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去了趟日本,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让我眼界大开!_1

发布时间:2025-10-29 09:09  浏览量:1

上个星期,我去了趟日本。

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像个段子。

毕竟,在我的朋友圈里,日本差不多跟楼下便利店一样,是个想去抬脚就去的地方。樱花季要去,枫叶季要去,打折季更要去。

而我,林蔚,三十五岁,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到中层,顶着“白领精英”的帽子,实际上活得像个陀螺,结婚八年,孩子六岁,上一次出国,还是蜜月时去的普吉岛。

所以,这次日本之行,不是我心血来潮,也不是张浩,我那位在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的老公,突然良心发现。

是我婆婆,王秀娟女士,一锤定音的结果。

“去,必须去!机票我都看好了!”

她在家庭群里甩出一个廉价航空的链接时,我正对着一个改了十七遍的PPT,感觉眼冒金星。

张浩秒回:“妈,你跟爸去吧,我跟林蔚走不开。”

我心里默默点赞。

王秀娟女士的语音条立刻弹了出来,六十秒,一条接一条,带着机关枪扫射的威力。

“什么叫走不开?地球离了你俩不转了?童童都上大班了,一次国都没出过,同学都在聊环球影城迪士尼,我们童童聊什么?聊楼下挖土机吗?”

“我跟老头子去有什么意思?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我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童童开阔眼界!”

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低,仿佛还能听到那股熟悉的,不容置喙的穿透力。

张浩的头像沉默了。

我知道,他阵亡了。

晚上,他果然带回了“圣旨”。

“妈说,她赞助我们一家三口的机票。”张浩一边换鞋一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你看我妈多大方”的邀功。

我靠在沙发上,没动。

“机票才几个钱?大头是酒店和开销。”

“妈说了,酒店她来订,保证性价比最高。”

“性价比最高?”我冷笑一声,“意思就是离市中心十万八千里,每天通勤三小时,房间小到行李箱都打不开的那种吧?”

张浩的脸拉了下来:“林蔚,你说话怎么老是带刺?妈也是好心。”

“好心?”我坐直了身体,“她那是好心吗?那是她自己想去,拉着我们当翻译,当挑夫,当钱包,顺便再满足一下她‘为了孙子我什么都愿意付出’的伟大形象!”

“你这人怎么这么想我妈?”

“我哪儿想错了?”

战争一触即发。

六岁的儿子童童从房间里探出头,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我瞬间泄了气。

算了,去就去吧。就当是花钱买个清净。

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充满了代际冲突和消费观差异的家庭旅行。

我万万没想到,这场旅行,会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们这个看似平静的家庭,露出了里面连我都不知道的,盘根错节的筋脉和伤疤。

而所谓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跟我预想的,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出发那天,浦东机场人山人海。

婆婆王秀娟女士,穿着她最喜欢的紫红色外套,精神矍铄,像个准备出征的将军。

她指挥着我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脸上洋溢着一种掌控全局的自豪感。

她的行李箱最大,也最沉。里面塞满了泡面、榨菜、午餐肉,甚至还有一小袋米。

“日本的东西又贵又吃不惯,有备无患!”她拍着箱子,一脸得意。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箱子里给童童准备的各种小零食,突然觉得,我跟她,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没什么不同。

张浩,典型的中间派和事佬,一手拉着童童,一手帮他妈拿着水杯,在我们母子和祖孙之间来回奔波,脸上挂着僵硬而讨好的笑。

飞机是红眼航班。

童童兴奋得不肯睡,在狭小的座位上扭来扭去。

我被他折腾得头昏脑胀。

婆婆在旁边,不仅不帮忙,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你看你,孩子都管不好。他就是白天睡多了,我早就跟你说……”

我戴上眼罩,世界清静了。

抵达大阪关西机场是凌晨五点。

天还没亮,空气里有种清冽的湿气。

婆婆订的“高性价比”民宿,在岸和田市,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我们拖着四个大箱子,转了两趟电车,又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了十五分钟,才找到那个隐藏在小巷深处的两层小楼。

房子很干净,但真的,很小。

我和张浩童童的房间,一张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把箱子立在墙角,连走路都要侧着身。

“怎么样?不错吧?”婆婆一脸求表扬地看着我,“这可比住酒店便宜多了!还能自己做饭!”

她指着那个只有一个电磁炉的迷你厨房,眼睛里闪着光。

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张浩赶紧打圆场:“挺好的妈,你真会找。”

第一天的行程,是婆婆规划的。

大阪城,心斋桥,道顿堀。

标准的游客打卡路线。

在大阪城公园,婆婆对天守阁门票的价格表示了极大的震惊。

“一个楼,要600日元?抢钱啊!”她站在售票处门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排队的台湾和香港游客纷纷侧目。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和事佬-浩,立刻掏出钱包:“妈,我来买我来买。”

“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婆婆一把按住他的手,然后转向我,“林蔚,你日语不是学过几天吗?你去问问,有没有老年票,儿童票?”

我硬着头皮,用蹩脚的日语跟工作人员比划了半天。

结果是,童童免票,婆婆没有优惠。

她悻悻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进去,嘴里嘀咕着:“我就在外面看看就行了,不都一样嘛。”

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烦躁。

不是因为她省钱,而是因为她这种又想看又舍不得,还要把责任归咎于“门票太贵”的姿态。

心斋桥更是灾难。

人挤人,像上海的南京路。

婆婆的目标很明确——药妆店。

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药品和护肤品的名字,后面还标注了托谁买的。

“小丽的眼药水,老李的止痛膏,隔壁张阿姨的染发剂……”

她像个将军,指挥着我和张浩在狭窄的货架间穿梭。

“这个,拿五盒。”

“那个,买十个。”

张浩提着购物篮,很快就满了。

我负责核对,找货。

童童被这阵仗吓到了,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

一个年轻的店员,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们这扫货的架势,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有羡慕,有不屑,还有一丝了然。

“这个安耐晒,现在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两瓶。”她指着货架上的防晒霜,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

“凭什么限购啊?”婆婆的嗓门立刻提了上来,“我们是来消费的!有钱还不让买?”

店员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但还是职业地微笑着:“不好意思,规定是这样的。”

“你把你们经理叫来!”

我赶紧拉住她:“妈,妈,算了,规定就是规定,我们去别家看看。”

“看什么看?天下乌鸦一般黑!”她气呼呼地把两瓶防晒霜丢进篮子,“就两瓶!爱要不要!”

结账的时候,看着长长的账单,婆婆的脸色又缓和了。

她仔细地核对着每一项,然后让张浩把所有东西分装进好几个袋子,理由是“这样退税方便”。

我抱着又困又闹的童童,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张浩和他妈蹲在地上倒腾那些瓶瓶罐罐,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这趟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晚上回到民宿,所有人都累瘫了。

婆婆却很有精神。

她把今天的“战利品”铺了一地,挨个拍照,发朋友圈。

配文是:“孙子非要来日本,没办法,舍命陪君子。顺便帮亲戚朋友们带点东西,累并快乐着!”

我看着那条朋友圈下面,一堆亲戚的点赞和“秀娟姐辛苦了”的评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张浩在旁边打游戏,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我把他拽到阳台。

“张浩,我们能聊聊吗?”

“聊什么?”他眼睛还盯着手机屏幕。

“这趟旅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不挺好的吗?妈挺开心的。”

“她开心?”我压着火,“她那是把我们当免费劳动力!你看看她那个清单,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做代购的?”

“哎呀,顺便的事嘛。再说,她不也给我们买东西了吗?”他指了指婆婆硬塞给我的一瓶贵妇面霜。

“那能一样吗?那是施舍!是用她的标准来定义的好!我根本不用这个牌子!”

“林蔚,你怎么总这么不知足呢?我妈她……”

“又是你妈!”我打断他,“在你眼里,你妈什么都对!我所有的感受都是无理取闹!”

“你本来就是无理取闹!”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不就是让你帮忙拿了点东西吗?至于上纲上线吗?”

“这不是东西的问题,是尊重的问题!”

“我妈怎么不尊重你了?”

“她……”

我说不下去了。

因为我知道,在他眼里,那些让我窒息的细节,根本不值一提。

他看不见我被当作翻译和导购时的尴尬,看不见我抱着孩子站在街头的狼狈,看不见我面对他母亲那些“为你好”的绑架时的无力。

他只看见一个“想太多”的,不可理喻的妻子。

第二天,京都。

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古老的寺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我以为,换个环境,心情会好一点。

我错了。

在清水寺,婆婆因为不愿意花钱租和服,对着穿着漂亮和服拍照的年轻女孩们撇了半天嘴。

“花几百块钱穿这么一身,就为了拍几张照,真是不懂现在的年轻人。”

在金阁寺,她对着一小碗抹茶冰淇淋的价格咋舌。

“一个冰淇淋,五十多块钱?上海的梦龙都比它好吃!”

童童想吃,她不给买。

我气不过,自己掏钱买了一个。

婆婆立刻拉下脸:“你就是这么惯孩子的!由着他的性子来,将来怎么办?”

我把冰淇淇递给童童,看着他满足地舔了一口,然后直视着婆婆的眼睛。

“妈,第一,这是我花的钱。第二,偶尔满足一下孩子正常的需求,不叫溺爱。第三,我们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忆苦思甜的。”

婆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

张浩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

我假装没看见。

有些底线,退了一次,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天气氛很僵。

晚上去吃怀石料理,是张浩偷偷预定的,想缓和一下气氛。

结果,婆婆看着菜单,脸拉得比长白山还长。

一道道精致但量少的菜肴端上来,她每吃一口,都要估算一下价格,然后发出一声心痛的叹息。

“这一小口,得十几块钱吧?”

“这个鱼,还没我巴掌大。”

“早知道这么贵,还不如在民宿煮泡面吃。”

我和张浩谁也不敢接话。

一顿饭,吃得食不下咽。

我突然觉得很悲哀。

我们努力工作,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每一个需要享受生活的瞬间,都要被这种“不值得”的念头反复折磨吗?

我看着对面的张浩,他埋头吃着,假装听不见。

我知道,他听见了。

他只是习惯了。

从小到大,他就是在这种“勤俭节约”的教育中长大的。

他母亲的价值观,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而我,一个从小被父母富养,相信“钱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的女人,跟他们,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这顿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民宿的电车上,我提出了分头行动。

“明天,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我带童童去海洋馆。”

婆婆第一个反对:“那怎么行?一家人出来,哪有分开走的道理?”

“为什么不行?”我看着她,“你想逛的,我们不感兴趣。我想去的,你又嫌贵。绑在一起,谁都不开心,何必呢?”

“林蔚!”张浩低声警告我。

我没理他,继续说:“妈,我知道您是好意,想让我们省钱。但我们出来玩,就是图个开心。如果您觉得什么都贵,什么都不值,那我们还不如待在家里。”

电车里很安静。

周围的日本人低着头,各自玩着手机。

没有人看我们。

但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疯子,在全世界面前,歇斯底里。

婆婆没再说话。

她的嘴唇紧紧抿着,脸上的表情,是受伤,是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天晚上,张浩第一次跟我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第三天,我们真的分开了。

我带着童童去了海游馆。

没有了婆婆的念叨和张浩的和稀泥,空气都清新了。

童童看着巨大的鲸鲨从头顶游过,发出一声声惊叹。

我抱着他,闻着他头发上洗发水的香味,感觉这才是度假。

下午,我们在天保山摩天轮上,看到了大阪港的日落。

很美。

我给张浩发了张照片。

他很久才回:“嗯,挺好的。我妈在友都喜喜买电饭煲。”

我笑了笑,没再回复。

晚上,我们在民宿汇合。

气氛依然尴尬。

婆婆买了一个巨大的电饭煲,还有一个马桶圈。

她献宝似的给我们展示:“这个电-饭煲,煮出来的米饭特别香!这个马桶圈,能加热,能冲洗,对老年人腰腿好!”

张浩在旁边附和:“是啊是啊,日本的电器就是好。”

我看着那两件硕大的行李,开始发愁怎么带回国。

我发现,我婆婆这个人,很奇怪。

她舍不得为了一次体验花几百块钱,却愿意为了一件可以用很久的“实物”一掷千金。

在她的世界里,快乐,必须是有形的,可触摸的,并且,是“划算的”。

第四天,是行程中最奇怪的一天。

婆婆突然提出,要去一个叫“和歌山”的地方。

“和歌山?”张浩在地图上搜了半天,“妈,那挺远的,而且没什么特别有名的景点啊。”

“谁说没有?”婆婆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就要去那儿。”

“去那儿干嘛啊?”

“你们别管了,跟着去就行了。”

她的态度很坚决,甚至有点专横。

我和张浩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

去和歌山的电车上,婆-婆一反常态,很安静。

她一直看着窗外。

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民居,跟大阪的繁华截然不同。

她的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透过风景,看一些更遥远的东西。

抵达和歌山,是一个很小的车站。

婆婆拿出手机,对着一张照片,开始跟车站的工作人员比划。

那是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座小小的,日式风格的房子。

工作人员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婆婆不甘心,又找了路边一个出租车司机。

司机大叔很热情,拿着照片研究了很久,又打了个电话,最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我听不懂。

张浩也听不懂。

我们只能看着婆婆,她的表情,从期待,到紧张,再到一丝不易察C察的激动。

最后,司机大叔点了点头,示意我们上车。

车子在乡间的小路上穿行。

路越来越窄,房子也越来越稀疏。

我心里充满了疑问。

这到底是要去哪儿?

婆婆到底在找什么?

车子最终在一个小小的村落前停了下来。

司机指着前面一条石子路,对我们说了句什么。

婆婆付了钱,甚至还多给了一些,这在她身上,简直是奇迹。

我们下了车。

村子很安静,几乎看不到人。

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混合的味道。

婆婆拿着那张照片,走在最前面。

她的背影,有些佝偻,但脚步却异常坚定。

我们跟着她,穿过几条巷子,最后,停在一座房子前。

那座房子,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只是,更破败了。

木质的墙壁已经发黑,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

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婆婆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

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和张浩都开始觉得不安。

“妈,这是哪儿啊?”张浩忍不住问。

婆婆没有回头。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遥远而沙哑的腔调。

“这是……你外婆家。”

“我外婆?”张浩愣住了,“我外婆不是……东北人吗?”

“是。”婆婆缓缓转过身,她的眼圈,是红的。

“她也是……日本人。”

我和张浩,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

我外婆,那个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怎么会是日本人?

婆婆靠在院墙上,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开始讲。

一个被埋藏了五十多年的故事,就在这个安静的日本小村庄里,被缓缓揭开。

张浩的外婆,名叫“山本静子”,是日本开拓团的遗孤。

战争结束时,她才七岁,跟父母失散,被东北一户姓李的农民收养,改名“李秀英”。

她在那片黑土地上长大,嫁人,生下了我婆婆王秀娟。

她从不提自己的身世,也拒绝说日语。

她努力地,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周围的人,也渐渐忘了她是个“日本鬼子”。

直到八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政府开始寻找战争遗孤。

通过红十字会,她找到了在日本的亲人——她的亲弟弟。

那时候,我婆婆已经嫁给了我公公,张浩也快出生了。

一边是养育了她几十年的中国家庭,一边是血脉相连的日本亲人。

她挣扎了很久。

最终,她选择了回到日本。

“她走的时候,我死活不同意。”婆婆的声音在发抖,“我骂她,说她没良心,说她为了日本的钱,不要我们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是哭。抱着我哭。”

“她走后,就跟我爸离婚了。我爸……受不了这个刺激。”

“后来,她从日本给我们寄钱,寄东西。我一次都没要,全都退回去了。”

“我恨她。”

“我恨她为什么是个日本人。我恨她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她脸上。

我看到,有眼泪,从她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下来。

“她刚回来那几年,就住在这里。这是她弟弟的房子。”

“她给我写信,说她不习惯,说她想家,想东北的酸菜炖粉条。”

“信,我一封都没回。”

“后来,她弟弟告诉我们,她得了抑郁症。再后来……就没了。”

婆婆的声音,哽咽了。

“她走的时候,才五十二岁。”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透不过气来。

我看着张浩,他的眼圈也红了,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一直以为,外婆是病逝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这背后,有这样一段沉重而悲伤的往事。

“这次来日本,我就是想来看看。”婆婆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我想来看看,她最后生活的地方。”

“我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那一刻,我之前对她的所有不满,所有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斤斤计较,爱慕虚荣,控制欲强的婆婆。

而是一个,失去了母亲,并且为此悔恨了半辈子的,可怜的女儿。

我走过去,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她。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她靠在我身上,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终于爆发了。

张浩也走过来,抱住了我们。

童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好像感受到了悲伤的气氛,也伸出小手,抱住了奶奶的腿。

“奶奶,不哭。”

我们在那座破败的房子前,站了很久。

有邻居听到了哭声,走出来看。

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太。

她看到婆婆,愣了一下,然后,用日语,试探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秀娟?”

婆婆抬起头,也愣住了。

她看着那个老太太,看了很久,然后,不确定地叫了一声:“是……铃木婶婶吗?”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走过来,拉住婆婆的手,两个人,用我听不懂的日语,夹杂着东北方言,激动地说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铃木婶婶,是张浩外婆弟弟的邻居。

当年,张浩的外婆刚回日本时,就是她,一直在照顾她。

铃木婶婶把我们请进了她家。

那是一座很典型的日式民居,干净,整洁。

她给我们端来了茶和点心。

通过张浩手机上蹩脚的翻译软件,我们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铃木婶婶告诉我们,张浩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念叨着在中国的女儿和外孙。

她把所有从中国带来的照片,都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一个盒子里。

她还说,她一直想学做酸菜炖粉条,但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

铃-木婶婶说着,就起身,从一个柜子里,捧出了一个木盒子。

她打开盒子。

里面,是厚厚一沓照片,和几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照片上,有年轻时的婆婆,有襁褓中的张浩。

信,是写给我婆婆的。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娟秀。

婆婆戴上老花镜,一封一封地读。

读着读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的样子。

像个迷路的孩子。

铃木婶婶还告诉我们,张浩外婆的墓,就在村子后面的山上。

她带着我们去了。

墓地很小,很安静。

墓碑上,刻着两个名字。

山本静子。

李秀英。

婆婆跪在墓碑前,长跪不起。

她没有哭出声,但她的肩膀,一直在剧烈地抖动。

我和张浩,也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外婆。”

我在心里,轻轻地叫了一声。

回去的路上,天色已经晚了。

夕阳把整个村庄都染成了金色。

很美,也很寂寞。

婆婆的情绪,平复了很多。

她拉着我的手,说:“林蔚,对不起。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妈,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该……那么想您。”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苦涩。

“你没想错。我这个人,就是爱算计,爱面子。我就是怕别人看不起。”

“我妈是日本人这件事,我藏了一辈子。我怕别人知道了,戳我脊梁骨,说我是汉奸的女儿。”

“我拼命地想证明,我跟别人一样,甚至要比别人过得好。”

“所以,我什么都想争第一,什么都想掌控在手里。对你爸是这样,对张浩是这样,对你……也是这样。”

“我活得太累了。”

我握紧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也很凉。

回到大阪,已经是深夜。

民宿里,那堆“战利品”还摊在地上。

电饭煲,马桶圈,药妆,护肤品。

现在再看它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她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因为,这些是她唯一能够抓住的,实在的,可触摸的“幸福”。

她用这些东西,来填补内心的那个巨大的,因为缺失母爱而留下的空洞。

她用这种“精打细算”的掌控感,来对抗命运中那些她无力掌控的巨大失落。

那天晚上,张浩跟我聊了很久。

在那个小小的阳台上。

他第一次,跟我说起了他的童年。

说起了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外公,是如何在他外婆走后,一夜白头。

说起了他母亲,是如何一个人,撑起了那个破碎的家。

“我妈她……其实很苦。”他说,“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所以,她对我的要求很高,也很……强势。”

“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听话,顺着她,家里就能太平。”

“我以为,这是孝顺。”

“但我今天才发现,我错了。”

“我只是在逃避。逃避我们家真正的问题。也逃避了……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深刻的歉意。

“林蔚,对不起。”

我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抱住了他。

我们都错了。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标准,去审判对方。

我们都忘了,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奈良。

阳光很好。

小鹿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

童童拿着鹿仙贝,喂得不亦乐乎。

婆婆也买了一包。

她小心翼翼地,把仙贝递到一只小鹿嘴边。

小鹿吃完,还对着她,鞠了个躬。

婆婆开心地笑了。

那笑容,像个孩子一样。

纯粹,又灿烂。

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在机场,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婆婆买的那个电饭煲,因为尺寸太大,不能作为随身行李带上飞机,必须托运。

而我们的托运额度,已经用完了。

超重行李费,很贵。

婆婆的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她站在值机柜台前,急得团团转。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正想说,算了,加钱就加钱吧。

张浩拉住了我。

他走到婆婆身边,蹲下来,开始整理我们的行李箱。

他把我们三个箱子里所有重的,不怕压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塞进他自己的背包里。

衣服,书,充电宝……

他的背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

然后,他把那个电饭煲,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婆婆的箱子。

“妈,您这个箱子,我去托运。我的背包,我背上飞机。”

他站起来,那个巨大的背包,压得他背都有点弯。

但他看着婆婆,笑得很轻松。

“没事的,妈,不超重了。”

婆婆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但她的眼圈,又红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穿着航空公司制服的日本地勤小姐姐,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

她走过来,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们说:

“先生,您的背包,太大了,也太重了,这样上飞机,会不舒服的。”

然后,她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日语。

很快,一个主管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她们交流了几句。

然后,那个小姐姐,微笑着对我们说:

“这次,是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托运一件行李。”

她指了指那个电饭煲。

我们都愣住了。

“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问。

小姐姐的笑容,很温暖。

她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家人之间的,爱。”

“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小小的礼物。祝你们,旅途愉快。”

我看着她,看着她真诚的眼睛。

我突然明白,这趟旅行,我真正“眼界大开”的是什么。

不是日本的风景有多美,不是日本的科技有多发达。

而是,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意。

这种善意,跨越了国籍,跨越了语言。

它存在于那个热情指路的出租车司机身上。

存在于那个守护着邻居遗物的铃木婶婶身上。

也存在于眼前这个,愿意为了一份家庭的爱,而破例一次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身上。

当然,我也看到了药妆店店员脸上,那种商业化的,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微笑。

我也听到了电车上,有些日本人对我们这些大声说话的中国游客,发出的不屑的叹息。

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群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

所谓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世界,你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心里充满了偏见和戾气,你看到的,就全是恶意和歧视。

你心里怀着理解和善意,你遇到的,就总会是温暖和爱。

就像我的家庭。

我曾经以为,我的婆婆,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恶婆婆”。

我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妈宝男”。

我的婚姻,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围城。

但当我走近了,看清了那些被岁月和误解掩盖的伤痕,我才发现,他们,也只是两个,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爱着这个家,爱着我的,普通人。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

我转过头,看到婆婆已经靠在张浩的肩膀上,睡着了。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嘴角,却微微上扬。

我拿出手机,翻到在奈良拍的那张照片。

阳光下,她对着小鹿,笑得像个孩子。

我把这张照片,设置成了我的手机屏保。

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这次旅行,结束了。

但我们一家的,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