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刻纹骨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内容提要：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刻纹骨版应为冠饰，通常两两拼合楔入冠冕前方使用。其纹饰以同心圆和麻点为主要构图元素，用对称的方式表现鸟的形象。这些构图元素和表现方式及对象最早可追溯至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及其后续的考古学文化，在河姆渡和良渚文化中多有发现，甚至在旧白令海文化以及后续因纽特人的遗物中也非常普遍。对于东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显示的跨年代文化相似性的解释，仍以张光直提出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假说最为合理，这也暗示了海洋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三星村遗址 骨版 冠饰“环太平洋的底层”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东南约7 千米，地处太湖西侧的茅山和长荡湖之间，遗址所在区域水网密布，年代大约为距今6500—5500 年。1993—1998 年，南京博物院与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清理出大量墓葬、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出土陶、玉、石、骨等各类遗物4000 余件［1］。其中，M636出土的4 件刻纹骨版［2］尤其引人注目，其形制和纹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所罕见。发掘简报提及“经拼对组合发现各片纹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3］，在后来编写的图录中，发掘者“根据器上分布的神秘纹样”，推断这些骨版“很可能与原始宗教、巫术、卜筮等有关”［4］。王鹏对骨版进行了拼合分析，发现它们是“两两成组，配合使用”，参考一些民族志资料，他认为骨版用于记事或作为凭证的“骨契”［5］。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由于骨版的许多细节未被揭示，其性质、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形制特征和纹饰

这4 件骨版呈扁平薄片状，长12.8～13.2、宽1.8～3.7、厚约0.2 厘米。正、背面均刻有同心圆以及由凹麻点组成的弧线或直线图案，此外在边缘处还有一些缺口和钻孔。骨版主体形状并非长方形而是接近梯形，特别是M636∶7 和M636∶8 最为明显，上下较短的一侧边缘有弧形凸出的段。

骨版两面的纹饰和痕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同心圆。骨版的主要纹饰为中心穿孔，周围管钻1 圈或2 圈的同心圆。数量众多，大小不一，但分布有规律。

第二类：未穿孔的麻点。分布于骨版的上下两侧和中心。麻点实际上构成线纹，上下两端的麻点呈直线状，中心的则多为弧形，并将一些同心圆围住，线纹与同心圆可能相互结合构成复合纹饰。

第三类：点状穿孔。主要分布于出段一侧的边缘，其数量和分布位置两两一致（M636∶5 和M636∶6，M636∶7 和M636∶8）。此外，M636∶5 在中心同心圆的两侧还各有2 个穿孔。仔细观察实物，可见穿孔之间有裂痕，故笔者推测它们应是当时为修补破裂的骨版所留。

第四类：缺口。呈半圆形或半三角形，仅位于骨版斜侧的边缘，上下各有1个。

骨版正面和背面［6］的纹饰略有不同，但除了上述修补所用的4 个穿孔外，同面的纹饰和痕迹均两两对称。根据这些特征，王鹏对骨版进行了拼合，结果表明它们确是两两成组，配合使用（图一）。本文认为其拼合方案是正确的。按照这一结果，骨版的纹饰应为同心圆和麻点构成的复合式图案，而穿孔之目的则是将两片成组的骨版沿着出段的一侧捆绑在一起。这样组合而成的骨版与该遗址中发现的“骨簪”M909A∶9（图二∶1）在形制和纹饰上均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它们是同类器物。简报提及的另外1 件长弧形的“骨簪”M677A∶1（图二∶2），因其纹饰和薄长的特征，可能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和使用场景。

图一// 骨版拼合后的形制和纹饰

1—4.正面（M636∶5、6、8、7） 5—8.背面（M636∶6、5、7、8）

图二//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2件“骨簪”（箭头处为凹槽和捆绑痕迹）

1.M909A∶9 2.M677A∶1

二、使用方法及性质

发掘者可能是根据M909A∶9 出段以及有类似刻纹的M677A∶1 呈长弧状的形态特征，将它们均命名为“骨簪”，并认为M909A∶9 是残留的簪帽，下方的簪体已失［7］。王鹏认为上述2 件“骨簪”与遗址出土的其他骨簪形态差异较大，且整体长度过长，已脱离了簪的实用性。根据骨版的纹饰以及组合式图案特征，参考一些民族学材料，他提出此类骨器应是用于刻符记事，或者一分为二作为某种凭证使用［8］。

骨版凸出的段是为了楔入其他器物所留，这一点发掘者也注意到了。但简报和王鹏的研究均忽视了骨版一侧的缺口（“骨簪”M909 A∶9 两侧都有）。这些缺口明显不是纹饰的组成部分，而应是作为绑缚槽使用。在“骨簪”和成组骨版的两个对称缺口之间还有绑痕，特别是M909A∶9 最为明显，且正反两面均有（图二∶1）。鉴于此，加之骨版正反两面都有纹饰，可以断定它们并非镶嵌在类似木材、皮革等物质上，而是相对独立地竖直使用，且骨版前后应有一定空间，足以展示正反两面的纹饰。那么，捆绑的方法和作用可能有两种：一是将一些诸如羽毛之类的小型饰品悬挂于骨版上，形成类似流苏的效果；二则可能将骨版与同类或其他器物平行串联，上下同时捆绑、固定。

M636 的4 件骨版分为两对，出土时叠放于墓主左胸（纹饰无法完全展示），其表面纹饰差异较大，缺口的位置也不契合，暗示它们已经脱离了原始位置和使用情境，应是从2 件复合式器物上取下的。而另外2 件“骨簪”在简报中也未介绍详细的出土情境。但同时期的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为讨论其使用方法提供了一些思路。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M5 曾出土过1 件象牙梳（M5∶2），形态与大汶口文化骨梳接近，只是梳背较长［9］。梳背的正反两面同样雕刻了数个同心圆纹饰。据简报描述，上方饰3 个同心圆和3 道凹弦纹；下方有2 排共6 个同心圆，中间以2 道凹弦纹隔开，最下1 排同心圆之间有弧状阴刻细线相连（图三∶1、2）。因保存较差，细节不清，但这种纹饰元素和构图方式与三星村遗址骨版几乎一致。该象牙梳出土于墓主头顶，杨晶认为此类梳着重对梳背加工和装饰，齿缝稀疏已失去实用功能，“当系冠饰的一种”［10］。浙江嘉兴周家浜遗址象牙梳（M30∶1）的发现则表明，到良渚文化时期，此类梳背已演变为墓葬中大量发现的玉冠形器（图三∶3）［11］，后者一般被认为象征了“神人”所戴的“介”字形冠［12］。由此推测，三星村遗址刻纹骨版与头饰（特别是冠饰）可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图三// 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出土象牙梳

1、2.吴家浜M5∶2 3.周家浜M30∶1

根据骨版需要楔入其他物体的特征和捆绑方法，以及主要用于头部装饰的使用情境，本文推测其更可能是插在冠冕前方的饰件，上面可能绑缚羽毛等饰品或与其他附件固定，类似冠徽，与汉代通天冠的“山”或有相似之处［13］。此外，M636 出土骨版上的纹饰具有明显的对称性和二方连续特征，不排除使用时还有多对相同的骨版顺序排列的可能性，其组合后的形态或接近扇形（图四）。

图四// 骨版捆绑复原示意图（以M636∶7、8背面为例，红色虚线为捆绑所用绳带）

因材料的易腐性和图像缺失，学界对于史前时期冠冕的研究不多。一般认为最早表现冠冕的图像资料出现于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1 件刻有“五叶植物”的陶块T213④A∶84（图五∶1），牟永抗认为它可能是陶质神冠［14］，且纹饰与载体一样，“都是有实际用途的冠”［15］。更明显的是陶盆T29④∶46 上的纹饰，两侧各刻一鸟，中间为兽目，上方的弓形图案即为冠饰（图五∶5）［16］。宋建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冠、神（兽目）和双鸟是可融为一体的［17］。这种冠冕到良渚文化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为“介”字形冠［18］，多佩戴于神人头顶，且神人的双眼（也用同心圆表示）和足部也具有鸟的特征［19］。此外，前文提及的良渚文化“冠形器”（瑶山M2∶1，图五∶6），本身也是一件鸟形器［20］。由此可知，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时期冠冕多与同心圆（代表鸟目或兽目）、鸟等因素密切相关，这种联系甚至影响了龙山文化时期大量玉神像的冠冕造型［21］。大汶口文化也有冠冕的图像，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过1 件大口尊79M17∶1（图五∶2）［22］，李学勤认为上面的刻纹是用羽毛装饰的冠冕［23］。该纹饰与河姆渡遗址的“五叶植物”纹饰非常相似，在南京北阴阳营（图五∶3）［24］和江苏常州寺墩遗址［25］也有发现。在其中间，楔入冠冕边缘竖立的不规则梯形符号与三星村遗址骨版形制颇为接近。巧合的是，一些符号内部还有大量的圆圈纹（图五∶4）。

图五// 部分史前时期冠冕图像

1、5.河姆渡T213④A∶84、T29④∶46 2、4.陵阳河79M17∶1、采集 3.北阴阳营H2∶1 6.瑶山M2∶1

牟永抗早就注意到神帽在萨满教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与良渚文化的冠冕进行比较［26］。事实上，“神帽是萨满与宇宙超世力量相交之桥”［27］，对通神发挥关键作用。人类学资料表明，这些神帽大多装饰鸟形、鹿角，有的会在前方边缘插数块版状物，还有的会垂下流苏遮挡面部，以达到护己卫神之目的［28］。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Inuit，旧称爱斯基摩人，Eskimo）在狩猎时也会佩戴兼具实用性和仪式性的帽子，来防止直射的阳光和更清晰地寻找海洋中的猎物。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 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了1 件尤皮克人（Yup’ik，因纽特人的一支）的狩猎帽，帽子前方两侧各装饰了1 件雕刻同心圆和线纹的海象牙版（图六∶1）［29］。同样的，美国国立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30］也收藏了1 件与之类似的来自阿拉斯加（Alaska）卡特迈岛（Katmai Ialand）的狩猎帽［31］，而该博物馆同时收藏的另外3 件帽饰同样为骨质、版状［32］，上面也雕刻了大量同心圆和线纹，其构图元素和模式与三星村遗址刻纹骨版的纹饰具有相当多的可比性（图六∶2）。

图六// 因纽特人的狩猎帽及骨帽饰

1.狩猎帽 2.骨帽饰

这些骨、海象牙版上的同心圆象征了鸟的眼睛，整个纹饰在于表现神鸟及其强大的捕食力量。“戴上这样的狩猎帽，猎人就化身为捕食的猛禽；此外，当他的灵魂之歌在水面回荡时，他就被赋予了翱翔于水面上的掠食者的力量。”［33］同样的狩猎帽及其上部的骨饰不仅存在于近代土著人群中，旧白令海文化（the Old Bering Sea Culture）的艾克文（Ekven）遗址发现过类似遗物，其年代可早至公元500 年前后［34］。

三、纹饰内涵及分布

三星村遗址刻纹骨版上同心圆、麻点构成的对称几何纹饰应当也是表现鸟的形象，其中同心圆象征了鸟最重要的眼睛，周围麻点构成的线则可能是眼眶。比如，M636∶5、6 拼接后中心即为鸟眼和眼眶（图七∶1）；另一组M636∶7、8 的正面中心与之类似，只是眼眶为两道麻点纹（图七∶2），背面略有不同，但中心仍为2 个巨大的鸟眼（图七∶4）。M909A∶9 中部同心圆的两侧有4 道对称的缺口，应是捆绑的位置所在，表明纹饰的主体不包括中间的2 个同心圆。假如将它们去掉，纹饰就变为上下对称的鸟纹，或为“对鸟”（图七∶5）。M677A∶1 则更为形象，前方为鸟的面部，弧形的后端可视作鸟的长尾。

图七// 三星村遗址骨版和牙镦上的鸟形纹饰

1.骨版M636∶5、6正面 2、4.骨版M636∶7、8正面、背面 3.牙镦M38∶3 5.骨版M909A∶9

上述构图元素和组合方式以及纹饰表达的对象，在三星村遗址出土的一件牙质钺镦饰上也有表现。M38∶3 呈鼓状，共有4 组两两对称的纹饰，其中前后均雕刻了大眼鸟纹，发掘者认为似枭（图七∶3）［35］。它的眼睛即为同心圆，上方同样雕刻了线纹眼眶。除此以外，单独的同心圆还具有装饰骨版边缘区域的功能，如M636∶5、6 上下还各有一组同心圆，M636∶7、8 上下各有3 排和2排同心圆。除了构成对称的风格外，或许也有反复强调鸟元素之目的。前文提及的良渚文化时期演变为冠形器的雕刻了数组同心圆纹饰的吴家浜象牙梳背，应当也包含了鸟的因素。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类似的元素、图案及其装饰风格最早可追溯至沅水中上游的高庙文化。高庙文化的白陶上多装饰戳印篦点纹，由此构成两组或多组绕器一周的对称图案，主题一般为“鸟负神兽”［36］。许多鸟的眼睛即用同心圆表示，此外，在该文化陶器的一些装饰带上也经常使用同心圆（图八）。后续的“松溪口文化”和“高庙上层文化”以及受高庙文化强烈影响的汤家岗文化［37］，依然保留了以戳印篦点纹构成对称图案的特征，只是对“鸟负神兽”的表现更加抽象化、几何化，且具有明显的二方连续风格。在长江下游地区，距离三星村不远的江苏溧阳东滩头遗址出土过1 件马家浜文化（或称“骆驼墩文化”）骨刀，上面也雕刻了4 个同心圆［38］；与马家浜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同心圆纹饰，往往作为鸟或兽的双眼出现（图九）；更晚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也是鸟）的眼睛也用同心圆表示。

图八// 高庙遗址陶器所见篦点、同心圆和鸟纹

1.折沿罐（05T11-02⑲∶33） 2.釜（05T11-02㉔∶10） 3.圈足碗（05T11-01㉔∶22） 4.圜底钵（91T2104㉔∶20）

图九// 河姆渡遗址部分遗物上的同心圆、点线纹饰

1.陶钵（T243④A∶235） 2、3.骨蝶形器（T224④B∶167） 4.骨片（T212④A∶53） 5.陶块（T33④∶98）

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中也偶见同心圆纹饰。它们往往分布在象征鸟纹的弧边三角的空隙，或者单独连续排列于器物口部，被称为“旋涡纹”。它们更多具有间隔装饰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纹饰的主体，与本文讨论的对象差异较大。它们更可能是起源自半坡、庙底沟文化以来的西部彩陶传统，而与长江中下游关系不明显。寺洼文化一些陶罐的肩部也偶见带状分布的同心圆纹饰［39］，但其内涵和来源尚不清楚。

辽西地区距今3800 年左右的内蒙古赤峰大南沟墓地出土数件长条形蚌饰，多位于墓主头部附近，应为头饰，其上雕刻对称排列的同心圆纹饰（图一〇）。其形制和功能与三星村遗址刻纹骨版相似，但来源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大南沟墓地出土人骨具有明显的北亚人种特征［40］。无独有偶，分布于北亚南端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 Basin）公元前18—前13世纪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发现了大量独特的石刻，多表现人面、猛兽、“星象”等图像（图一一），其中，同心圆纹饰是最常见的构图元素之一［41］。对于这些图像的意义，王鹏认为是表现佩戴鸟形饰物或神帽的萨满［42］。此外，该地区及附近地区一些年代不明的岩画上也大量使用同心圆元素［43］。

图一〇// 赤峰大南沟墓地出土同心圆蚌饰

1.M11∶1 2.M32∶1 3.M27∶11

图一一// 奥库涅夫文化石刻（改绘自［41］，图一一）

出人意料的是，前文提及的分布于东北亚和北极圈附近的旧白令海文化（图一二），以及后续的因纽特人都保留了大量由同心圆和点、线纹构成的对称性纹饰（图一三）。这些纹饰广泛应用在诸如镖枪（Harpoon）头、平衡器、弓箭、提手、冠饰、小型雕塑、耳饰等骨质或海象牙质物品上。这些纹饰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器物上可能有所差异，但在刻画动物或人的遗物中，同心圆大多用于表现鸟或兽的眼睛。还有研究者认为同心圆及其衍变的旋涡纹，可能与萨满在入迷状态下的幻象有关［44］。

图一二// 艾克文遗址出土旧白令海文化海象牙器

1.镖枪头（SMOA 387） 2.镖枪套（SMOA 144） 3.人面鸟饰件（SMOA 394） 4.面具（SMOA 417）

图一三// 因纽特人刻纹骨、海象牙器

1.桶（Kantag）提手 2.动物饰件 3.耳饰

四、“环太平洋的底层”

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已相当频繁［45］。在安徽繁昌缪墩［46］、江苏溧阳神墩［47］、浙江桐乡罗家角［48］等遗址零星发现的距今7000—6000 年左右的白陶，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长江中游高庙文化以及后续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远程影响。在此背景下，河姆渡、三星村、吴家浜等遗址发现的诸如同心圆、麻点纹等纹饰可能也吸收了白陶上纹饰的相关元素，且对神鸟的重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更大范围的相似性需谨慎对待，年代差异明显的文化或人群间关系显然无法用“传播”简单地一概而论。事实上，早在19 世纪30 年代末，发掘过旧白令海文化遗址的美国民族学家亨利·B·科林斯（Henry B. Collins）就发现，该文化及北美西北海岸因纽特人中流行的同心圆兽眼纹，与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高度相似，他由此推测，中国文明对这些地区有着强烈的影响［49］。随着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系统发掘和研究，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江下游地区。王仁湘和袁靖发现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蝶形器与白令海峡两岸发现的翼形器形态相似，应当都是镖枪尾端的平衡器（图一四）［50］。金文馨也注意到，河姆渡文化的“日鸟图像”在东北亚及北美部分印第安部落中均有相似例证，这些图像可能反映了共通的原始信仰［51］。笔者对淮河和长江下游诸如双墩、三星村和河姆渡等遗址大量出土的鹿角靴形器作过讨论，发现其形态与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和北美西部印第安人使用的勾形刮刀非常相似，均是刮整皮子的工具，这些地区在制革行为上或为同一系统［52］。曲枫在仔细比较了旧白令海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后，认为前者的兽面母题更可能源自良渚文化。他进而对“史前爱斯基摩文化”与中国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情境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前者包含许多来自河姆渡-良渚文化系列因素的结论。但他也坦言，如何解释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因子在这数千年间的大范围流动，且最后活跃在公元后的“史前爱斯基摩文化”中，仍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53］。

图一四// 河姆渡文化蝶形器、匕形器与旧白令海文化镖枪

1.蝶形器T18③∶14 2.匕形器T244④A∶124 3.平衡器 4.掷镖器 5.镖枪复原（1、2出自河姆渡遗址；3—5出自艾克文遗址）

目前看来，张光直提出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依然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最佳模型。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研究将萨满教从仅流行于西伯利亚和北极圈附近人群的宗教行为，扩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古老的文化现象［54］。受此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彼得·T·弗斯特（Peter T. Furst）等研究者利用萨满教理论对中美地区考古资料进行了新的阐释，并提出了所谓“亚美巫教”（Asian-American Shamanism）意识形态的八大特征［55］。张光直援引了这些内容，并对中国从仰韶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有关萨满教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归纳和总结［56］，进而将“亚美巫教”模式扩展至整个旧大陆的东部［57］。他认为中国文明与中美地区玛雅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58］，二者产生相似性的原因就在于上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已产生的与萨满教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环太平洋的底层”［59］。

这一模型的基础在于亚洲向美洲的大范围人群迁移，以及根植于迁徙人群文化深层的萨满教意识形态。有关前者的猜想早在16 世纪末就已出现［60］，至今仍然是学界的主流，并且不断得到考古学与生物学研究的支持和修正［61］。语言学和古DNA 的研究表明，在距今15000—1000 年，发生了数次从亚洲至美洲的人群迁徙，其中最近的两次大约在距今5000 年和距今1000 年左右［62］，并且，还有从美洲回流至东北亚的现象［63］。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史前人群迁徙的图景，假如还有更多的特别是来自东亚沿海地区的古DNA 数据，可能会对以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相似遗存之间的巨大年代差异）有更深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韩康信对三星村遗址人骨的测量和研究发现，相对于包括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龙虬庄文化以及华南新石器文化等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人群而言，三星村遗址出土人骨与中国山东临淄的周—汉代和西日本弥生文化（时间段相当于东周—汉代）发现人骨的多变量形态特征更为接近［64］。这些现象均暗示了史前乃至历史时期人群流动的频繁性和复杂性。而关于这些迁徙人群是否已经具有了萨满教的意识形态，或者那些相似的文化表征是否都应归因于萨满教的影响，则是学者争论的话题。不少研究者对张光直的“泛萨满”式研究进行批评，其原因就在于此［65］。许多问题可能无法通过考古学解决，或者以现阶段的考古资料还不足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仍是东北亚地区和北美西北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或许是相对恶劣和封闭的环境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始终不多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始终不高。从旧白令海文化到近代的因纽特和印第安土著，文化的面貌相对变化不大，保留了很多古代人群的文化特征。假如能发现比旧白令海文化更早的史前遗存，或许有利于“环太平洋的底层”模型的丰富和补缺。尽管如此，就本文讨论的三星村遗址刻纹骨版与东北亚和北美西北部等地区类似遗物和纹饰的相似性而言，“环太平洋的底层”仍不失为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模型。

五、结语

三星村遗址出土的刻纹骨版并非骨簪或“骨契”，而更可能是冠饰，通常两两拼合楔入冠冕前方使用。其纹饰以同心圆和麻点为主要构图元素，用对称的方式表现鸟的形象，整个冠冕或可称为“鸟纹冠”。这些构图元素、方式以及表现对象最早可追溯至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在河姆渡和良渚文化中也多有表现。分布于东北亚、北美西北部和北极圈附近的旧白令海文化以及后续的因纽特人同样大量使用由同心圆和点线纹构成的对称性纹饰，并且这些纹饰也用于狩猎帽上，表达对猛禽捕食力量的崇拜，这与三星村遗址鸟纹冠饰类似。不仅如此，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些地区的史前及近代土著文化中包含了大量可能来自中国新石器时代或商周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河姆渡-良渚文化的相关因素。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仍以张光直提出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更具说服力。尽管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表示异议，但近年的考古学和生物学研究似乎正在不断丰富和修正这一假说。

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暗示了海洋在史前时期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古DNA 的研究表明，东亚沿海地区是史前时期人群迁移的重要通道和地点［66］。并且，在距今14 000 年左右，分布于中国西南边疆的“蒙自人”已经与最早的美洲原住民存在深度的祖源遗传联系，而这种基因的联系明显是通过太平洋海岸实现的［67］。因而不可低估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海洋性。浙江跨湖桥［68］、井头山［69］、田螺山［70］和河姆渡［71］等遗址发现有独木舟、船桨和一些海洋动物遗骸，山东长岛大竹山附近海域出土过1 件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夹砂陶釜［72］，浙江舟山群岛上分布着大量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遗址［73］，均展现了当时人群利用海洋获取资源并进行远程迁徙的能力。焦天龙发现，在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中，有较大比重的海湖渔猎经济［74］；张弛、洪晓纯讨论过河姆渡文化人群的海洋适应性［75］，而关于它和南岛语族的关系，也有不少研究成果［76］。这些考古资料及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尤以对河姆渡文化探讨最多，但是，对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与之年代相当且交流密切的马家浜文化［77］则较少涉及。距今7000 年以后，太湖地区大多为湖沼环境且杭嘉湖平原还有因海侵产生的大片潟湖［78］，水路应是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这让许多遗址与沿海人群之间的交流并无想象中那么困难，它们与海洋的关系可能也需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