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40只哈巴狗到开设粥厂：民国外交夫人黄蕙兰的贵妇生活

1926年冬天，黄蕙兰的父亲已去世两年半。

她刚刚从丧父之痛中缓过来，突然接到异母兄弟黄宗宣从巴黎发来的电报，说母亲因阑尾炎病情严重，加上长期患有糖尿病，生命垂危。

黄蕙兰心急如焚。

那时飞机还很罕见——林白要到1927年才完成横渡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壮举。

黄蕙兰最快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过苏联和德国前往巴黎，全程只需14天，而坐船则要一个多月。

但在冬季，像她这样身份的妇女独自进行这趟旅行实在有些冒险。

顾维钧从外交部派了一名秘书陪同黄蕙兰以保障安全，苏联政府也为她调配了一节专用车厢。

而黄蕙兰是怎么做的呢？她不仅带上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两名保姆，还带上了她那对哈巴狗宠物——“宝贝”和“清明”。

这听起来有些荒唐，但黄蕙兰认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西伯利亚正处于华氏零下50度的严寒。

每当必须把孩子从一个车厢转移到另一个车厢时，警卫们会敞开他们羊皮里衬的灰棉大衣，将孩子裹在里面，防止冻伤。

黄蕙兰带了许多罐奶粉、食物和整瓶的花露水。

车上所有的热水都来自列车中部那唯一冒着热气的大茶炊。

他们只能偶尔洗个澡，黄蕙兰自己则用花露水简单清洁。

整段旅程几乎每一英里都派了专人扫雪，铁轨两侧积雪堆成了约十五英尺高的雪墙。

人们从车窗望出去，只有一片白茫茫，成了最单调乏味的风景。黄蕙兰对白雪厌烦至极。

火车抵达柏林时，虽是仲冬，她却感觉像是从冰封荒漠中解放出来，仿佛一步踏入阳春。

旅途第一个加煤和木柴的车站是伊尔库茨克。如今它已是大城市，那时却只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毫无特色。

火车在凌晨三点到站，黄蕙兰正在熟睡。突然有人敲她的房门，顾维钧的秘书说：“夫人，您一定要醒醒出来一下，这儿有成百的中国人等着见您。”

黄蕙兰有些生气：“天这么冷，我又困。他们为什么要见我？”

“夫人，您是中国外交总长的太太。他们从来没什么机会见到像您这样重要的人物。”

黄蕙兰仍不理解，回答说：“请你代表我见他们吧，我不想出去，天那么冷，还下着雪。”

他说：“您一定要起来，这些人已经在严寒的雪地里站了好久了。”

秘书把黄蕙兰厚重的貂皮大衣披在她肩上，她穿上皮靴，里面还穿着睡衣，走到火车平台上向人群挥手致意。

人们非常激动，高呼“一路平安！”、“万岁！”

黄蕙兰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雪那么深，他们恐怕还会跪下磕头。

之后，黄蕙兰喝着热茶暖身子，听秘书解释说，这小地方的居民很少见到大人物，而她就像个电影明星。

不过当时的黄蕙兰还不完全理解自己身上所承载的各种义务。

她回去睡觉时，心里感到别扭，仿佛被人作弄了。

黄蕙兰在早春三月踏上了回北京的路，那时天仍在下雪。

不过那时她至少已经知道途中会有什么在等着她，也稍微学会了出面应对，并把别人对她的奉承视为理所当然。

当他们在莫斯科停车，换乘宽轨火车并加煤加柴时，一位住在自己专列上的将军（那时莫斯科没有旅馆）邀请黄蕙兰和孩子们去他车上与他妻子同住。

黄蕙兰把这邀请也看作自己应享的权利。

她记得，虽然铁轨两侧积雪依然如墙，但因为母亲逐渐康复，她又与姐姐和好如初，归途中的西伯利亚之旅，反而多了几分探险的兴致。

当年黄蕙兰住在北京时，最得意的事业之一就是繁殖北京哈巴狗。

繁殖这种狗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

当时在中国几乎买不到纯种哈巴狗。据说最早的哈巴狗是紫禁城里的太监按某位皇帝的要求培育出来的——皇上要的狗需灵巧如猴、勇猛如狮，长着龙眼和金鱼尾。

还有传言说（虽然黄蕙兰不太相信），为了养成那标志性的狮子鼻，太监们把肉钉在平板上喂食，小狗每吃一口脸都要撞一次板。

不管传说如何，黄蕙兰所见到的优质哈巴狗都属满洲贵族所有。

这些贵族日渐贫困，先变卖珠宝，再卖家具、皮货和衣物，却始终舍不得卖掉他们的哈巴狗。

裕格格的亲友们听说黄蕙兰有意养狗，都不愿让她看到自家的小狗，除非她答应不购买。

最终，大英烟草公司总经理雨果·坎利夫·欧文通过他在中国的关系，为黄蕙兰弄来了两只血统优良、谱系可查的北京哈巴狗。这就是她的第一代种狗。

黄蕙兰还在大宴会厅走廊上用大盆养了许多名贵金鱼。

有些通体鲜红，拖着半尺长的大尾巴，宛如奇妙的折扇；有的名为“三只眼”，还有一种通体墨黑、肚子滚圆，总是一动不动。

这些金鱼在外交界颇有名气，来访宾客常被领来观赏。

她还专门派了一名佣人伺候这些娇贵的鱼。

而小哈巴狗对她而言则如同另一群孩子。她用心培育，只留下最优良的个体，养了四五十只。

这些小狗拥有独立的住所和专用洗澡间，由三名仆人——两男一女——专职照料。

每逢双十节等重大节日，他们在花园举办盛大招待会时，必须把小狗关起来。

等到招待会临近结束、宾客尚未散尽，黄蕙兰便命管家把狗放出来。

这不仅因为她和顾维钧急着换装赶赴下一场宴会，也因为这些哈巴狗需要放风活动。

有一天，让黄蕙兰既气愤又难堪的事发生了：北京某报刊登文章指责她花大钱养狗，而老百姓却在挨饿。文中称她喂狗的食物足以养活三个村的村民。

读后她深感不安，尽管心中愤懑，却不得不放弃养狗事业。

像她这样优良的北京哈巴狗在中国几乎绝迹。

黄蕙兰将它们悉数出售，只留下三只最心爱的。最优等的被游客以每只1000美元的高价买走，普通的也能卖到250银圆，约合75至80美元。

她把卖狗所得全部款项，加上原本用于买狗粮和支付三名佣人工薪的费用，在公馆大门外设了一处粥厂，每天从早八点到晚六点施粥；冬天还为无依靠的老人发放棉衣，并在北京城门外设置水槽，供过往骡马和骆驼饮水。

报纸不再攻击她，而更重要的是，她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这是她头一次真正意识到，要关心那些生活在深宅大院之外的人——他们不像她家待遇优厚的仆人，而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苦百姓。

这些慈善设施她一直维持到1936年离开北京前往法国为止。

黄蕙兰本可以为人民做更多好事，但她承认，像她这样的有钱人——至少她自己——是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

她说自己从未接触过普通的中国农民。

家里的佣人虽然需要劳动，但食宿待遇都很优厚，因此他们并未让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妥。

她自认并非心肠坏的人。这个时期认识她的人，常向她提起曾为她所做的事。

她说自己只是“不自觉”——就像母亲年轻时那样，她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生活接触面广，注意力常从一件事转向另一件事，爱好也随之不断变化：从骑马、收藏玉器和名瓷，到养狗、养鱼、赌钱，不一而足。

黄蕙兰并不喜欢当时的上海。

在她眼中，那时的上海虽大却造作，浮华而放纵，充斥着白俄和从事运输业的英国人。

这些人在本国本是无名小卒，到了中国却摆出上流社会的姿态。

她觉得不妨称他们为“冒牌货”，是一群气质偏狭的凡庸之辈。

他们只在供应英国菜的饭店用餐——尽管老板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厨艺精湛，做出的菜远比寻常英国伙食高明——却看不起任何真正代表中国文明的美物与智慧，比如玉石、瓷器与古玩。

更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一些盲目的上海中国人竟十分看重这些暴发户，处处模仿他们：家中摆满又笨又丑的“西式”家具（实为来自英国的廉价大路货），满口英语却发音糟糕，常让黄蕙兰听得一头雾水。

她常常恳求他们：“请您讲中国话吧！”

后来才发现，这些人其实不会说普通话，只是羞于承认这一点。

参考书籍：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