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艳阳天》看浩然：时代印记与乡村叙事

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和背景的长篇小说，它融合了评书叙事传统与乡土语言风格，具有十分明显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特征。小说于1964年9月至1966年5月分三卷出版，累计发行量超过500万册。1973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 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艳阳天》位列第43名。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

2019年小说《艳阳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尽管小说带有不可避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且6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艳阳天》里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可圈可点：

忠诚、有谋略的农村合作社主任萧长春直率固执的合作社副主任韩百仲，阴险奸诈的投机家马之悦，自私自利、圆滑精明的中农弯弯绕，头脑简单、莽撞冲动的中农马大炮，认真古板，事事按政策条文办的焦振茂，胆小怯懦的韩百安。

即使是落后分子孙桂英，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虚荣、聪明，而又带着一点天真和无赖气。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人物群像。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品像浩然的《艳阳天》这样，既获得过很多赞誉，也受到过尖锐的批评，最终成为一段复杂历史的文学见证。这部长达三卷的巨著，以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故事，展现了一幅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全景画卷。

生长在农村的作家

要理解《艳阳天》，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的创作者浩然。

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2008），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河北唐山，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起，浩然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圆梦》等作品，共出版著作70多部，仅在国内发行量就达1000多万册，是我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

作家浩然（1932——2008）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浩然的创作生命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他是在农村基层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写作者，与赵树理、柳青一样，属于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作家。

浩然的创作源泉来自他在顺义、昌乐等地的农村经历，据他自叙，《艳阳天》中的人物和事件大多来源于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生活。

正如他自己所言：“《艳阳天》里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情景、各类人物，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绝大多数事件，我亲自体验过，绝大多数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和反复打过交道，有透彻了解的。”

一幅农村社会合作化时期的全景图

《艳阳天》的故事围绕着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展开，主要描写了麦收前后一段时间内合作社内部发生的种种矛盾和斗争。

小说以萧长春为核心人物，这位合作社主任是浩然以真实人物萧永顺为原型塑造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忠诚、坚毅、有谋略的农村干部形象。

与萧长春形成对比的，是副主任韩百仲的直率与固执，以及阴险奸诈的投机家马之悦。

在小说中，浩然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划分为好人与坏人，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同样是自私自利的中农，弯弯绕圆滑精明，而马大炮则头脑简单、莽撞冲动；同是安分守己的中农，焦振茂认真古板，事事按政策条文办，而韩百安则胆小懦弱。

即使是落后分子孙桂英，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虚荣、聪明，而又带着一点天真和无赖气。因为名声不好，她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大家看重她，她比谁都积极，处处逞英雄。”

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人物体系，个个呼之欲出。

阶级斗争主题的双重性

《艳阳天》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强烈的“阶级论”色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小说中的阶级斗争线索曾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艺术表现的核心。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1943——2018）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浩然将有关阶级斗争和斗争哲学的理论真正引入他作品的结构中来，并成为艺术结构的哲学基础……这里有种奇特的双重性：假若没有贯穿的动力线——阶级斗争，浩然是很难把生活夹袋中的各色人物吸摄到‘东山坞’这口坩埚中的，他的创作也很难从狭促走向浩阔；反过来看，由于这一贯穿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漩涡中的人物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

这种双重性使得《艳阳天》的评价长期陷入简单的二分法：一方面肯定其“生活气息浓厚”，另一方面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对小说整体造成了伤害。

但值得注意的是，《艳阳天》在阶级话语的面影之下，隐藏着更为广阔、芜杂的世界。它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还呈现了以关系和权力为核心的乡村中国复杂政治经济生态和生存逻辑。

鲜活生动的民间语言

倘若《艳阳天》只有阶级斗争的主题，恐怕早已被历史遗忘。它之所以至今仍具阅读价值和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鲜活生动的民间语言。

浩然运用语言的能力较为出色，他笔下的农民对话富于个性化和乡土气息。当弯弯绕放鸡吃社里的麦子受到批评，被大伙质问为什么骂农业社时，他无言以对，便一跺脚：“只当我放屁了。”一句话就表现出了他的无赖与狡猾。

孙桂英在识破马凤兰的险恶用心之后赶马凤兰出门，说：“闲话少说，你就快走吧！我生气，气死了。你一个子也别理我！咱們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识谁！”这种语言体现了她的泼辣与机敏。

而下大雨的时候老烈属王老头也来帮助抢麦子，社员劝阻他，他说：“添個蛤蟆还四两力哪，二爷我咋也比一個蛤蟆强啊！”一句话道出了老人的固执、热心与风趣。

这些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保留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是《艳阳天》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它至今仍然活着的证明。

艺术中的真实与想象

关于《艳阳天》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评论的焦点。浩然自称小说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没有一事一人是靠采访、汇报和看人家的作品、材料抄袭来的。

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并非一回事。在《艳阳天》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经验是如何经过提炼与变形，转化为艺术真实的。

以小说中“马老四吃野菜”的情节为例，其原型是浩然在东村遇到的真实人物田敬元。在现实中，田敬元吃野菜是出于传统的“美德”，以及农民对“城里人”或“读书人”的朴素尊敬和爱护之情；而在小说中，这一情节被提升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并以一种更加戏剧化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马老四吃野菜”的事情在小说中被萧长春在一次会议上宣扬出来时，起到了重大的道德训诫作用：“所有的人，不论是谁，听到马老四偷偷地吃糠咽菜的事儿，都被震动了。东山坞除了这个忠心耿耿的饲养员，谁吃野菜了？假吃的到处宣扬，真吃的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比，真金和泥土，不全出来了吗！……所有的眼睛，全都望着这个年迈体弱的老人，他的身上像是放出光芒，这光芒耀人眼目。很多人都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从“经验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我们可以看到主题思想的“统摄性”，这一主题思想不仅使“吃野菜”事件获得了与原始事件不同的意义，也使得这一意义在相关联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结构”中得以强化。

时代局限与艺术超越

《艳阳天》不可避免地带有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局限。阶级斗争理论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对农村复杂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处理，也使得这部作品无法完全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部真相。

但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议而全盘否定《艳阳天》的艺术价值，则无疑是另一种偏颇。

《艳阳天》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人物塑造上，浩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他们不是简单的阶级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在语言运用上，小说中生动而富有个性化的民间语言，至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在结构布局上，小说第二、第三卷采用了一种纵橫交错的结构，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

在细节描写上，小说对农村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展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观察的敏锐。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如何阅读《艳阳天》？

或许，我们应该超越简单的政治评判，既看到它的时代局限，也肯定它的艺术成就。《艳阳天》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个历史标本，它记录了中国农村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重新打开“阶级”的视野，我们能看到《艳阳天》在阶级话语之下隐藏的广阔世界——那个世界里不仅有政治斗争，还有农民的喜怒哀乐、人情世故，以及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生态。

《艳阳天》的艺术价值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环境下，真正的艺术精神仍然能够找到生长的缝隙，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开出意外的花朵。

作为一部泥土里的史诗，《艳阳天》或许终将被历史超越，但它所创造的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那些鲜活的语言细节，却已然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值得后人不断地重返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