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上海房子移民澳洲，如今不得不回国打工，47岁的我意难平！

47岁生日那天，我没有在澳洲黄金海岸的海景别墅里开派对，而是一个人拖着两个半旧的行李箱，站在浦东机场T2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茫然四顾。手机震了一下，我以为是老婆苏晴问我安顿好了没，划开一看，是当年帮我卖房的那个中介小张发来的：“沈哥，生日快乐。顺便说一句，您五年前卖掉那套陆家嘴的房子，上个月同户型成交了一套，又涨了小八百万。”

我盯着那条信息，感觉心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疼得喘不上气。机场大厅的空调开得足，我却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一切，都要从五年前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决定说起。

五年前，我42岁，正是男人四十一枝花的年纪。我在一家外企做市场部经理，年薪不高不低，七十来万，在上海这个地方，也算是个体面的中产了。老婆苏晴在一家国企做会计，稳当。女儿刚上初中，成绩中上。我们在陆家嘴有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不大，但是地段好，是当年我爸妈掏空了半辈子积蓄给我们凑的首付。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就像加满了油的汽车，虽然路上有点堵，但方向盘稳稳地在我手里，只要照着导航走，前面就是一片光明。

可人到中年，就容易犯迷糊，总觉得眼前的路不是最好的那条。那阵子，朋友圈里移民的风刮得特别大。今天这个晒澳洲的蓝天白云，明天那个发加拿大的大别墅。我有个大学同学，比我早几年去了墨尔本，天天在朋友圈发他家院子里的草坪，他家门口的袋鼠，还有他女儿在全是白人小孩的学校里笑得多么灿烂。他说那边空气好，没压力，孩子教育资源更是没得比，轻轻松松上名校。

我看着他发的那些照片，再看看自己每天挤两个小时地铁，在办公室里跟人勾心斗角，回家还要辅导女儿做到半夜的奥数题，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我开始觉得，我给老婆孩子的生活，还不够好。我应该带她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跟苏晴一说，她当时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沈浩，你疯了？咱们在这儿有房有车有工作，亲戚朋友都在，你都四十多岁了，折腾什么？国外就那么好？人生地不熟的，你那点英语，出了机场能找着北吗？”

我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才要抓紧，再过几年，想走都走不了了。你看老王家的孩子，为了个学区房，头发都愁白了。咱们女儿以后呢？还不是一样要走这条路？我们现在出去，是为了孩子，给她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天天在网上看各种移民澳洲的帖子，看中介发的宣传资料。什么“投资移民，一步到位”“享受世界顶级福利”“轻松融入主流社会”，每一句话都像钩子一样，把我往外拽。我跟苏晴吵了好几次，她拗不过我，最后红着眼睛说：“沈浩，这个家是你当，你要是真觉得那条路好，我跟着你走。但是房子不能卖，那是咱们的根，卖了就回不来了。”

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晴晴，你就是瞻前顾后。咱们既然要出去，就是破釜沉舟，不给自己留退路。那边的生活成本也高，不卖房子，我们拿什么过去投资？拿什么生活？你放心，凭我的能力，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等咱们在那边站稳了脚跟，买个带院子的大房子，比上海这鸽子笼强一百倍！”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什么能力，什么人脉，离开了你熟悉的环境，你什么都不是。

最终，我们以八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陆家zutsu的房子。拿到钱的那天，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我感觉自己手握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未来的美好生活仿佛就在眼前。苏晴却躲在房间里哭了一场，她说她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我当时还笑她，妇人之见。

我们办的是投资移民，钱砸进去不少，剩下的钱换成澳元，也算是一笔巨款。刚到悉尼那会儿，日子确实像梦一样。天蓝得不像话，空气里都是青草的味道。我们租了个不错的公寓，给女儿找了所私立学校。我每天不用上班，就开着车带老婆孩子到处逛，去海滩，去公园，去歌剧院。我跟国内的朋友视频，意气风发地说：“兄弟们，赶紧出来吧，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可新鲜感过去之后，现实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砸了过来。首先就是钱。澳洲的物价高得吓人，我们带来的钱，看着多，但每天都在哗哗地往外流。房租、学费、保险、水电煤气，样样都是一大笔开销。我开始慌了，必须得找工作。

我以为凭着自己外企市场经理的履历，找个工作应该不难。可我把简历投出去几十份，都石沉大海。偶尔有几个面试，对方一听我这磕磕巴巴的口音，再看看我这张亚洲面孔，就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然后就再也没了消息。人家那个圈子，根本不带你玩。你的经验、你的人脉，在这里一文不值。

积蓄越来越少，我不能再坐吃山空。我放下了所谓的“中产”面子，开始找体力活。我去过华人的餐馆里洗盘子，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腰都快断了，后厨的油烟味闻得我直犯恶心。我去送过外卖，为了抢单，在陌生的街区里横冲直撞，好几次差点出车祸。我还去过建筑工地当小工，扛水泥，搬砖头，一天下来，手上的皮磨掉一层又一层。

苏晴看着我每天累得跟死狗一样回家，心疼得直掉眼泪。她也出去找工作，可她那点会计经验，在这边同样没人认，最后只能在一家华人超市当收银员，时薪低得可怜。我们俩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不够付房租和女儿的学费。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的落差。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工地上，一个二十出头的白人小子，叼着烟，对我颐指气使，让我把那堆砖搬到另一头去。我当时就火了，想跟他理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能说什么？说我曾经也是个坐办公室的经理，手下管着十几号人？在这里，我就是个打黑工的，连合法的工作签证都没有，人家随时可以让我滚蛋。那一刻，我所有的尊严都被踩在了脚底下，碾得粉碎。

女儿也过得不开心。她在学校里因为语言和肤色的问题，被同学排挤。她渐渐变得不爱说话，每天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一次我看到她在日记里写：“我讨厌这里，我想回上海，我想我的朋友们。”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我费尽心机，卖掉了一切，把她带到这个所谓的“天堂”，结果却让她活在了地狱里。

我们就这样苦苦撑了四年。四年里，我们从公寓搬到了郊区的平房，又从平房搬到了只能放下一张床的车库。带来的钱花光了，卖房子的钱也因为一个不靠谱的投资项目赔得血本无归。我们俩就像两只没头苍蝇，每天为了生存而奔波，当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早就被现实磨得一干二净。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爸在国内突发脑溢血。我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哭得话都说不清楚。我当时就懵了，恨不得立刻飞回去。可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连一张回国的机票钱都凑不出来。最后还是苏晴低声下气地跟她在澳洲的一个远房亲戚借了钱，我才得以回国。

在医院里，看着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的父亲，我这个做儿子的，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心里那种愧疚和无力感，几乎要把我吞噬。都是国内的亲戚朋友凑钱，才让我爸渡过了难关。我那个留在上海的老同事老王，来看我爸的时候，二话不说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沈浩，拿着，别跟我客气。谁都有个难处。”

我捏着那个信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那虚无缥缥的蓝天白云，我舍弃了亲情，舍弃了朋友，舍弃了自己最安稳的生活，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

父亲的病稳定后，我跟苏晴商量，我们必须回国。澳洲那个梦，该醒了。苏晴没有反对，她只是平静地说：“我听你的。”我知道，这几年，她心里受的苦，比我还多。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我一个人，先回来探路，安顿下来再接她们母女。可回到这个我离开了五年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已经彻底成了个外人。上海的变化太快了，到处都是我不认识的高楼，不熟悉的路。我去找工作，可人家一看我47岁的年纪，又与社会脱节了五年，都客客气气地把我请了出去。现在的职场，是年轻人的天下，谁会要一个一无所有、满身暮气的中年人？

老王帮我介绍了一个在物流仓库做理货员的工作，就是包工头吆五喝六的那种。我去了，干了两天，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晚上回到租来的小单间，吃着泡面，看着窗外陆家嘴璀璨的灯火，那些灯光，曾经有一盏是属于我的，现在，它们就像一个个嘲笑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不敢告诉苏晴我现在的窘境，每天视频都强颜欢笑，说一切都好，工作已经找得差不多了。我更不敢去想，当年那套房子，如果没卖，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没有如果，是我亲手毁掉了自己和家人的一切。

你们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一步错，就步步错？我总想着给家人更好的，结果却把她们带进了深渊。这份“意难平”，可能要跟随着我一辈子了。我今年47岁，没有房子，没有像样的工作，前路一片迷茫。我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只是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被“国外的月亮比较圆”这种想法冲昏了头脑的中年人，千万要三思。有时候，你所嫌弃的现在，可能已经是你人生最好的状态了。别等到失去了一切，才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