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之乱：19世纪中叶西北的血色记忆与民族悲剧

1873年7月，甘肃肃州（今酒泉）城头，清军提督刘锦棠望着城下跪降的最后一股回民武装，长舒一口气。这场持续11年、波及陕甘宁青四省的“东干之乱”（清廷称“同治回乱”，西方史学家谓“东干战争”），终于以回民武装的溃败告终。但这场被称为“中国近代最惨烈族群冲突”的战乱，留下的不仅是2500万死亡的数字，更是一段被血与火浸透的民族记忆，它撕开了清王朝统治下西北社会的深层裂痕，也让“回汉仇恨”的种子在西北大地生根，至今仍在历史的褶皱中隐隐作痛。

一、血色序幕：西北社会的“三重高压锅”

要理解“东干之乱”的爆发，必须回到19世纪中叶的西北。这片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广袤土地，此时正处在清王朝统治的“黄昏时刻”，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与经济压迫如同三重高压锅，最终在1862年的陕西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索。

（一）民族与宗教：被制度性扭曲的关系

清代西北的民族格局，是“以汉为主、回蒙杂居”的多元结构。但清廷的民族政策，却将回族置于“二等公民”的位置。法律上，《大清律例》规定“回民斗殴，加等治罪”；行政上，陕西、甘肃的回民聚居区被分割为“回庄”，与汉民村庄隔离；经济上，回民被禁止从事科举、经商以外的职业，土地兼并严重，陕西渭南的回民地主马化龙，虽拥有万亩良田，却因“回民不得置产”的潜规则，始终被汉官视为“异类”。

宗教差异更被放大为对立。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与汉民的儒家文化，在婚丧嫁娶、饮食禁忌等日常细节中屡生摩擦。1862年春，陕西华州（今华县）汉民与回民因“买竹”纠纷爆发冲突：回民购买竹竿修建清真寺，汉民地主以“破坏风水”为由阻挠，双方械斗致数十人死亡。这本是局部民事纠纷，却被地方官员刻意渲染为“回民叛乱”的信号，成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二）经济崩溃：苛政与灾荒的双重绞杀

西北的经济困境，是战乱的根本动因。乾隆后期，清廷为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在西北驻军百万，军费全靠当地摊派。至道光年间，陕西田赋已占农民收入的60%，甘肃更达70%。1860年代初，黄河流域连遭旱灾，陕西“赤地千里，树皮食尽”，甘肃“人相食，犬狼食人”。

但清廷的赈灾体系彻底失效。陕西巡抚瑛棨将80%的赈灾粮挪用修缮官署，甘肃布政使崇保甚至克扣灾民“口粮折银”，强制以高价购买官仓陈粮。回民本就因宗教习俗（如禁食猪肉）被排除在汉民慈善团体之外，灾荒中更陷入“易子而食”的绝境。正如起义领袖白彦虎后来所言：“官逼民反，回民不反，只有死路一条。”

（三）政治腐败：官员的“以回制回”与“养寇自重”

清廷对西北回民的统治，依赖“以回制回”的权术。陕西提督穆图善、甘肃总兵陶茂林等将领，一面镇压起义，一面收编回民武装为己所用。这种“养寇自重”的策略，导致起义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战火越烧越旺。

更恶劣的是，部分官员借“平乱”之名鱼肉百姓。1863年，陕西团练大臣张芾为筹集军饷，强征回民商队的骆驼、马匹，甚至屠杀无辜回民“立威”。此举彻底激化了矛盾，原本分散的回民起义队伍迅速联合，形成以任武、洪兴、白彦虎为核心的反清联盟。

二、从陕西到中亚：白彦虎的“血色西征”

在“东干之乱”的众多领袖中，白彦虎是最具争议的人物。这个出身陕西泾阳回民家庭的青年，从普通“阿訇弟子”成长为割据一方的“东干王”，其军事才能与残暴行径，共同构成了这场战乱的残酷注脚。

（一）崛起：从“护教”到“反清”的转变

白彦虎（1830-1882），字万喜，小名白素，早年以“精通经典、善使双刀”闻名乡里。1862年华州“买竹案”后，他加入回民起义军，因作战勇猛被推举为“十八大营”统帅之一。与其他领袖不同，白彦虎更具战略眼光：他反对盲目进攻西安，主张“避实击虚，联结甘宁”；同时，他严格约束部众“不杀无辜汉民”，初期在陕西回民中口碑甚佳。

但随着战局恶化，白彦虎逐渐走向极端。1864年，清军围困西安回民军，白彦虎为突围，纵火烧毁城郊汉民村庄十余座，屠杀老弱妇孺近千人。他在军中宣称：“汉民助官杀回，回民当灭汉报仇！”这种“以暴制暴”的逻辑，彻底将他推向了“种族清洗”的深渊。

（二）西逃：从中亚到俄国的“屠戮之路”

1868年，清军在左宗棠指挥下反攻陕西，白彦虎率残部西撤甘肃。此时的他，已从“护教者”变为“杀人魔”。据《平回志》记载，他的部队“每过汉村，鸡犬不留；遇妇孺，或掳为奴，或乱箭射死”。1870年，白彦虎攻占宁夏金积堡，屠杀回汉百姓两万余人，甚至将投降的清军士兵“剖心祭旗”。

1873年，左宗棠攻克肃州，白彦虎溃逃至新疆。他并未停止暴行：在喀什噶尔，他煽动回民屠杀当地汉商；在伊犁，他的部众与哈萨克部落冲突，纵火焚烧牧民帐篷。最终，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国境内，被沙皇政府安置在中亚楚河流域。即便如此，他仍未收敛：1877年，他在七河地区袭击中国商队，劫掠财物并杀害商人，被沙俄当局警告“再犯则驱逐”。

（三）争议：“英雄”还是“屠夫”？

白彦虎的形象，在历史叙述中始终分裂。回族民间视他为“抗清英雄”，流传“白彦虎智斗左宗棠”的故事；但汉民记忆中，他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这种对立，本质是历史叙事的“族群滤镜”。

客观而言，白彦虎的残暴并非个例，而是战乱中“以暴制暴”的缩影。但他的“西征”将战火引至中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亡，其责任不可推卸。正如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东干人历史概述》中写道：“白彦虎的军队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抢劫和屠杀，他们摧毁的不仅是清军的防线，更是西北的文明。”

三、2500万死亡的背后：一场被遗忘的文明浩劫

“东干之乱”的死亡人数，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清廷官方统计为“陕甘两省阵亡官兵及被难百姓共2000余万”，但现代学者马长寿通过实地调查修正为“约2500万”，其中包括：

直接死于战乱的：1200万（汉民700万，回民500万）；

饿死、病死的：800万（因农田荒废、瘟疫蔓延）；

流离失所致死的：500万（逃亡途中冻饿而亡）。

这场浩劫对西北的破坏，是全方位的：

（一）人口锐减：百年难以恢复的创伤

陕西人口从战前的1200万锐减至战后的300万，甘肃从1900万降至400万。许多村庄“十室九空”，如陕西大荔县，战前有12万人口，战后仅存8000人。人口结构的断裂，导致西北“汉回杂居”的传统被打破，部分地区形成“纯回村”或“纯汉村”，族群隔离加剧。

（二）经济崩溃：从“天府之国”到“不毛之地”

陕西关中平原曾是“关中熟，天下足”，战乱后“田亩荒芜，荆棘丛生”；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因灌溉系统被毁，沦为“风沙之地”。回民传统的“茶马贸易”“皮毛商队”也因战乱中断，西北经济倒退至少百年。

（三）文化断层：宗教与习俗的撕裂

战乱中，大量清真寺、汉民祠堂被焚毁，经卷、族谱散佚。回民的“尔林”（宗教教育）体系崩溃，许多儿童失去学习机会；汉民的“乡约”“族规”也被破坏，传统的宗族社会瓦解。这种文化创伤，至今仍在西北部分地区留下印记，某些村庄仍保留“回汉不通婚”的习俗，便是历史的余波。

四、历史的镜鉴：仇恨的种子与和解的可能

“东干之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回民失去了家园与信仰的根基，汉民承受了血与火的苦难，清王朝则加速了灭亡。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战乱留下的“仇恨遗产”。

（一）“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起义初期，回民的目标是“反抗压迫”，但随着白彦虎等领袖的激进转向，“反清”演变为“灭汉”，最终陷入“冤冤相报”的死局。这种逻辑，在近代中国的族群冲突中反复出现，教训深刻。

（二）清廷的责任：统治失序与“分而治之”

清廷对西北的民族政策，本质是“利用矛盾维持统治”。一方面，它纵容官员压迫回民；另一方面，又用“以回制回”消耗反抗力量。这种“鸵鸟式”统治，最终养痈成患。

（三）和解的艰难：记忆与现实的碰撞

直到今天，陕甘地区的部分老人仍保留着对“东干之乱”的记忆。陕西渭南的汉民后裔会说“当年回回杀了我们全村”，甘肃临夏的回民老人则念叨“白彦虎是被官逼的”。这种记忆的对立，需要通过历史教育与民间交流来弥合。

结语：血色记忆中的民族觉醒

“东干之乱”已过去150年，但其留下的创伤仍在西北的土地上若隐若现。它告诉我们：族群冲突的根源，从来不是“天生对立”，而是制度性压迫、经济剥削与政治腐败的叠加；它更警示我们：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需要几代人用理解与包容去化解。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悲剧，不应沉湎于“谁对谁错”的争论，而应铭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如左宗棠在平乱后所言：“陕甘之民，同为黄帝子孙，岂可自相残杀？”这种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或许才是治愈历史创伤的最终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