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揭开两百年谜案！拿破仑60万大军覆没，恶病比严寒更致命

2001年冬，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建筑工人在施工时，挖掘机的铁铲撞上了一层密集的白骨，这片呈V字型战壕状的集体墓穴，最终挖出了3000多具遗骸，伴随出土的还有刻着法军番号的皮带扣和19世纪初的法郎硬币——它们是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时溃败的见证者。

两百年间，历史学家始终在争论：这支欧洲最强军队为何会在撤退中几乎全军覆没？直到2025年巴斯德研究所的一项DNA研究发布，才为这个老问题补上了关键拼图。

故事的起点要拉回1812年6月24日夜间，拿破仑率领由40个国家士兵组成的60万大军，跨过涅曼河侵入俄国。

这支配备上千门火炮、十几万匹战马的军队，被拿破仑称为“至高无上的战争”的执行者，目标是快速击溃俄军主力，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屈服。

此时的法军还不知道，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敌军，更是一场早已被战略布局、自然环境和微生物共同织就的死亡陷阱。

俄军的应对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拿破仑的预期，沙皇放弃了正面决战，转而采取“坚壁清野”的撤退策略：7月放弃维捷布斯克时烧毁军需储备，8月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焚毁整座城市，沿途农民则主动烧掉农作物，不给法军留下一粒粮食。

9月7日，博罗季诺战役爆发，双方各损失四五万人，法军虽占上风却未能歼灭俄军主力。

9月14日，拿破仑率军进入莫斯科，迎接他的却是一座燃起熊熊大火的空城——俄军在撤离前销毁了所有灭火工具，任火焰吞噬四分之三的城区，彻底断绝了法军的补给希望。

在莫斯科的五个星期里，拿破仑始终等待沙皇求和的信使，却只等到了日渐转凉的天气。

10月18日，意识到无法在废墟中过冬的拿破仑终于下令撤退，此时大军已从60万锐减至10万人，减员大多来自饥饿、中暑和早期疫病的消耗。

10月19日清晨，法军带着劫掠的物资踏上归途，灾难从此开始加速，传统史书一直将这场溃败归咎于“冬将军”的肆虐和粮食断绝。

11月5日晚，比往年早两周的暴风雪突袭而来，气温骤降至零下30度，没准备御寒衣物的士兵大批冻僵在路边，战马成片倒毙，火炮和弹药车被迫丢弃。

11月的别列津纳河战役中，俄军的围攻让法军付出惨痛代价，临时架设的浮桥不堪重负，数千士兵坠入冰河，次年枯水期时河床露出了12000多具尸骨。

最终撤回法国的士兵不足5万，据估计有30万人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严寒、精疲力尽和疾病的叠加打击。

但维尔纽斯集体墓穴里的牙齿，藏着比“冬将军”更隐秘的真相。

巴斯德研究所微生物古基因组学部门负责人尼古拉斯·拉斯科万团队盯上了这些遗骸——此前对同一墓穴的研究曾用巢式PCR技术检出斑疹伤寒和战壕热的痕迹，但这种技术有个局限：必须事先明确要找的病原体，像拿着“照片”找人，只能筛查已知目标。

这次研究团队换了思路，采用鸟枪法测序技术，相当于对DNA进行“地毯式扫描”，能检测出185种人类致病细菌中任意一种的匹配片段。

他们选取了13具未经研究的士兵牙齿样本——牙髓中的DNA能在骨骼中保存数百年，是追溯古代疾病的理想材料。

检测结果颠覆了部分既有认知：1名士兵感染了回归热螺旋体，4名士兵携带引发副伤寒的肠道沙门氏菌，其中1人可能同时患有两种疾病，而此前发现的斑疹伤寒和战壕热痕迹却未出现。

拉斯科万在《当代生物学》期刊的论文中解释，未检出斑疹伤寒未必是此前研究有误，可能是这批士兵未感染、仅轻度感染，也可能是古代DNA随两百年时光降解，含量低于检测阈值。

为确保结果可靠，团队做了多重验证：既寻找古代DNA特有的降解标记，又将检出的细菌DNA放在进化谱系树上定位，确认它们确实是当时流行的菌株类型。

这些微生物痕迹，恰好与史料中“士兵频发发热、腹泻”的记载完全吻合。

副伤寒由沙门氏菌引起，通过污染的食物和水源传播——撤退中的法军早已陷入粮荒，士兵只能饮用路边污水，吃变质的马肉和草根，这种卫生条件简直是肠道传染病的温床。

回归热则由虱子传播，当时的士兵数月不换衣物，虱虫在破衣烂衫中滋生，病原体通过叮咬或虱粪接触伤口进入人体，引发周期性高热。

“无论是否感染传染病，他们都难免大规模死亡。”拉斯科万的判断点出了核心：严寒和饥饿已经摧毁了军队的抵抗力，而副伤寒和回归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

回归热虽未必直接致命，但持续高热会耗尽士兵仅存的体力，腹泻则加速脱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任何一点虚弱都意味着死亡。

这也解释了为何史料中常有“看似健康的士兵突然倒地不起”的记载——他们早已被传染病侵蚀，只是在极端环境中才彻底崩溃。

伦敦国王学院欧洲史专家迈克尔·罗博士的提醒，让这场溃败的真相更显立体。

他肯定了DNA研究的价值：“这项科学发现做到了历史学家无法完成的工作”，但同时直指一个被忽视的关键——拿破仑本人一直将失败归咎于“严寒与疾病”，这种说法实则低估了俄军的实力。

1812年的俄军早已不是“北方蛮族”，而是一支具备现代化战略思维的军队。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早在战前就建立了巴黎情报网，精准掌握法军动向，还通过征兵法令扩充兵力。

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更是将“消耗战”玩到了极致：博罗季诺战役后主动放弃莫斯科，用空城拖垮法军；撤退时系统性破坏道路桥梁，让法军补给车寸步难行；追击阶段则采用“游击袭扰+主力围堵”的战术，在别列津纳河等关键节点给予致命打击。

焦土战术制造的粮荒，不仅直接导致饥饿，更间接为传染病爆发提供了条件——营养不良的士兵免疫力急剧下降，对病原体几乎没有抵抗力。

这场溃败从来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拿破仑的战略误判让大军深入腹地过久，10月19日才撤退错过了最佳时机；俄军的坚壁清野切断了补给，战术袭扰持续消耗兵力。

而早到的严寒冻垮了后勤和士兵体力；而副伤寒与回归热则在军队内部悄然蔓延，瓦解着最后的战斗力，这是一场“系统性失败”，每个环节的崩塌都环环相扣。

从维尔纽斯墓穴的白骨中提取的DNA片段，就像两百年前的“黑匣子”。

它们没有推翻“严寒饥饿致败”的传统认知，却补充了更隐秘的细节：那些倒在雪地里的士兵，可能早已被肠道里的沙门氏菌和衣服里的虱子掏空了身体。

而俄军的战略布局，则是将这些致死因素全部放大的幕后推手。

1812年12月14日，拿破仑在老近卫军的护送下回到巴黎，此时他的60万大军只剩残兵败将。

这场溃败不仅让法兰西第一帝国损失了核心兵力，更让普鲁士、奥地利等附庸国重新倒向反法联盟，最终敲响了拿破仑霸业的丧钟。

两百年后，现代基因技术让我们得以穿透历史迷雾，看清这场史诗级溃败背后，宏大战略与微观微生物共同写下的结局——战争的胜负，从来都藏在看得见的战场和看不见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