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被富豪父母找回后我选择离婚

第一章 孤儿院的"青梅煮马"

我和沈念离的相遇，堪称孤儿院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没有那堵墙的话。

那是在“阳光爱心孤儿院”，一个名字充满希望但实际连阳光都要排队领取的地方。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周日下午是热水澡时间，但热水总是不够用。我常常是那个排在最后，只能对着凉水龇牙咧嘴的倒霉蛋。

我三岁，她两岁半，我们在抢同一个橡皮鸭时结下了深厚的“仇怨”。那是一只褪了色的黄色小鸭，左眼处的漆已经磨没了，看上去像是独眼海盗鸭。

“那是我的鸭子！”小念离奶声奶气地宣告主权，眼睛瞪得比食堂的馒头还圆。

“上面写你名字了吗？”我据理力争，虽然当时我还不认识字。

“有！这里！”她的小手指着鸭子肚皮上模糊的印记，“这里写着‘念离’！”

我凑近仔细看：“这明明写的是‘Made in China’！”

这场争夺战以保育员阿姨各打五十大板告终——鸭子被没收了。从此，我和沈念离开始了相爱相杀的童年。

孤儿院的生活教会我们许多生存技巧。比如，如何把一碗粥喝出满汉全席的满足感，如何在被子下偷藏半块饼干而不被老鼠发现，以及如何在每周一次的领养参观日中表现得既可爱又不至于太过惹眼。

“今天来的那对夫妇看起来很有钱，”六岁的念离悄声说，“那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比我闻过的任何味道都好闻。”

我耸耸肩：“上次那对看起来有钱的夫妇最后带走了小胖，因为他会背唐诗。”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学点才艺？”她眼睛亮了起来。

于是我们决定自学成才。我练了一套自创的“霹雳舞”，其实就是胡乱扭动加上偶尔的劈叉（虽然一次都没成功过）。念离则决定展示她的“天籁之音”，结果在表演时因为太紧张，打了一个响亮的嗝，逗得来访夫妇笑出了眼泪。

他们最后带走了另一个会拉二胡的孩子。

六岁时，我们因为偷厨房的馒头被罚站。她小声说：“以后我们要是有钱了，就买下整个面包店。”

“然后把它改成馒头店？”我认真地规划未来。

“不，”她眼睛亮晶晶的，“我们就让面包师傅每天做不同形状的馒头！”

看，从小就有商业头脑。

第二章 青春期的“互相伤害”

到了青春期，孤儿院的孩子们开始分化成两派：一派努力读书指望改变命运，另一派认命躺平等待被领养。

我和念离属于第三派：既努力读书又期待被领养，简称“骑墙派”。

十三岁那年，念离迎来了她的第一次“月经惊魂”。她以为自己要死了，偷偷写好了遗书，把她的“财产”（一根红色头绳、半块橡皮和三张糖纸）留给了我。

我拿着她的小纸条，哭笑不得地找来了保育员阿姨。阿姨给她做了必要的科普后，念离红着脸一整天没理我。

“太丢人了，”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对我说，“我以为我得了不治之症。”

“没事，”我安慰她，“你的遗产我会好好利用的。”结果换来她一顿捶打。

十五岁，我迎来了变声期，嗓音在男高音和唐老鸭之间随机切换。念离毫不留情地给我取了外号“人形鸭子”，指的是我的声音像极了当年我们争夺的那只橡皮鸭被踩到时发出的吱嘎声。

“你能不能别在语文课上朗读课文？”她恳求道，“我憋笑憋得肠子都快打结了。”

“这是我的特色！”我试图用低沉的声音说话，结果破音破出了好几个八度。

十六岁那年，我在孤儿院那棵歪脖子树下对她说：“如果我们没有被领养，就在一起吧。”

她眨眨眼：“你这是求婚还是诅咒？”

“都是。”我诚恳地说。

然后我们笑了，笑着笑着就吻在了一起。那是我们的初吻，带着食堂白菜炖粉条的味道和一丝若有似无的薄荷味——她偷偷用了保育员的牙膏，以为这样能让自己闻起来更迷人。

高中时，我们挤在孤儿院的阅览室里学习。她数学好，我语文强，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互补型早恋”。

“这个三角函数题...”我眉头紧锁。

“简单，”她抢过笔，“你看这里...然后这里...最后这里...懂了没？”

“更糊涂了。”我老实承认。

“那就记住答案选C，”她叹口气，“有时候不需要理解，记住就行。”

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们婚姻的预言。

有一次模拟考试，我数学破天荒及格了。为了庆祝，我们偷偷溜出孤儿院，买了烤红薯分着吃。

“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要吃一次烤红薯，”她嘴里塞得鼓鼓的，“不管有钱没钱。”

“那要是特别有钱呢？”我问。

“那就买两个！一人一个！”

那是我们最初关于“奢侈”的想象。

第三章 成年人的“过家家”

十八岁，我们搬出了孤儿院，租了个比卫生间大不了多少的单间。墙皮时不时往下掉渣，我们给这个游戏取名叫“接住那片雪”。

“这就是我们的城堡！”念离兴奋地转圈，然后撞到了墙上。

我边给她揉额头边说：“没错，连护城河都省了——楼下就是臭水沟。”

我们在小餐馆打工，她当服务员，我当洗碗工。晚上回家累得像两条咸鱼，但还是会挤在小床上规划未来。

“等我们有钱了，要买个大冰箱。”她说。

“然后呢？”

“然后在里面塞满吃的！”

看，我们的梦想多么朴实无华。

第一个月的工资，我们奢侈地买了一个小蛋糕庆祝。念离坚持要点蜡烛，尽管那天不是我们任何人的生日。

“许个愿吧。”她说。

我闭上眼睛许愿：“希望明年我们能买得起更大的蛋糕。”

她笑了：“我的愿望是希望你的愿望能实现。”

那晚我们做爱了，在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小心翼翼生怕动作太大会把床弄塌。事后她蜷在我怀里，轻声说：“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等我们换了双人床，你会更幸福。”

二十岁那年，我们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枚小小的银戒指。没有求婚仪式，就是在吃麻辣烫的时候，我突然说：“要不我们结婚吧？”

她辣得眼泪汪汪：“好呀，但你能不能先给我买瓶水？”

于是我们就结婚了，在民政局门口吃了两根冰棍庆祝。结婚照上，我们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尽管身后那堵墙上写着“办证、开锁、通下水道”。

新婚之夜，我们躺在仍然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念离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羡慕那些穿婚纱、办豪华婚礼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婚姻不一定比我们的麻辣烫婚姻更辣。”她为自己的双关语得意地笑了。

我也笑了，把她搂得更紧了些。那时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持续一辈子。

第四章 天上掉下个“宋妹妹”

婚姻生活的前几年就像一碗温吞水——不烫嘴，但也没啥味道。直到念离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我震惊地重复了十遍，然后跑去买了二十种不同口味的酸梅——因为她突然想吃酸的。

孕期的念离变得异常敏感且有着惊人的嗅觉。她能闻出三楼邻居今晚做什么菜，能嗅出我身上是否沾了其他女性的香水味（其实只是餐馆新来的洗碗大妈用的廉价花露水），甚至能隔着肚子跟未来的孩子“对话”。

“宝宝说他想吃烤红薯。”某天深夜，她摇醒我。

我睡眼惺忪地看着窗外的大雨：“现在？凌晨两点？”

“不是我想吃，是宝宝想吃！”她理直气壮。

于是我披上雨衣，踏着积水走了两条街，终于找到一个还在营业的烤红薯摊。当我像个落汤鸡一样把热乎乎的红薯递给她时，她感动得哭了。

“以后我们要告诉孩子，他爸爸曾经为他在暴雨夜里买烤红薯。”她边吃边说。

儿子出生那天，我给他取了个小名“等等”——因为等等食品便宜又管饱，而且这孩子让我们等了好久，折腾了二十多个小时才肯出来见见这个世界。

等等三个月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认亲大戏”上演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辆看起来能买下我们整栋楼的豪车停在了我们租住的筒子楼下。车上下来一对衣着考究的夫妇，声称是念离的亲生父母。

“我们是宋氏集团的...”那位先生开口就是电视剧台词。

原来，念离小时候不是被抛弃的，而是被保姆拐卖的。宋家找了她二十多年，最近才通过DNA比对找到了她。

经过DNA检测和各种狗血剧里常见的程序，确认念离确实是他们二十多年前被拐卖的女儿。

一夜之间，我的老婆从洗盘子的沈念离变成了宋氏集团唯一的千金宋念离。

“这比中彩票还刺激，”我感慨道，“至少买彩票还要花两块钱。”

念离一开始是抗拒的，她无法突然接受一对陌生人为父母，更何况这对父母想要完全改变她的生活。

“我喜欢我们现在的生活，”她夜里抱着我说，“我不想去什么大房子，不想当什么千金小姐。”

但血缘的魔力是巨大的，加上宋家夫妇几乎是哀求的态度，她最终还是妥协了。

搬家的那天，我看着工人们将我们那点寒酸的家具一件件搬上车。念离抱着等等，突然哭了：“我有点害怕。”

我搂住她：“怕什么？你这是去当公主，不是去上刑场。”

“我怕变得不像自己了。”她说。

我笑她想太多，殊不知她的话竟一语成谶。

第五章 “精英教育”从换姓开始

认亲之后的第一件事：给等等改姓。

“等等以后就叫宋等等了。”念离，不，现在该叫宋念离，轻描淡写地通知我。

“宋等等？听起来像‘送等等’，好像随时准备把他送人一样。”我试图用幽默缓解不适。

她没笑：“大名会叫宋承轩。”

得，连名字都透着人民币的味道。

我们搬进了宋家的豪宅，大得能装下整个孤儿院。我的拖鞋在第一周就丢了三次——每次都因为从卧室到餐厅要走太远的路，我不得不中途休息，把拖鞋忘在了某个角落。

等等（现在该叫承轩了）的教育问题成了我们第一个重大分歧。

我认为公立学校就挺好，她坚持要上国际幼儿园，学费比我年薪还高。

“他才三岁，学什么高尔夫？”我看着课程表目瞪口呆。

“培养贵族气质要从小开始。”她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于是，三岁的等等开始了他的“精英人生”：周一钢琴，周二马术，周三英语，周四油画，周五高尔夫...周末还要学编程。

“他连自己穿裤子都不会呢！”我抗议。

“有保姆穿，”她轻描淡写，“你不懂，这是为了他好。”

我确实不懂，就像不懂为什么一个三岁孩子需要学“商业谈判技巧入门”。

有一次，我偷偷带等等去吃烤红薯，被他外婆撞个正着。老太太差点心脏病发作：“这种东西多不卫生！承轩的肠胃很娇贵的！”

等等却吃得满嘴都是，开心地说：“爸爸，这个比鱼子酱好吃多了！”

结果那天晚上，等等真的拉肚子了。念离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小时候经常吃，不也活得好好的？”我试图辩解。

“那是你！”她几乎是在尖叫，“他是宋家的继承人，能一样吗？”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那一刻我意识到，等等不再仅仅是我们的儿子，更是“宋家的继承人”。

最让我心痛的是，等等开始习惯这种生活。他三岁半时，已经能够分辨出不同品牌的矿泉水；四岁时，他会指着电视上的经济新闻说：“今天外公公司的股票跌了。”

有一次，我听到他在跟保姆说话，那语气活脱脱是个小大人：“李妈，今天的果汁不是鲜榨的，我喝得出来。”

而我呢？我成了这个家里的“稀有物种”。宋家的亲戚们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礼貌的疏离，仿佛我是博物馆里某件标签错误的展品。

“念离的丈夫啊，”他们这样介绍我，语气中的勉强几乎可以摸得到，“就是那个...很特别的人。”

特别。多么委婉的词，意思是“不属于这里”。

第六章 渐行渐远的“我们”

随着念离融入她的新角色，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她聊股市行情，我聊菜市场行情；她说巴黎时装周，我说楼下小超市周打折；她品82年的拉菲，我喝2块钱的啤酒。

宋家为她安排了全方位培训，从礼仪到金融，从艺术鉴赏到社交辞令。她变得越来越优雅，也越来越陌生。

有一天，她看着我穿的T恤皱眉：“你这衣服...是十年前买的吧？”

“准确说是十一年，”我自豪地说，“质量多好！”

她叹了口气，第二天我的衣柜里就多了十几件名牌衬衫，价格标签让我手抖。

“穿这些，配得上宋家女婿的身份。”她说。

但我穿上那些衣服，感觉像偷穿别人戏服的群众演员。

我们的住所也从那个小单间搬到了豪华公寓，大得说话都有回声。

“要不要养只狗？”某天我提议，“这样家里有点生气。”

“狗会掉毛，”她否决了，“不如买个机器人狗，科技感十足还不掉毛。”

看，连宠物都要分阶级。

床也换了，终于不再是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而是一张宽敞得可以在上面打滚的双人床。但我们之间的距离却比从前更远了。她总是背对着我睡，说是怕呼吸打扰我休息。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身边。最后我在阳台找到她，她正对着城市夜景抽烟——这是我从未知道的习惯。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

“最近，”她吐出一个烟圈，“压力大时抽一根。”

我看着她熟练的姿势，明白这绝非“最近”才开始的。

性生活变成了月度任务，安排在她的排卵期，为了给宋家添个继承人。从前的激情变成了机械运动，结束后她第一件事是看体温计，计算受孕几率。

“今天应该能中。”某次结束后，她冷静地分析，然后起身去洗澡。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昂贵的水晶吊灯，突然想起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那时的性爱或许笨拙，但至少是温暖的。

我曾经试图挽回。我偷偷学了高尔夫，想给她一个惊喜。结果我在练习场出了丑，一杆把球打进了教练的咖啡杯里——别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试图参与她的社交圈，结果在慈善晚宴上把洗手水当饮料喝了。满座宾客憋笑憋得辛苦，念离的脸色则难看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那晚回家后，她说：“以后这种场合，你还是别去了。”

“我可以学...”我试图辩解。

“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她语气疲惫，“就像我永远学不会像你那样自在地吃路边摊。”

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共同回忆是烤红薯。某天我又买了一个，想给她一个惊喜。

她看着那个用纸巾包着的红薯，表情复杂：“我现在不能吃这个。”

“为什么？你以前最爱吃的。”

“下周要参加一个重要酒会，礼服很贴身，不能有任何腹胀。”她解释道，“而且，这东西热量很高。”

我看着她把那个还温热的红薯扔进垃圾桶，突然觉得扔掉的不仅仅是红薯。

第七章 餐桌上的“冷战”

最体现我们关系变化的是餐桌。

从前我们挤在小桌子前分享一碗泡面都能笑出声，现在坐在三米长的餐桌两头，吃着厨师精心准备的菜肴却相顾无言。

宋家的餐桌礼仪多得能出书：勺子不能碰碗壁，喝汤不能出声，面包要撕成小块吃...我每次吃饭都像在参加考试，而监考老师就是念离 herself。

她开始挑剔我的饮食习惯。

“吃饭不要出声。”

“刀叉不是那么拿的。”

“红酒不能一口干。”

我试图适应，但总觉得自己像被强行塞进水晶鞋的灰姑娘——而且这鞋还硌脚。

有一次，宋家举办家庭晚宴，我在用餐时不小心把红酒洒在了桌布上。那一刻，整张桌子安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

念离的母亲——现在是岳母了——优雅地打了圆场：“没关系，佣人会处理的。”

但念离看我的眼神冷得像冰。那晚回到房间，我们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你能不能给我长点脸？”她几乎是在嘶吼，“你知道他们背后都怎么说你吗？”

“怎么说？说我是个土包子？配不上你宋大小姐？”我也火了，“我不是一直这样吗？从前你怎么不嫌弃？”

“从前是从前！”她喊道，“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那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插进了我们婚姻的心脏。

我曾经试图用幽默化解这场危机。某天我特意在餐桌上摆满了我们从前常吃的食物：泡面、榨菜、火腿肠...

念离看着这一桌“盛宴”，脸色由白转青：“这是什么意思？”

“怀旧之夜！”我试图笑得轻松，“还记得我们以前...”

“我不记得了！”她打断我，“那些过去一点都不美好！只有贫穷和不堪！”

她叫来佣人，把整桌食物倒掉了。我看着那些被丢弃的泡面，突然明白了：她丢弃的不仅仅是食物，还有我们共同的过去。

最讽刺的是，等等——现在是承轩了——已经完全适应了贵族生活。五岁的他能熟练使用三套刀叉，能够分辨鱼子酱的产地，甚至会在品尝完红酒后小大人似的点评：“单宁还不够柔和。”

有一次，我听到他在教育小保姆：“吃牛排不能全部切完再吃，要切一块吃一块，这是基本礼仪。”

那语气，像极了念离。

我曾经偷偷带他去吃了一次路边摊，结果他拉肚子拉了三天。念离气得整整一个月没跟我说话。

“你是在故意报复我吗？”某天她冷冷地问。

“我只是想让他体验普通孩子的快乐。”我解释。

“普通？”她冷笑，“我的儿子注定不普通。”

从那天起，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第八章 那个决定性的夜晚

决定离婚的前一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还在孤儿院，抢那个橡皮鸭。

醒来时，身边空无一人——念离又出差了，这次是去巴黎谈什么并购案。

我独自在家巨大的厨房里，突然很想吃从前我们常吃的那家小馆子的炒面。

于是我真的开车去了——穿过大半个城市，找到那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小馆子。

老板娘居然还认得我：“哟！好久不见！带老婆孩子来了？”

我摇摇头，打包了一份炒面。

回家后，我把它装进精致的瓷盘里，摆在长长的餐桌上，等念离回来——她说过今晚会回来。

九点，十点，十一点...炒面从热气腾腾到冰凉油腻。

凌晨一点，她终于回来了，看都没看餐桌一眼：“怎么还没睡？”

“等你吃饭。”我说。

她瞥了一眼那盘炒面，眉头微蹙：“这种东西以后别往家里带，不健康。”

然后径直上楼了。

我坐在那里，对着那盘凉透的炒面，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不仅仅是一盘凉了的炒面，而是我们凉了的婚姻，凉了的爱情，凉了的人生。

我想起从前的无数个夜晚，我们挤在狭小的厨房里分享一碗热腾腾的炒面，笑得比谁都开心。那时的炒面或许廉价，但至少是热的；我们的房子或许狭小，但至少是暖的。

现在，我们住在宫殿里，却比住在冰窖还冷。

我端起那盘凉炒面，走进厨房，想把它热一热。但转念一想，有些东西凉了就是凉了，再加热也回不到原来的味道。

就像我们的婚姻。

那晚我睡在客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和念离都变老了，但还是挤在那间小单间里，分享一碗泡面。她笑得眼睛弯弯，像年轻时一样。

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片。

第九章 离婚协议书的“幽默”

第二天，我找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律师很为难：“宋先生，您这样会失去一切财产权...”

“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财产，”我笑笑，“除了那套收藏版的漫画书，那是我唯一的坚持。”

当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念离时，她正在看财报，头都没抬：“什么东西？”

“离婚协议。”我说。

她终于抬起头，脸上是显而易见的不耐烦：“又怎么了？这次是什么理由？因为我昨天没吃你那盘...路边摊？”

我摇摇头，淡淡回道：“因为昨晚，我炒的菜凉了。”

她愣住了，然后笑了：“就为这个？你知道这有多荒谬吗？”

“知道，”我点头，“就像用精英教育培养一个三岁孩子打高尔夫一样荒谬；就像用三米长的餐桌吃一顿一言不发的饭一样荒谬；就像用82年的拉菲配回忆一样荒谬。”

她沉默了，久久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崩塌。

“还记得我们从前吗？”我轻声问，“没有钱，但是很快乐。”

“从前...”她喃喃道，眼睛里突然涌出泪水，“回不去了，不是吗？”

我点点头：“是啊，回不去了。”

她拿起笔，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像极了心碎的声音。

“最后问一句，”她说，“真的只是因为炒面凉了？”

我笑了：“那盘炒面让我明白，有些东西凉了可以再热，但有些东西一旦凉了，就再也热不回来了。”

她低下头，我看到了她发间的一根银丝。突然想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注意到彼此的变化了。

第十章 尾声：各奔东西的“温暖”

离婚后，我搬出了那个大得吓人的公寓，租了个小房子——这次有真正的窗户，阳光不用排队。

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名字就叫“凉菜热炒”。招牌菜是各种炒面和烤红薯。生意不错，很多人喜欢来这里吃有烟火气的食物。

念离给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只拿了足够开店的部分。剩下的，我以承轩的名义存了起来。

偶尔，我会去偷偷看儿子——现在该叫宋承轩了。他确实很有“贵族气质”，十岁就能用三种语言点餐，但好像不会像普通孩子那样放声大笑。

有一次，他偷偷找到我的餐馆：“爸爸，妈妈说你离开是因为炒菜凉了？”

我揉揉他的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知道不是真的，”他老成地说，“你们大人总喜欢用比喻。”

看，精英教育还是有点用的，至少知道什么是比喻。

他偶尔会来我的餐馆，我总是给他做最普通的炒面。他吃得小心翼翼，生怕油渍弄脏了名牌衣服。

“好吃吗？”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跟家里厨师做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里的...”他寻找着合适的词，“有温度。”

我笑了，揉乱他精心打理的头发。

至于念离，她后来结过一次婚，门当户对的那种，但没多久就离了。听说她的第二任丈夫离开的理由是“她总把红酒倒太满”。

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那盘“凉了的炒菜”。

某天深夜，我的餐馆快要打烊时，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念离，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白衬衫，像极了从前的样子。

“能给我来份炒面吗？”她问。

我点点头，走进厨房。当我端着热腾腾的炒面出来时，发现她正在哭。

“怎么了？”我问。

“今天去了孤儿院，”她轻声说，“拆迁了，变成购物中心了。”

我们沉默地吃着炒面，就像从前那样。

“对不起，”她突然说，“我为所有的事道歉。”

我摇摇头：“没什么好道歉的。我们都做了当时认为对的选择。”

她离开时，回头看了我一眼：“炒面很好吃，像从前一样。”

我站在餐馆门口，看着她坐上豪车离去。天空飘起了细雨，像极了多年前那个我为她买烤红薯的夜晚。

如今，我仍然守着我的小餐馆，做有温度的食物。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照片——两个孩子在抢一只橡皮鸭，笑得无比开心。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和我抢橡皮鸭的小女孩，想起我们在孤儿院歪脖子树下的初吻，想起我们挤在小房间里吃麻辣烫的时光。

那些回忆没有凉，它们以某种方式温暖着我，提醒我曾那样真实地活过，爱过。

而关于离婚的真相？其实不是因为那盘菜凉了。

而是因为，我们的爱情，早就凉透了。那盘菜，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最后一盘凉菜。

但生活还在继续，菜凉了可以再炒，人心凉了...也许某天也会重新温暖起来。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