呢？前面说过在倪家营子突围后，西路军边打边撤，向祁连山转移，在十分危难的形势下，中央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这时的徐帅其实是不想走的，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但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还是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去陕北的决定。

在东返途中，陈昌浩病倒在一个小村子里，留下养伤，徐向前只得一个人踏上了去陕北的征程。此时徐帅穿着翻白碴的破羊皮袄、戴着“开花”的狗皮帽子，又黑又瘦的脸庞，活脱脱五六十岁的老羊倌，在途中遇到西路军特务营的曹营长，两人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翻越六盘山，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经过千辛万苦，最终碰到了红四军参谋长耿飚，6月18日，徐向前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另外也要提一下王树生大将与李先念这两位传奇人物。

西路军失败后还剩下有3000人左右，决定分三路游击突围。李先念临危受命，带领左支队900多人，向西进入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腹地，然后在蘑菇台召开西征以来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攻打安西城、西进新疆，决定打安西也是以为是个软柿子，想搞点物资补充，然战事不利，久攻不下，损失三百多人，剩余的红军退至红柳园，再次遭到敌军包围，又损失一百多人，最终只剩400多人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陈云等前来接应，至1937年底这批人到达延安，至此西征结束。

和李先念相比，王树生大将的经历就显得传奇多了。

王树生的支队只有三百多人在祁连山打游击，在与敌周旋了三个多月，最后仅剩下十一人。这十一人在山口与敌人交火时，又牺牲了三个人，只剩八人。剩下的八人且走且战，来到了民勤县骆驼店，王树生认为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八人一起行动风险过大，于是又将八人分为两组，每组四人。比较倒霉的是，分兵的当晚王树生四人就遭到蒙古土匪两三百人的抢劫，幸好这帮人只劫财，也不认识王树生等人，王树生等四人交了枪和金戒指才死里逃生。在穷困潦倒下，四人只有一路乞讨向东而行，却在路上遇到卖字赚路费的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们五人结伴回延安，大家看一下这些人的意志是多么坚强。

只是祸不单行，他们五人在一个村庄要饭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误会，发生争执，王树生趁乱逃走，与其他人走散，最终他孤身一人走进了腾格里大沙漠，在沙漠里迷路差点渴死饿死，幸运的是王树声碰到好心人俞学仁，俞将水和粮食分给王树生，最终两人走出沙漠。

走出沙漠后俞学仁很佩服王树生的英勇事迹，俞自己打扮成盐贩子，让王树声打扮成自己的脚夫，一路护送他往革命根据地去，在路上，两个人又被抓住，被人关在破房子里，身份还差一点暴露，最后好不容易逃脱，在甘肃找到了红军部队，这才有后来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大家看看王树生的这段经历真是九死一生。

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导致红四方面军孤军深入，既无援兵的支援，又无兵源、弹药、粮食的补充，而且作战地区都是有利于国民党骑兵的作战，不利于红军进行运动战而导致的。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只是牺牲了当时占2/5的红军战士，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