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个女知青，谁都不理就爱找我说话，我娘却让我离她远一点

（下面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故事都是完结篇，没有连载，来源于生活，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本文采用的第一人称书写，人物姓名都是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村里来了个女知青。

她谁都不理。

就爱找我说话。

城里来的，真怪。

我娘却让我躲远点。

她说，那不是咱能惹得起的人。

我偏不信。 她到底是谁？

我娘又在怕什么？ 一个秘密，埋了三十年。

我叫耿长生，生在红旗飘扬的年代，长在晋西北一个叫“石匣子”的小山村。我们村，穷得叮当响，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风一刮，那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人，祖祖辈辈都跟土地打交道，信奉“多出汗，少说话”的道理。我爹耿建军就是个中典范，一个闷葫芦，一天到晚除了下地，就是摆弄他那些农具，你能从他嘴里听到最长的一句话，就是“吃饭了”。

真正当家的，是我娘罗巧珍。我娘是个厉害角色，嗓门大，手脚麻利，村里东家长西家短，没有她不知道的。但她对我，却有着一种近乎严苛的管束，尤其是那件事之后，她看我的眼神里，总像是藏着一把锁，一把我看不懂的锁。

那年我十八，高中毕业回乡，在村里当了个民办教师，教几个半大孩子认字。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了。可我心里清楚，我那点墨水，也就只够在村里显摆显摆。我真正的爱好，是偷偷用树枝在河边的沙地上练字，学着报纸上的字体，写一些自己都看不太懂的诗。我觉得，那字里行间，藏着一个比“石匣子”村大得多的世界。

故事，就要从那个叫舒雅兰的姑娘，踏上我们村那片黄土地的时候说起。

那是1975年的秋天，村口的土路上开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尘土飞扬，颠颠簸簸地停在了大槐树下。车上跳下来几个男男女女，穿着我们从没见过的干净衣裳，一脸的迷茫和新奇。他们就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

在那个年代，知青下乡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村前几年也零星来过几个，但没多久就都想办法走了。可这一批不一样，他们一来就是七八个，而且，里面有舒雅兰。

她跟别人都不一样。别的知青，要么咋咋呼呼，对什么都好奇；要么愁眉苦脸，显然是心里不乐意。只有她，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垂在胸前。她的皮肤很白，是那种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都晒不出来的颜色，像瓷器。她不说话，只是用一双清澈得像山泉水一样的眼睛，静静地打量着这个即将成为她“第二故乡”的地方。

村长老石大山招呼着大家去知青点安顿，那是一排临时腾出来的旧瓦房。村民们都围着看热闹，特别是那些光棍汉，眼睛都快长到女知青身上去了。我也在人群里，倒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种我说不出来的味道，那是“外面世界”的味道。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舒雅兰身上。她好像感觉到了，也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就是那一眼，我们的故事，便拉开了序幕。她没有像别的女知青那样，看到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村青年就立刻避开目光，反而冲我，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一下，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有点乱。

知青们的到来，给死水一潭的村子带来了些许波澜。他们一开始还保留着城里人的习惯，不习惯天不亮就下地，也不习惯吃我们这的粗粮窝头。可肚子饿是最好的老师，没过多久，他们就都学着适应了。男知青跟着爷们儿下地挣工分，女知青就干些割草、喂猪的轻省活儿。

可那个叫舒雅兰的姑娘，依旧是个“异类”。她干活很卖力，从不偷懒，但就是不爱说话，尤其是跟村里的年轻人。村里的后生小子们，想跟她说句话比登天还难。她总是干完活就一个人回到知青点，捧着一本书看。我听别的知青说，她看的书，他们都看不懂。

怪就怪在，她不理别人，却偏偏爱找我说话。

第一次，是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扛着锄头，胳膊下夹着几本学生的作业本。她也刚从地里回来，背着一小捆猪草。我们在田埂上迎面遇上。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低着头走过去。

“你是村里的老师吧？”她却先开了口，声音不大，但很好听，像山里百灵鸟的叫声。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嗯，耿长生。”

“我叫舒雅兰。”她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我看到过你在河边沙地上写的字，写得真好。”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没想到被她看见了。我支支吾吾地说：“瞎写的，瞎写的。”

“不是瞎写。”她很认真地说，“你的字有风骨，练过吧？”

我更不好意思了，挠着头说：“没，就跟着报纸上的字瞎描。”

“那也很了不起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真诚的欣赏，“以后，我可以向你请教吗？我的钢笔字写得不好。”

一个城里来的、有文化的知青，要向我一个农村的民办教师请教写字？我当时觉得，这比地里长出金元宝还不可思议。这事儿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下巴都得惊掉。从那天起，我们就算认识了。

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候是在河边，她看我写字；有时候是在田埂上，她会问我一些关于庄稼的问题，比如高粱和玉米有什么区别，谷子什么时候收割。她对什么都好奇，但她的好奇和别的知青不一样，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打探，而是一种平等的、真诚的求知。

我发现，和她说话，一点都不累。她懂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她给我讲过一个叫“安徒生”的外国人写的故事，说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她还告诉我，地球是圆的，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不停地转动。这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子里一扇又一扇的门。我觉得，我不再是那个只认识“石匣子”村的耿长生了。

可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我娘罗巧珍的耳朵里。村里嘴最碎的刘翠芬大婶，那天看到我和舒雅兰在河边说话，没过半天，整个村子都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刚端起饭碗，我娘就沉着脸开了口。

“长生，”她把筷子在桌上重重一磕，声音冷得像冰，“我跟你说个事。”

我爹在一旁默默地扒拉着饭，连头都没抬，他知道，我娘要“开堂会审”了。我妹妹耿小满也吓得不敢出声。

“娘，啥事啊？”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叫舒雅兰的女知青，你以后离她远一点。”我娘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为啥？”我脱口而出，“人家挺好的，有文化，还懂礼貌。”

“好？”我娘冷笑一声，“长生啊，你还是太年轻。城里来的姑娘，心眼多着呢。她看上你啥了？看上你是个教书的？别傻了！人家那是拿你当梯子，想找个机会回城呢！你个傻小子，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娘，你想多了，我们就是说了几句话，聊聊写字的事。”我试图辩解。

“写字？我看是写情书吧！”我娘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我告诉你，耿长生，我们这种家庭，攀不上人家那高枝！你给我安安分分地在村里待着，将来娶个本分姑娘，好好过日子。别整天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我没做梦！”我有点急了，也站了起来，“娘，你根本不了解她，你不能这么说人家！”

“我不用了解！”我娘的眼睛红了，声音里竟然带了一丝颤抖和恐惧，“总之，我说的你必须听！你要是再跟她来往，就别认我这个娘！你……你会害了我们全家的！”

“害了全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一个女知青说几句话，怎么就严重到“害了全家”的地步？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那晚，我和我娘大吵一架，不欢而散。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跟我娘顶嘴。我心里又气又委屈，我觉得我娘变得不可理喻。她以前虽然严厉，但都是讲道理的，这次，她却像一头被惹怒的母狮，不分青红皂白。

我爹把我拉到院子里，递给我一袋烟叶，叹了口气：“长生啊，听你娘的吧。她……她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为我好就把我往傻子堆里推吗？”我气冲冲地说。

“你娘她……她有她的苦衷。”我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那晚，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娘那句“你会害了我们全家”像一口钟，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一个柔弱的女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我娘到底在害怕什么？这背后，一定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娘的警告，像一道无形的墙，横在了我和舒雅兰之间。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她。在路上遇到了，我就低下头快步走过；她来找我说话，我也总是三言两语就找借口离开。

我能感觉到舒雅兰的失落和不解。有一次，她在知青点的井边打水，看到我，眼睛一亮，刚要开口，我却像见了猫的老鼠，挑着空水桶绕道走了。我能感觉到，她那道明亮的目光，在我身后，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又堵又沉。我开始失眠，上课的时候也总是走神。学生们在下面闹，我都没有察觉。舒雅兰教给我的那些“外面的世界”，和我娘画下的那道“危险的红线”，在我脑子里打架。

村里的风言风语也渐渐平息了，大家看我不再搭理那个女知青，刘翠芬大婶又有了新的谈资：“我就说吧，罗巧珍家那小子，是个老实人，哪是城里姑娘的对手，幸好他娘精明，及时把绳给拽回来了。”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慢慢过去。我和舒雅兰，就会像两条本不该相交的线，错开后，便各自远去。

然而，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

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天气骤然变冷。我妹妹耿小满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说胡话。我娘急得团团转，给她盖了好几层被子捂汗，又去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来了，看了看，也只会那老三样，给喂了点退烧的药片，又扎了几针，但丝毫不见好转。小满的脸烧得通红，呼吸越来越急促。

“这……这病来得凶，我怕是……是脑膜炎啊！”赤脚医生擦着汗，为难地说，“得赶紧送县医院，晚了怕是要烧坏脑子！”

一句话，像晴天霹雳，劈在我娘头上。县医院？离我们村有七八十里山路，路又不好走，天又这么黑，怎么去？就算去了，我们家这点积蓄，够不够看病还是个问题。

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抱着小满，嘴里不停地念叨：“我的儿啊，是娘没用，是娘没用啊……”我爹在一旁急得搓着手，一个劲地抽着旱烟，一屋子的人都束手无策。

就在这全家陷入绝望的时候，我脑子里，像一道闪电划过，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舒雅兰！

我记得她跟我说过，她的父亲是城里大医院的医生，是个很厉害的外科专家。也许，她会懂一些急救的知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娘要是知道我去找她，非打断我的腿不可。可是，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妹妹，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救命要紧！

我猛地站起来，对我爹说：“爹，我有办法了！”

说完，也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转身就冲出了家门，直奔村东头的知青点。

深夜的村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跑得飞快，脚下的石子硌得我生疼。知青点里，只有一间屋子还亮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我冲到门口，也顾不上礼貌了，一边砸门一边喊：“舒雅兰！舒雅兰！你在吗？快开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舒雅兰举着煤油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长生？出什么事了？”

“我妹妹……我妹妹快不行了！”我上气不接下气，把情况飞快地说了一遍。

舒雅兰的脸色立刻变得凝重起来。她连外衣都来不及穿，只披了一件褂子，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对我说道：“别慌，带我过去看看！”

我们俩一前一后，往我家跑去。路上，她问得很详细，小满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有没有抽搐，肚子疼不疼。她的镇定，让我慌乱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一进家门，我娘看到我身后的舒雅兰，先是一愣，随即就要发作。可她看到女儿那痛苦的样子，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

舒雅兰没有理会任何人，径直走到炕边。她先是用手探了探小满的额头，又翻了翻她的眼皮，然后，她把手轻轻地按在小满的右下腹。

“啊！”原本昏迷的小满，竟然痛得叫了一声。

舒雅兰的脸色彻底变了。她站起来，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们说：“这不是脑膜炎，是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了，再不送医院，会有生命危险！”

“阑尾炎？”我们全家都懵了，这是个什么病？从来没听说过。

“来不及解释了！”舒雅兰的语气非常急切，“必须马上送县医院做手术！立刻！马上！”

她看着我爹，飞快地说：“大叔，你赶紧去找村长，借村里的牛车！长生，你去找几个年轻人帮忙！快！”

她的冷静和果断，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连一向说一不二的我娘，此刻也六神无主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忘了之前的敌意。

“听她的！快去！”我娘突然像是醒了过来，对我爹和我喊道。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打仗一样。我爹去找村长石大山，我跑去找了村里几个要好的伙伴。舒雅兰则指挥着我娘，用布巾蘸上井里的凉水，不停地给小满做物理降温。她还从自己的小布包里，拿出几片我们不认识的药，碾碎了兑水，小心地喂给小满。

牛车很快就备好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小满抬上车。临走前，舒雅兰突然说：“走大路太慢了，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翻过后面的卧牛山，能省一半的时间！”

所有人都惊呆了，那条路，本地人都很少走，尤其是在晚上，非常危险。

“你……你怎么知道？”我忍不住问。

她看了我一眼，说：“我白天采草药的时候走过，记得路。”

我娘此刻已经完全信服了她，对我们说：“就听舒雅兰姑娘的！”

让人意外的是，舒雅兰坚持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她说她不放心。更让人意外的是，我娘这次竟然没有反对，她抓着舒雅兰的手，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于是，我，我爹，还有舒雅兰，赶着牛车，在几个年轻伙伴的护送下，踏上了那条通往县城的、未知的山路。

夜色如墨，山路崎岖。牛车颠簸得厉害，我爹紧紧地抱着小满。我则提着马灯，在前面照路。舒雅兰就走在我身边，时不时地提醒我脚下哪里有坑，哪里有滑石。她的沉着，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只能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和大家沉重的喘息声。

翻过山梁的时候，风特别大，吹得马灯的火苗乱窜。我们找了个背风的石坳稍作休息。

我爹看着昏睡中的小满，眼圈红了，他转过头，对着舒雅兰，用一种极其生涩的语气说：“舒……姑娘，今天……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舒雅兰摇了摇头：“大叔，别这么说，救人要紧。”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我娘，突然发出了一声压抑的、痛苦的呜咽。

她看着舒雅兰，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恐惧。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她一层一层地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块玉佩。那块玉佩的成色并不算好，甚至还有一点瑕疵，但在昏暗的马灯光下，依然泛着温润的光泽。

“舒姑娘……”我娘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你……你认识这个吗？”

舒雅兰接过玉佩，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突然，她的手抖了一下，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娘：“这……这是我爹的……你怎么会有？”

我娘的眼泪，瞬间就决堤了。她“扑通”一声，竟然对着舒雅兰跪了下去。

“娘！”我大惊失色，赶紧去扶她。

可我娘却死死地跪在地上，任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她嚎啕大哭，像是要把积攒了一辈子的痛苦和秘密，都哭出来。

“姑娘啊……我对不起你爹！我对不起你们舒家啊！”

在那寂静的、寒风呼啸的山坳里，我娘断断续续的哭诉，揭开了一个埋藏了三十年的秘密，一个关于恩情、恐惧和背叛的故事。

原来，在三十多年前那个饥荒的年代，我娘罗巧珍还是个十几岁的孤女。她的亲人都饿死了，她一个人流落到了我们“石匣子”村，靠着吃草根树皮活命，眼看就要不行了。

就在她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个从城里下来巡回医疗的医生救了她。那个医生，不仅给她吃的，给她治病，看她孤苦无依，临走的时候，还把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块玉佩，留给了她，并且给了她一些钱，让她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

那个医生，就是舒雅兰的父亲，舒文博。

我娘说，舒医生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恩人，是她的再生父母。她把那块玉佩当成命根子一样藏了起来。

可是，没过多久，一场风暴席卷而来。舒医生因为出身问题，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我们村，调查他的“罪证”。

当时，村里人人自危。有人说，谁要是跟舒文博有牵连，就是立场有问题。年幼的我娘，被吓坏了。她害怕，她恐惧。在工作组的逼问下，她因为极度的恐惧，做了一件让她悔恨终生的事。

她否认了。

她不仅否认舒医生救过她，还在那种高压的氛围下，违心地说了几句批判他的话。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想活下去。她以为，只要撇清关系，就能保住自己。

正是她这几句违心的话，成了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成了舒医生“罪证”的一部分。

从那以后，这件事就成了我娘心里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她感激舒医生，却又背叛了恩人。这份巨大的愧疚感，像一块石头，压了她半辈子。她把那块玉佩深深地藏起来，不敢示人，那既是恩情的见证，也是她背叛的烙印。

后来，她嫁给了我爹，生下了我们。日子虽然苦，但她总是教导我们要本分，要善良，仿佛想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赎罪。

当舒雅兰，这个姓舒的、从城里来的、父亲还是个医生的姑娘出现时，我娘内心的恐惧和愧疚，瞬间被放到了最大。

她害怕啊！她怕舒雅兰是来“寻仇”的，是来揭开她那道丑陋的伤疤的。她更害怕面对恩人的后代，她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舒家的任何一丝善意。所以，她才那么极端地阻止我跟舒雅兰接触，她想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

她那句“你会害了我们全家”，不是怕舒雅兰害我们，而是怕她的秘密一旦被揭开，这个家会在精神上彻底垮掉，她会在我们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真相大白，我和我爹都震惊了。我们谁都没想到，一向刚强、泼辣的母亲，心里竟然藏着这么沉重、这么痛苦的往事。

舒雅兰也听得泪流满面。她扶起我娘，把那块玉佩，轻轻地放回我娘的手心。

她哽咽着说：“婶子，你快起来……我爹他……从来没有怪过任何人。”

舒雅兰告诉我们，她的父亲后来被平反了，但身体也被彻底搞垮了，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在世的时候，他常常提起，当年在晋西北一个叫“石匣子”的地方，救过一个可怜的小姑娘，还把祖传的玉佩送给了她。他从没提过什么“背叛”，只是一遍遍地跟舒雅兰说，不知道那个小姑娘后来过得好不好。

“我爹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舒雅兰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他还说，善良的种子，只要种下去了，总有一天会发芽，不必强求能看到它开花结果。婶子，我爹要是知道你把孩子们教养得这么好，这么善良正直，他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欣慰的。”

听到这些话，我娘再也控制不住，抱着舒雅兰，哭得像个孩子。那哭声里，有无尽的忏悔，有沉冤得雪的释放，也有一生愧疚终得宽恕的解脱。

那一刻，山风停了，夜色似乎也变得温柔。我看着眼前相拥而泣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父亲恩人的女儿，她们之间，隔着三十年的光阴，隔着天大的误会和愧疚，但最终，被一种叫做“善良”和“原谅”的东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娘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是怎样深沉的煎熬。

后来，小满的手术非常成功，她很快就康复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因为这次“生死考验”和“真相大白”，变得比亲人还亲。罗巧珍和我娘，成了无话不谈的“母女”。我娘把她半辈子最好的手艺都拿了出来，变着法儿地给舒雅兰做好吃的，仿佛要把当年欠舒家的那份情，一点一点地，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回去。

几年后，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舒雅兰要回城了。我们全家，还有全村的人，去送她。我娘拉着她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眼泪就没干过。

从那以后，我们书信不断。我和舒雅兰，成了一辈子的知己。我们聊生活，聊工作，聊各自的家庭。那份在特殊年代结下的情谊，比任何感情都来得纯粹和坚固。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我的孩子们常常听我讲起这段往事。我书桌的相框里，还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我，和笑靥如花的舒雅兰，背景，就是我们村那条弯弯的小河。

我娘用半生的愧疚，守着一个秘密，也守住了我们一家的良心。这世上，有一种恩情，叫不敢相认，也有一种善良，叫选择原谅。

各位老朋友，你们生命中，是否也曾遇到过那么一个让你又敬又怕、多年后才恍然大悟的人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