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去了趟日本,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让我眼界大开!_1
发布时间:2025-10-29 09:09 浏览量:1
上个星期,我去了趟日本。
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像个段子。
毕竟,在我的朋友圈里,日本差不多跟楼下便利店一样,是个想去抬脚就去的地方。樱花季要去,枫叶季要去,打折季更要去。
而我,林蔚,三十五岁,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到中层,顶着“白领精英”的帽子,实际上活得像个陀螺,结婚八年,孩子六岁,上一次出国,还是蜜月时去的普吉岛。
所以,这次日本之行,不是我心血来潮,也不是张浩,我那位在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的老公,突然良心发现。
是我婆婆,王秀娟女士,一锤定音的结果。
“去,必须去!机票我都看好了!”
她在家庭群里甩出一个廉价航空的链接时,我正对着一个改了十七遍的PPT,感觉眼冒金星。
张浩秒回:“妈,你跟爸去吧,我跟林蔚走不开。”
我心里默默点赞。
王秀娟女士的语音条立刻弹了出来,六十秒,一条接一条,带着机关枪扫射的威力。
“什么叫走不开?地球离了你俩不转了?童童都上大班了,一次国都没出过,同学都在聊环球影城迪士尼,我们童童聊什么?聊楼下挖土机吗?”
“我跟老头子去有什么意思?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我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童童开阔眼界!”
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低,仿佛还能听到那股熟悉的,不容置喙的穿透力。
张浩的头像沉默了。
我知道,他阵亡了。
晚上,他果然带回了“圣旨”。
“妈说,她赞助我们一家三口的机票。”张浩一边换鞋一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你看我妈多大方”的邀功。
我靠在沙发上,没动。
“机票才几个钱?大头是酒店和开销。”
“妈说了,酒店她来订,保证性价比最高。”
“性价比最高?”我冷笑一声,“意思就是离市中心十万八千里,每天通勤三小时,房间小到行李箱都打不开的那种吧?”
张浩的脸拉了下来:“林蔚,你说话怎么老是带刺?妈也是好心。”
“好心?”我坐直了身体,“她那是好心吗?那是她自己想去,拉着我们当翻译,当挑夫,当钱包,顺便再满足一下她‘为了孙子我什么都愿意付出’的伟大形象!”
“你这人怎么这么想我妈?”
“我哪儿想错了?”
战争一触即发。
六岁的儿子童童从房间里探出头,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我瞬间泄了气。
算了,去就去吧。就当是花钱买个清净。
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充满了代际冲突和消费观差异的家庭旅行。
我万万没想到,这场旅行,会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们这个看似平静的家庭,露出了里面连我都不知道的,盘根错节的筋脉和伤疤。
而所谓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跟我预想的,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出发那天,浦东机场人山人海。
婆婆王秀娟女士,穿着她最喜欢的紫红色外套,精神矍铄,像个准备出征的将军。
她指挥着我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脸上洋溢着一种掌控全局的自豪感。
她的行李箱最大,也最沉。里面塞满了泡面、榨菜、午餐肉,甚至还有一小袋米。
“日本的东西又贵又吃不惯,有备无患!”她拍着箱子,一脸得意。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箱子里给童童准备的各种小零食,突然觉得,我跟她,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没什么不同。
张浩,典型的中间派和事佬,一手拉着童童,一手帮他妈拿着水杯,在我们母子和祖孙之间来回奔波,脸上挂着僵硬而讨好的笑。
飞机是红眼航班。
童童兴奋得不肯睡,在狭小的座位上扭来扭去。
我被他折腾得头昏脑胀。
婆婆在旁边,不仅不帮忙,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你看你,孩子都管不好。他就是白天睡多了,我早就跟你说……”
我戴上眼罩,世界清静了。
抵达大阪关西机场是凌晨五点。
天还没亮,空气里有种清冽的湿气。
婆婆订的“高性价比”民宿,在岸和田市,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我们拖着四个大箱子,转了两趟电车,又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了十五分钟,才找到那个隐藏在小巷深处的两层小楼。
房子很干净,但真的,很小。
我和张浩童童的房间,一张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把箱子立在墙角,连走路都要侧着身。
“怎么样?不错吧?”婆婆一脸求表扬地看着我,“这可比住酒店便宜多了!还能自己做饭!”
她指着那个只有一个电磁炉的迷你厨房,眼睛里闪着光。
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张浩赶紧打圆场:“挺好的妈,你真会找。”
第一天的行程,是婆婆规划的。
大阪城,心斋桥,道顿堀。
标准的游客打卡路线。
在大阪城公园,婆婆对天守阁门票的价格表示了极大的震惊。
“一个楼,要600日元?抢钱啊!”她站在售票处门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排队的台湾和香港游客纷纷侧目。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和事佬-浩,立刻掏出钱包:“妈,我来买我来买。”
“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婆婆一把按住他的手,然后转向我,“林蔚,你日语不是学过几天吗?你去问问,有没有老年票,儿童票?”
我硬着头皮,用蹩脚的日语跟工作人员比划了半天。
结果是,童童免票,婆婆没有优惠。
她悻悻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进去,嘴里嘀咕着:“我就在外面看看就行了,不都一样嘛。”
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烦躁。
不是因为她省钱,而是因为她这种又想看又舍不得,还要把责任归咎于“门票太贵”的姿态。
心斋桥更是灾难。
人挤人,像上海的南京路。
婆婆的目标很明确——药妆店。
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药品和护肤品的名字,后面还标注了托谁买的。
“小丽的眼药水,老李的止痛膏,隔壁张阿姨的染发剂……”
她像个将军,指挥着我和张浩在狭窄的货架间穿梭。
“这个,拿五盒。”
“那个,买十个。”
张浩提着购物篮,很快就满了。
我负责核对,找货。
童童被这阵仗吓到了,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
一个年轻的店员,应该是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们这扫货的架势,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有羡慕,有不屑,还有一丝了然。
“这个安耐晒,现在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两瓶。”她指着货架上的防晒霜,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
“凭什么限购啊?”婆婆的嗓门立刻提了上来,“我们是来消费的!有钱还不让买?”
店员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但还是职业地微笑着:“不好意思,规定是这样的。”
“你把你们经理叫来!”
我赶紧拉住她:“妈,妈,算了,规定就是规定,我们去别家看看。”
“看什么看?天下乌鸦一般黑!”她气呼呼地把两瓶防晒霜丢进篮子,“就两瓶!爱要不要!”
结账的时候,看着长长的账单,婆婆的脸色又缓和了。
她仔细地核对着每一项,然后让张浩把所有东西分装进好几个袋子,理由是“这样退税方便”。
我抱着又困又闹的童童,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张浩和他妈蹲在地上倒腾那些瓶瓶罐罐,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这趟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
晚上回到民宿,所有人都累瘫了。
婆婆却很有精神。
她把今天的“战利品”铺了一地,挨个拍照,发朋友圈。
配文是:“孙子非要来日本,没办法,舍命陪君子。顺便帮亲戚朋友们带点东西,累并快乐着!”
我看着那条朋友圈下面,一堆亲戚的点赞和“秀娟姐辛苦了”的评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张浩在旁边打游戏,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我把他拽到阳台。
“张浩,我们能聊聊吗?”
“聊什么?”他眼睛还盯着手机屏幕。
“这趟旅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不挺好的吗?妈挺开心的。”
“她开心?”我压着火,“她那是把我们当免费劳动力!你看看她那个清单,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做代购的?”
“哎呀,顺便的事嘛。再说,她不也给我们买东西了吗?”他指了指婆婆硬塞给我的一瓶贵妇面霜。
“那能一样吗?那是施舍!是用她的标准来定义的好!我根本不用这个牌子!”
“林蔚,你怎么总这么不知足呢?我妈她……”
“又是你妈!”我打断他,“在你眼里,你妈什么都对!我所有的感受都是无理取闹!”
“你本来就是无理取闹!”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不就是让你帮忙拿了点东西吗?至于上纲上线吗?”
“这不是东西的问题,是尊重的问题!”
“我妈怎么不尊重你了?”
“她……”
我说不下去了。
因为我知道,在他眼里,那些让我窒息的细节,根本不值一提。
他看不见我被当作翻译和导购时的尴尬,看不见我抱着孩子站在街头的狼狈,看不见我面对他母亲那些“为你好”的绑架时的无力。
他只看见一个“想太多”的,不可理喻的妻子。
第二天,京都。
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古老的寺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我以为,换个环境,心情会好一点。
我错了。
在清水寺,婆婆因为不愿意花钱租和服,对着穿着漂亮和服拍照的年轻女孩们撇了半天嘴。
“花几百块钱穿这么一身,就为了拍几张照,真是不懂现在的年轻人。”
在金阁寺,她对着一小碗抹茶冰淇淋的价格咋舌。
“一个冰淇淋,五十多块钱?上海的梦龙都比它好吃!”
童童想吃,她不给买。
我气不过,自己掏钱买了一个。
婆婆立刻拉下脸:“你就是这么惯孩子的!由着他的性子来,将来怎么办?”
我把冰淇淇递给童童,看着他满足地舔了一口,然后直视着婆婆的眼睛。
“妈,第一,这是我花的钱。第二,偶尔满足一下孩子正常的需求,不叫溺爱。第三,我们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忆苦思甜的。”
婆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
张浩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
我假装没看见。
有些底线,退了一次,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天气氛很僵。
晚上去吃怀石料理,是张浩偷偷预定的,想缓和一下气氛。
结果,婆婆看着菜单,脸拉得比长白山还长。
一道道精致但量少的菜肴端上来,她每吃一口,都要估算一下价格,然后发出一声心痛的叹息。
“这一小口,得十几块钱吧?”
“这个鱼,还没我巴掌大。”
“早知道这么贵,还不如在民宿煮泡面吃。”
我和张浩谁也不敢接话。
一顿饭,吃得食不下咽。
我突然觉得很悲哀。
我们努力工作,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每一个需要享受生活的瞬间,都要被这种“不值得”的念头反复折磨吗?
我看着对面的张浩,他埋头吃着,假装听不见。
我知道,他听见了。
他只是习惯了。
从小到大,他就是在这种“勤俭节约”的教育中长大的。
他母亲的价值观,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而我,一个从小被父母富养,相信“钱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的女人,跟他们,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这顿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民宿的电车上,我提出了分头行动。
“明天,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我带童童去海洋馆。”
婆婆第一个反对:“那怎么行?一家人出来,哪有分开走的道理?”
“为什么不行?”我看着她,“你想逛的,我们不感兴趣。我想去的,你又嫌贵。绑在一起,谁都不开心,何必呢?”
“林蔚!”张浩低声警告我。
我没理他,继续说:“妈,我知道您是好意,想让我们省钱。但我们出来玩,就是图个开心。如果您觉得什么都贵,什么都不值,那我们还不如待在家里。”
电车里很安静。
周围的日本人低着头,各自玩着手机。
没有人看我们。
但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疯子,在全世界面前,歇斯底里。
婆婆没再说话。
她的嘴唇紧紧抿着,脸上的表情,是受伤,是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天晚上,张浩第一次跟我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第三天,我们真的分开了。
我带着童童去了海游馆。
没有了婆婆的念叨和张浩的和稀泥,空气都清新了。
童童看着巨大的鲸鲨从头顶游过,发出一声声惊叹。
我抱着他,闻着他头发上洗发水的香味,感觉这才是度假。
下午,我们在天保山摩天轮上,看到了大阪港的日落。
很美。
我给张浩发了张照片。
他很久才回:“嗯,挺好的。我妈在友都喜喜买电饭煲。”
我笑了笑,没再回复。
晚上,我们在民宿汇合。
气氛依然尴尬。
婆婆买了一个巨大的电饭煲,还有一个马桶圈。
她献宝似的给我们展示:“这个电-饭煲,煮出来的米饭特别香!这个马桶圈,能加热,能冲洗,对老年人腰腿好!”
张浩在旁边附和:“是啊是啊,日本的电器就是好。”
我看着那两件硕大的行李,开始发愁怎么带回国。
我发现,我婆婆这个人,很奇怪。
她舍不得为了一次体验花几百块钱,却愿意为了一件可以用很久的“实物”一掷千金。
在她的世界里,快乐,必须是有形的,可触摸的,并且,是“划算的”。
第四天,是行程中最奇怪的一天。
婆婆突然提出,要去一个叫“和歌山”的地方。
“和歌山?”张浩在地图上搜了半天,“妈,那挺远的,而且没什么特别有名的景点啊。”
“谁说没有?”婆婆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就要去那儿。”
“去那儿干嘛啊?”
“你们别管了,跟着去就行了。”
她的态度很坚决,甚至有点专横。
我和张浩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
去和歌山的电车上,婆-婆一反常态,很安静。
她一直看着窗外。
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民居,跟大阪的繁华截然不同。
她的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透过风景,看一些更遥远的东西。
抵达和歌山,是一个很小的车站。
婆婆拿出手机,对着一张照片,开始跟车站的工作人员比划。
那是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座小小的,日式风格的房子。
工作人员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婆婆不甘心,又找了路边一个出租车司机。
司机大叔很热情,拿着照片研究了很久,又打了个电话,最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我听不懂。
张浩也听不懂。
我们只能看着婆婆,她的表情,从期待,到紧张,再到一丝不易察C察的激动。
最后,司机大叔点了点头,示意我们上车。
车子在乡间的小路上穿行。
路越来越窄,房子也越来越稀疏。
我心里充满了疑问。
这到底是要去哪儿?
婆婆到底在找什么?
车子最终在一个小小的村落前停了下来。
司机指着前面一条石子路,对我们说了句什么。
婆婆付了钱,甚至还多给了一些,这在她身上,简直是奇迹。
我们下了车。
村子很安静,几乎看不到人。
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混合的味道。
婆婆拿着那张照片,走在最前面。
她的背影,有些佝偻,但脚步却异常坚定。
我们跟着她,穿过几条巷子,最后,停在一座房子前。
那座房子,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只是,更破败了。
木质的墙壁已经发黑,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
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婆婆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
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和张浩都开始觉得不安。
“妈,这是哪儿啊?”张浩忍不住问。
婆婆没有回头。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遥远而沙哑的腔调。
“这是……你外婆家。”
“我外婆?”张浩愣住了,“我外婆不是……东北人吗?”
“是。”婆婆缓缓转过身,她的眼圈,是红的。
“她也是……日本人。”
我和张浩,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
我外婆,那个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怎么会是日本人?
婆婆靠在院墙上,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开始讲。
一个被埋藏了五十多年的故事,就在这个安静的日本小村庄里,被缓缓揭开。
张浩的外婆,名叫“山本静子”,是日本开拓团的遗孤。
战争结束时,她才七岁,跟父母失散,被东北一户姓李的农民收养,改名“李秀英”。
她在那片黑土地上长大,嫁人,生下了我婆婆王秀娟。
她从不提自己的身世,也拒绝说日语。
她努力地,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周围的人,也渐渐忘了她是个“日本鬼子”。
直到八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政府开始寻找战争遗孤。
通过红十字会,她找到了在日本的亲人——她的亲弟弟。
那时候,我婆婆已经嫁给了我公公,张浩也快出生了。
一边是养育了她几十年的中国家庭,一边是血脉相连的日本亲人。
她挣扎了很久。
最终,她选择了回到日本。
“她走的时候,我死活不同意。”婆婆的声音在发抖,“我骂她,说她没良心,说她为了日本的钱,不要我们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是哭。抱着我哭。”
“她走后,就跟我爸离婚了。我爸……受不了这个刺激。”
“后来,她从日本给我们寄钱,寄东西。我一次都没要,全都退回去了。”
“我恨她。”
“我恨她为什么是个日本人。我恨她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她脸上。
我看到,有眼泪,从她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下来。
“她刚回来那几年,就住在这里。这是她弟弟的房子。”
“她给我写信,说她不习惯,说她想家,想东北的酸菜炖粉条。”
“信,我一封都没回。”
“后来,她弟弟告诉我们,她得了抑郁症。再后来……就没了。”
婆婆的声音,哽咽了。
“她走的时候,才五十二岁。”
“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透不过气来。
我看着张浩,他的眼圈也红了,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一直以为,外婆是病逝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这背后,有这样一段沉重而悲伤的往事。
“这次来日本,我就是想来看看。”婆婆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我想来看看,她最后生活的地方。”
“我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那一刻,我之前对她的所有不满,所有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斤斤计较,爱慕虚荣,控制欲强的婆婆。
而是一个,失去了母亲,并且为此悔恨了半辈子的,可怜的女儿。
我走过去,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她。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她靠在我身上,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终于爆发了。
张浩也走过来,抱住了我们。
童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好像感受到了悲伤的气氛,也伸出小手,抱住了奶奶的腿。
“奶奶,不哭。”
我们在那座破败的房子前,站了很久。
有邻居听到了哭声,走出来看。
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太。
她看到婆婆,愣了一下,然后,用日语,试探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秀娟?”
婆婆抬起头,也愣住了。
她看着那个老太太,看了很久,然后,不确定地叫了一声:“是……铃木婶婶吗?”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走过来,拉住婆婆的手,两个人,用我听不懂的日语,夹杂着东北方言,激动地说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铃木婶婶,是张浩外婆弟弟的邻居。
当年,张浩的外婆刚回日本时,就是她,一直在照顾她。
铃木婶婶把我们请进了她家。
那是一座很典型的日式民居,干净,整洁。
她给我们端来了茶和点心。
通过张浩手机上蹩脚的翻译软件,我们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铃木婶婶告诉我们,张浩的外婆,一直到去世,都念叨着在中国的女儿和外孙。
她把所有从中国带来的照片,都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一个盒子里。
她还说,她一直想学做酸菜炖粉条,但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
铃-木婶婶说着,就起身,从一个柜子里,捧出了一个木盒子。
她打开盒子。
里面,是厚厚一沓照片,和几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照片上,有年轻时的婆婆,有襁褓中的张浩。
信,是写给我婆婆的。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娟秀。
婆婆戴上老花镜,一封一封地读。
读着读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的样子。
像个迷路的孩子。
铃木婶婶还告诉我们,张浩外婆的墓,就在村子后面的山上。
她带着我们去了。
墓地很小,很安静。
墓碑上,刻着两个名字。
山本静子。
李秀英。
婆婆跪在墓碑前,长跪不起。
她没有哭出声,但她的肩膀,一直在剧烈地抖动。
我和张浩,也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外婆。”
我在心里,轻轻地叫了一声。
回去的路上,天色已经晚了。
夕阳把整个村庄都染成了金色。
很美,也很寂寞。
婆婆的情绪,平复了很多。
她拉着我的手,说:“林蔚,对不起。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妈,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该……那么想您。”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苦涩。
“你没想错。我这个人,就是爱算计,爱面子。我就是怕别人看不起。”
“我妈是日本人这件事,我藏了一辈子。我怕别人知道了,戳我脊梁骨,说我是汉奸的女儿。”
“我拼命地想证明,我跟别人一样,甚至要比别人过得好。”
“所以,我什么都想争第一,什么都想掌控在手里。对你爸是这样,对张浩是这样,对你……也是这样。”
“我活得太累了。”
我握紧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也很凉。
回到大阪,已经是深夜。
民宿里,那堆“战利品”还摊在地上。
电饭煲,马桶圈,药妆,护肤品。
现在再看它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她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因为,这些是她唯一能够抓住的,实在的,可触摸的“幸福”。
她用这些东西,来填补内心的那个巨大的,因为缺失母爱而留下的空洞。
她用这种“精打细算”的掌控感,来对抗命运中那些她无力掌控的巨大失落。
那天晚上,张浩跟我聊了很久。
在那个小小的阳台上。
他第一次,跟我说起了他的童年。
说起了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外公,是如何在他外婆走后,一夜白头。
说起了他母亲,是如何一个人,撑起了那个破碎的家。
“我妈她……其实很苦。”他说,“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所以,她对我的要求很高,也很……强势。”
“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听话,顺着她,家里就能太平。”
“我以为,这是孝顺。”
“但我今天才发现,我错了。”
“我只是在逃避。逃避我们家真正的问题。也逃避了……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深刻的歉意。
“林蔚,对不起。”
我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抱住了他。
我们都错了。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标准,去审判对方。
我们都忘了,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奈良。
阳光很好。
小鹿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
童童拿着鹿仙贝,喂得不亦乐乎。
婆婆也买了一包。
她小心翼翼地,把仙贝递到一只小鹿嘴边。
小鹿吃完,还对着她,鞠了个躬。
婆婆开心地笑了。
那笑容,像个孩子一样。
纯粹,又灿烂。
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在机场,我们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婆婆买的那个电饭煲,因为尺寸太大,不能作为随身行李带上飞机,必须托运。
而我们的托运额度,已经用完了。
超重行李费,很贵。
婆婆的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她站在值机柜台前,急得团团转。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正想说,算了,加钱就加钱吧。
张浩拉住了我。
他走到婆婆身边,蹲下来,开始整理我们的行李箱。
他把我们三个箱子里所有重的,不怕压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塞进他自己的背包里。
衣服,书,充电宝……
他的背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
然后,他把那个电饭煲,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婆婆的箱子。
“妈,您这个箱子,我去托运。我的背包,我背上飞机。”
他站起来,那个巨大的背包,压得他背都有点弯。
但他看着婆婆,笑得很轻松。
“没事的,妈,不超重了。”
婆婆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但她的眼圈,又红了。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穿着航空公司制服的日本地勤小姐姐,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们。
她走过来,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们说:
“先生,您的背包,太大了,也太重了,这样上飞机,会不舒服的。”
然后,她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日语。
很快,一个主管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她们交流了几句。
然后,那个小姐姐,微笑着对我们说:
“这次,是特殊情况。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托运一件行李。”
她指了指那个电饭煲。
我们都愣住了。
“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问。
小姐姐的笑容,很温暖。
她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家人之间的,爱。”
“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小小的礼物。祝你们,旅途愉快。”
我看着她,看着她真诚的眼睛。
我突然明白,这趟旅行,我真正“眼界大开”的是什么。
不是日本的风景有多美,不是日本的科技有多发达。
而是,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善意。
这种善意,跨越了国籍,跨越了语言。
它存在于那个热情指路的出租车司机身上。
存在于那个守护着邻居遗物的铃木婶婶身上。
也存在于眼前这个,愿意为了一份家庭的爱,而破例一次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身上。
当然,我也看到了药妆店店员脸上,那种商业化的,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微笑。
我也听到了电车上,有些日本人对我们这些大声说话的中国游客,发出的不屑的叹息。
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群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
所谓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世界,你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心里充满了偏见和戾气,你看到的,就全是恶意和歧视。
你心里怀着理解和善意,你遇到的,就总会是温暖和爱。
就像我的家庭。
我曾经以为,我的婆婆,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恶婆婆”。
我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妈宝男”。
我的婚姻,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围城。
但当我走近了,看清了那些被岁月和误解掩盖的伤痕,我才发现,他们,也只是两个,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爱着这个家,爱着我的,普通人。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
我转过头,看到婆婆已经靠在张浩的肩膀上,睡着了。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嘴角,却微微上扬。
我拿出手机,翻到在奈良拍的那张照片。
阳光下,她对着小鹿,笑得像个孩子。
我把这张照片,设置成了我的手机屏保。
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这次旅行,结束了。
但我们一家的,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