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儿在家啃老28年，老两口愤然离家，7年后回家时震惊

当我把那把生了锈的钥匙插进锁孔时，我以为推开的会是积了七年灰尘的过去。

可门后的景象，却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我和老伴赵惠芳的心上，让我们俩都愣在了门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整整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我们像两个赌气的孩子，倔强地在千里之外的小城里生活，从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也从没想过要回来看看。我们以为，这七年的沉默，足以惩罚那两个被我们惯坏了的女儿，也足以让我们自己冷却掉那颗被伤透的心。

我们设想过无数次推开家门的场景：或许是满屋狼藉，或许是蛛网遍布，甚至可能，这房子早就被她们变卖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回来收拾一个烂摊子。

然而，这一切，都得从七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从一碗没加荷包蛋的素面开始。

第1章 一碗没有荷包蛋的素面

七年前，我叫陈卫国，六十岁，退休的第二年。老伴赵惠芳，五十八岁，比我早几年退了。我们这辈子最大的“资产”，就是两个女儿，大女儿陈婷，三十岁，小女儿陈澜，二十八岁。

在外人眼里，我们家是幸福的。老两口都有退休金，身体还算硬朗，两个女儿都陪在身边，没嫁到远方去。可只有我和惠芳自己心里清楚，这哪里是陪伴，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两个女儿，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正经上过几天班。陈婷心气高，总觉得小公司屈就了她，大公司又看不上她，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干得最长的一份工，是三个月零七天。陈澜呢，性格内向，嘴上说着要考公务员，考了五年，每年都差那么几分，渐渐地，连书本都懒得翻了，每天窝在房间里看剧、打游戏。

于是，将近三十岁的两个人，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住在了家里。吃我们的，用我们的，每个月还理直气壮地朝我们要“零花钱”。

我和惠芳的退休金加起来有六千多块，在咱们这个三线小城，本可以过得很滋润。可现实是，每个月都紧巴巴的。女儿们要买新手机，要买名牌化妆品，要跟朋友出去聚餐，哪一样不要钱？她们的嘴就像是无底洞，我和惠芳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钱，总是不知不觉就填了进去。

惠芳嘴碎，天天在我耳边念叨：“陈卫国，你看看你那两个宝贝女儿！三十岁的人了，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要伺候这么两个祖宗！”

我呢，是个锯嘴葫芦，不爱说话。每次惠芳抱怨，我只是闷头抽烟，心里烦躁得像长了草。我能说什么？女儿是我自己的，当初也是我们俩把她们当眼珠子一样疼，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如今她们长成了这样，我们自己难道没有责任吗？

我总还抱着一丝幻想，觉得她们只是暂时没找到方向，等过两年，懂事了，自然就好了。

可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惠芳的老毛病关节炎犯了，膝盖疼得厉害，在床上躺了一天。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了我的旧背心。

晚饭，我下了三碗面条。给惠芳的那碗，我卧了两个荷包蛋，又加了点青菜，想着让她补补身子。给我自己的，只有一个荷包蛋。至于女儿们，我想着她们年轻人不爱吃得太油腻，就没给她们煎蛋。

我先把惠芳那碗端进卧室，扶她坐起来吃。等我再回到客厅，发现陈婷和陈澜已经坐在桌边，一人捧着一碗面“吸溜吸溜”地吃上了。

我刚坐下，准备吃我那碗，小女儿陈澜的筷子突然停了，她皱着眉头在碗里扒拉了两下，抬头问我：“爸，怎么没有荷包蛋？”

她的语气，不是疑问，而是质问，好像这碗面里没有荷包蛋，是我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今天不舒服，我给她煎了两个。想着你们晚上吃清淡点好。”

“哦。”陈澜应了一声，没什么表情地继续吃面。

一旁的大女儿陈婷却把筷子“啪”地一声拍在了桌上，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爸，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冷冷地看着我，“我跟小澜就不是你女儿了？妈不舒服，我们知道，给她吃好的应该。可我们呢？我们连个荷包蛋都不配吃了？”

我被她这话说得一愣，胸口像堵了块石头。

“婷婷，你怎么说话呢？不就是一个荷包蛋吗？至于吗？”我压着火气说。

“至于吗？”陈婷冷笑一声，声音拔高了八度，“这不是一个荷包蛋的事！这是态度问题！在你心里，我跟小澜就是多余的，是吧？我们俩在家吃你的喝你的，碍着你跟妈的眼了，所以现在连个荷包蛋都要克扣我们了？”

她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我心口生疼。

我还没来得及反驳，陈澜也放下了碗，帮腔道：“就是啊，爸。我们也不是非要吃那个蛋，但你这事做得确实让人不舒服。感觉我们像是外人。”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我养了将近三十年的女儿，她们的脸庞是那么熟悉，可说出来的话，却是那么陌生和冰冷。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我们付出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她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却因为一个荷包蛋，来指责我的“态度”？

一股压抑了多年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从我心底窜了上来。我的手开始发抖，嘴唇也哆嗦着。

“你们……”我指着她们，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们两个，还有没有良心？”

“良心？”陈婷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们怎么没良心了？我们待在家里，不也是为了多陪陪你们吗？别人家的孩子都出去了，就剩你们两个孤寡老人，多可怜啊！我们这是在尽孝！你怎么就不懂呢？”

“尽孝？”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气得笑出了声，“你们管这叫尽孝？每天睡到中午起，碗从来不洗一个，地从来不扫一次，衣服全扔给你们妈，每个月伸手问我们要钱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尽孝？”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几乎是吼出来的。这些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话，像决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不挣钱，还不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你以为我们不想工作吗？”陈澜也委屈地喊了起来，“现在的社会竞争多激烈，你懂什么！”

“我不懂？我只懂我六十岁了，还要像个孙子一样伺候你们两个！我只懂你们妈一身的病，还要拖着病腿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你们懂什么？你们除了懂花钱，还懂什么？”

客厅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争吵声惊动了卧室里的惠芳，她披着衣服，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她看着我们，一脸担忧。

陈婷看到她，眼圈一红，恶人先告状：“妈，你管管爸！他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因为一个荷包蛋，就骂我们是白眼狼，说我们没良心！”

惠芳愣了一下，看向我，又看看桌上那碗几乎没动的面，瞬间明白了七八分。她叹了口气，走到女儿们身边，想打个圆场：“好了好了，多大点事啊。你爸也是累了，说话重了点。婷婷，小澜，你们也别往心里去。”

可那时候，陈婷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劝。她一把甩开惠芳的手，哭喊道：“我受够了！这个家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天天看你们的脸色，好像我们是讨债鬼一样！这日子没法过了！”

说完，她转身就冲进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甩上了门。

陈澜也抹着眼泪，跟着回了房间。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惠芳，还有那两碗吃了一半的，没有荷包蛋的素面。

惠芳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无奈。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过去，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她佝偻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东西，好像彻底碎了。

我看着这个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突然觉得无比的陌生和压抑。墙上挂着的女儿们从小到大的照片，笑容灿烂，此刻却像是在无声地嘲讽我这个失败的父亲。

我站起身，一句话没说，也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我和惠芳躺在床上，背对背，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我们俩都没睡着。窗外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叫得人心烦意乱。

不知道过了多久，黑暗中，惠芳突然轻轻地问了一句：“卫国，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和茫然。

我没有回答，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是啊，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无条件的爱，变成了她们无底线的索取？我们遮风挡雨的港湾，变成了她们逃避现实的安乐窝？

后半夜，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轻轻地坐起身，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着身边熟睡的惠芳。她眼角的皱纹，好像又深了许多。

我俯下身，在她耳边极轻地说道：“惠芳，我们走吧。”

第2章 一张没有地址的存折

惠芳在黑暗中猛地睁开了眼睛，她没有惊讶，只是沉默地看着我。月光下，我能看到她眼里的泪光。

“走？我们能去哪？”她的声音沙哑。

“去哪都行。”我的声音异常平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去一个她们找不到的地方。我们还有点积蓄，找个小地方，租个房子，清清静静地过几年。”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无法遏制。我不想再每天睁开眼就面对一地鸡毛，不想再看到女儿们理所当然的索取和毫无感恩的眼神。我累了，真的累了。

惠芳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同意。

然后，她轻轻地嗯了一声，翻过身，把脸埋进了枕头里。我听到她压抑的哭声，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知道，这个决定对她来说，比对我更残忍。她嘴上抱怨得再凶，心里对女儿的疼爱，比我只多不少。让她离开女儿，就像从她心上剜肉。

但她还是同意了。因为她比我更清楚，这个家，已经病了。而我们这两个家长，已经无药可医，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天还没亮，我们就悄悄起了床。动作轻得像两个小偷，生怕惊醒了隔壁房间的“主人”。

我们没有收拾太多东西，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身份证件。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里面是我们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一张存折，上面有十二万块钱。这是我们准备养老的钱，也是我们后半辈子唯一的依靠。

我把存折贴身放好。惠芳看着我的动作，犹豫了一下，说：“卫国，要不……给她们留点吧？我们走了，她们没钱，怎么生活？”

我心头一硬，摇了摇头：“不能留。一分都不能留。我们要是还给她们留钱，那我们走得还有什么意义？她们永远都学不会长大。”

惠芳咬着嘴唇，眼泪又掉了下来，但终究没再说什么。

临走前，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写张字条。可提笔四顾心茫然，想说的话太多，最后落在纸上的，却只有寥寥几行字：

“婷婷，小澜：

我和出去走走，不要找我们。

你们长大了，该学着自己生活了。

锅里有粥，是昨天剩下的。

——爸”

写完，我把字条压在了餐桌最显眼的位置。

惠芳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她伸手摸了摸那台老旧的电视机，又理了理沙发上的靠垫，好像要把这里的一切都刻在心里。

我拉了拉她的手：“走吧。”

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我们俩，像两个逃犯，拉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我们生活了三十年的家。

我们去了火车站，没有目的，就看哪趟车先开。最后，我们上了一趟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熟悉的城市渐渐远去，惠芳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决堤般地涌了出来。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眶也湿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决定是对是错，我只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至少，在她们真正长大之前，我们不能回去。

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们驶向一个完全陌生的未来。

我们在南方一个叫“安隅”的小县城停了下来。这里气候温润，生活节奏很慢，物价也便宜。我们在城郊租了一个带小院子的一居室，月租只要四百块。

安顿下来的第一天，惠芳就病倒了。连日的奔波和心力交瘁，让她发起了高烧。我守在她的床边，给她喂水喂药，用毛巾给她擦拭滚烫的额头。看着她烧得通红的脸和干裂的嘴唇，我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后怕。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把她从一个火坑里拉出来，难道又推进了另一个吗？

幸好，几天后，惠芳的烧退了。

病好后，她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唉声叹气，脸上反而有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开始像两个重新恋爱的年轻人一样，经营我们的小日子。

我在院子里开垦出了一小块地，种上了番茄、黄瓜和辣椒。惠芳不知道从哪学来了养花的技巧，把院子剩下的地方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

我们每天一起去逛早市，跟那些操着我们听不太懂的方言的小贩讨价还价。回来后，我侍弄我的菜地，她摆弄她的花草。午饭很简单，有时候就是一碗清汤面，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我们会搬两把竹椅，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喝着自己泡的粗茶，聊着天。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听着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也觉得岁月静好。

我们几乎不提女儿们的事，好像那是一段被我们刻意尘封起来的记忆。我们都害怕，一旦提起，现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就会被打碎。

但思念，又怎么可能真的被尘封呢？

我知道，惠芳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哭。我也常常在干活的时候，看着天边的云彩发呆，心里想着，她们现在怎么样了？钱花完了吗？找到工作了吗？会不会做饭？会不会照顾自己？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背影很像小女儿陈澜。惠芳的脚步一下子就定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个背影，直到女孩拐过街角，消失不见。我看到她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轻声说：“想她们了？”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声音哽咽：“我就是……我就是不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卫国，你说，她们会不会恨我们？”

我心里一酸，说：“可能吧。但我们不走，她们永远都过不上自己的生活。”

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也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开始找点零活干。我在一个小区找了份看大门的活，每天上半天班，一个月能有一千二百块。惠芳手巧，学会了编一些小手工艺品，拿到镇上的集市去卖，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挣个几十块钱。

日子虽然清贫，但我们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我们不用再为女儿们操心，不用再看她们的脸色，不用再被她们无休止的索取压得喘不过气。

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是小区的邻居，同样是来这里养老的老两口。我们会一起下棋，一起跳广场舞，节假日还会凑在一起包饺子。

时间就在这种平静甚至有些单调的生活中，一天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

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女儿在身边的日子，甚至有些享受这种自由。我们用自己挣的钱，去了附近的一些景点旅游，拍了很多照片。照片上的我们，笑得比过去三十年加起来都要灿烂。

我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直到我们老得走不动了。

然而，我们都低估了血脉的力量，也高估了自己的狠心。

七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因为常年抽烟，得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和输液管里一滴滴落下的药水，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向我袭来。

我突然很想念女儿们，想得心都疼了。我想象着，如果我这个时候死了，她们甚至都不知道去哪里给我收尸。

惠芳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坐在我的床边，削着苹果，低声说：“卫国，等你好起来，我们……回去看看吧？”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这七年，她也老了很多。

我点了点头。

是啊，该回去了。七年了，不管她们变成了什么样，是好是坏，我们都该回去看看了。她们是我们的女儿，这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不是回去重蹈覆辙，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

出院后，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了安隅的朋友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七年，故乡的火车站已经翻新得我快认不出来了。我们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像两个迷了路的异乡人。

打车回到我们熟悉的那个老小区，一切好像都没变，又好像都变了。楼下的那棵大槐树，比我们走的时候更茂盛了。

我们站在自己家的门前，心情复杂到了极点。紧张，期待，又害怕。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已经有些生锈的钥匙。这把钥匙，我贴身带了七年。

手微微颤抖着，我把钥匙插进了锁孔。

“咔哒”一声，门开了。

第3章 一面贴满奖状的墙

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我和惠芳都屏住了呼吸。

预想中的灰尘、杂乱、甚至不堪入目的景象并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淡淡的饭菜香和……一股小孩子身上特有的奶香味。

玄关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我们离开时穿的那两双旧拖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双崭新的、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拖鞋，其中还有一双粉红色的小孩子穿的卡通拖鞋。

客厅里，我们那套用了十几年的旧沙发不见了，换成了一套米白色的布艺沙发，干净又温馨。墙壁重新粉刷过，是我们离开时的那种灰白色，但上面却多了一些东西。

我和惠芳的目光，同时被客厅最显眼的那面墙吸引了。

那面墙上，没有挂什么名贵的字画，而是贴满了……奖状。

“好孩子奖状”、“绘画比赛一等奖”、“讲故事小能手”……一张张鲜红的奖状，被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像一排排整齐的士兵，守护着这个家。奖状的落款，是一个我们陌生的名字——林思齐。

我和惠芳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充满了巨大的困惑和震惊。

这是谁家？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抬头看了看门牌号，没错，就是我们家。

“爸？妈？”

一个迟疑的、带着几分不敢相信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

我们闻声望去，一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女人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一把锅铲。她的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眼角似乎有了一丝细纹，但那张脸，我们再熟悉不过。

是小女儿，陈澜。

她比七年前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的气质完全变了。以前的她，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迷茫和不耐烦，而现在，她的眼神沉静而温和，像一潭被岁月沉淀过的湖水。

她看到我们，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眶瞬间就红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爸……妈……”她哽咽着，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我们面前。

“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她抱着我们的腿，嚎啕大哭，像个迷路了七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

我和惠芳也再也忍不住了。惠芳蹲下身，一把抱住陈澜，母女俩哭成一团。我站在一旁，老泪纵横，七年的委屈、思念、愤怒、担忧，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

“起来，快起来，地上凉。”我扶起陈澜，声音颤抖。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从厨房里冲了出来，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什么。他紧张地搓着手，有些局促地对我们说：“叔叔，阿姨，你们……你们回来了。”

他长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老实。

陈澜擦了擦眼泪，拉着那个男人，对我们介绍道：“爸，妈，这是……这是我爱人，他叫林默。墙上的奖状，是……是我们女儿的。”

女儿？

我和惠芳的大脑再次陷入一片空白。

“妈妈，妈妈，谁回来啦？”一个稚嫩的童声从卧室里传来。

紧接着，一个小女孩从卧室里跑了出来，她大概四五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脸蛋粉扑扑的，像个瓷娃娃。

她看到我们两个陌生人，有些害怕地躲到了陈澜的身后，探出半个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陈澜蹲下身，搂着小女孩，柔声说：“齐齐，快叫外公，叫外婆。”

小女孩怯生生地看了我们一眼，用细若蚊足的声音喊了一声：“外公……外婆……”

“哎！”我和惠芳几乎是同时应了一声。

惠芳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想去摸摸小女孩的脸，又好像怕吓到她，手停在了半空中。

小女孩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从陈澜身后走出来，主动拉住了惠芳的手，仰着小脸，用清脆的声音说：“外婆，你别哭。妈妈说，外公外婆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只是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了。”

惠芳再也绷不住了，她一把将这个素未谋面的外孙女搂进怀里，哭得泣不成声。

家里突然变得手忙脚乱。女婿林默又是给我们倒水，又是给我们拿水果。陈澜则拉着我们坐在沙发上，语无伦次地，想跟我们解释这七年发生的一切。

“那……婷婷呢？”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大女儿的身影，心里不由得一紧。

提到姐姐，陈澜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说：“姐……她不在了。”

“什么？”我和惠芳如遭雷击，惠芳更是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陈澜连忙解释，“姐她……她三年前就去北京了。”

第4章 姐姐的来信

陈澜给我们讲起了我们离开后发生的事。

她说，我们走后的第一天，她们俩谁也没在意。她们以为我们只是像往常一样，生气了，出去散散心，晚上就回来了。

她们俩叫了外卖，在家里看了一天电视，打了一天游戏。

到了晚上，我们还没回。她们有点慌了，但谁也没说。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回来。家里的现金被她们花光了，冰箱也空了。她们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慌。

她们开始疯狂地给我们打电话，但我们的手机早就换了号码。她们去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但谁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向。

那时候，她们才意识到，我们是真的不要她们了。

两个从来没为生计发过愁的“公主”，一下子掉进了现实的泥潭。没有了父母的庇护，她们才发现，原来生活这么难。电费要自己交，水费要自己交，物业费也要自己交。以前她们从来不关心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压在头顶的大山。

她们开始为了谁去做饭，谁去洗碗而争吵。为了谁花的钱多，谁花的钱少而互相指责。

最严重的一次，她们俩打了起来。那是我们走后大概一个月，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陈婷想把家里那台旧电视卖了换点钱，陈澜不同意，说那是我们留下的东西。两个人从争吵升级到动手，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

打完之后，两个人抱着哭了一场。也就是从那天起，她们好像突然长大了。

她们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们开始一起出去找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学历也不算顶尖，她们处处碰壁。最后，陈婷在一家商场找了份卖衣服的活，陈澜则去了一家餐厅当服务员。

第一天上班回来，两个人都累瘫在沙发上。陈澜说，她一天要给客人鞠躬上百次，说几百遍“欢迎光临”，脚都站肿了。陈婷说，她要不停地给顾客介绍衣服，陪着笑脸，嗓子都哑了。

她们第一次体会到了挣钱的不易。

第一个月发工资，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五千块。她们拿着那几张薄薄的票子，第一次没有想着去买新衣服、新手机，而是先去交了水电费，然后去超市买了米和面。

日子虽然苦，但她们的心，却慢慢踏实了。她们学会了自己做饭，学会了打扫卫生，学会了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陈澜就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林默。林默是餐厅的厨师，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小伙子。他看陈澜一个女孩子不容易，经常在工作上照顾她，下班后还会给她做点好吃的。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感情。

两年后，他们结婚了。没有隆重的婚礼，就是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简单吃了顿饭。婚后，他们就住在这个家里。再后来，就有了女儿齐齐。

而陈婷，在商场干了两年，因为业绩出色，被提拔成了店长。但她不满足于此。她看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拼命地学习，考各种资格证。

三年前，她得到了一个去北京总公司发展的机会。她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去闯一闯。

临走前，她把这些年攒下的五万块钱，都留给了陈澜，让她把这个家重新装修一下。她说：“爸妈年纪大了，喜欢家里亮堂一点。等他们回来，看到家里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好。”

她还给陈澜留下了一封信，让她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亲手交给我们。

陈澜说着，从卧室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

信封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也被磨得起了毛。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信封。里面是几张信纸，上面是陈婷熟悉的字迹，只是比以前更加娟秀有力。

“爸，妈：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已经回家了。

对不起。

这两个字，我欠了你们太多年，却直到你们离开，我才真正懂得它的分量。

爸，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跟你吵架，说我们待在家里是为了‘尽孝’。现在想起来，我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那不是尽孝，那是寄生，是吸血。我们像两只硕大的蛀虫，一点点啃食着你们的晚年，却还心安理得，甚至洋洋得意。

妈，我记得你总说，你上辈子是造了孽，才生了我们两个讨债鬼。以前我听到这话，总会跟你顶嘴。现在我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来讨债的。我们讨走了你们的青春，讨走了你们的积蓄，也讨走了你们的安心。

你们走后的那段日子，是我和陈澜人生中最黑暗，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钱不是从你们口袋里掏出来那么简单，是要用汗水，用尊严，甚至用眼泪去换的。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一碗热腾腾的饭，一件干净的衣服，都不是凭空出现的。

爸，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发高烧，你背着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我送到医院。那时候，你的后背，是我觉得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

妈，你还记得吗？我上大学那年，你怕我生活费不够，偷偷在我行李箱的夹层里塞了五百块钱。那五百块，是你卖了多少个茶叶蛋才攒下的。

这些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宝贵的爱，都被我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然后亲手丢掉了。

我去了北京，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想成为一个能让你们骄傲的女儿。我想靠自己的努力，挣很多很多的钱，将来接你们来北京，让你们也享享福。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的市场部工作，很累，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想你们。我想，我每多努力一分，将来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的可能性，就多一分。

爸，妈，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等我，等我过年就回来看你们。

不孝女：陈婷

叩上”

信纸上，有几处被晕开的墨迹，我知道，那是眼泪滴落的痕迹。

我读完信，早已是泪流满面。惠芳靠在我的肩上，也哭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不知道的岁月里，我们的女儿，已经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跌跌撞撞地长大了。

她们学会了生活，学会了担当，也学会了爱。

而我们，却用七年的时间，错过了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

第5章 一桌迟到了七年的团圆饭

晚饭，是女婿林默主厨，陈澜打下手。

一盘盘家常菜被端上了桌，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番茄炒蛋……都是我和惠芳爱吃的。

小外孙女齐齐很懂事，她搬来小板凳，像个小大人一样，给我们盛饭，用她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把碗递到我们面前：“外公吃饭，外婆吃饭。”

我和惠芳的心，都要被这个小人儿给融化了。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默，但并不尴尬。七年的隔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除的。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重新亲近彼此的方式。

林默是个不善言辞但很细心的孩子。他不停地给我们夹菜，憨厚地笑着说：“叔叔阿姨，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你们多吃点。”

我看着他，心里很感慨。以前，我和惠芳也曾为女儿们的婚事发愁。我们总想着，要给她们找个有房有车，条件好的。可现在我才明白，什么条件都比不上一个男人的人品和担当。林默虽然没什么钱，但他给了陈澜一个家，给了她依靠，让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妻子和母亲。这就够了。

“小林啊，别叫叔叔阿姨了，生分。”我端起面前的酒杯，那里面是林默特意给我倒的白酒，“该改口了。”

林默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他连忙端起自己的杯子，有些激动地说：“爸，妈！我敬你们一杯！以前……以前是小澜不懂事，让你们受委屈了。以后，有我呢，我跟小澜一起孝敬你们！”

他说完，仰头就把一杯酒喝干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也喝干了杯中酒。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暖意却一直流淌到心底。

惠芳看着陈澜，眼圈红红的，问道：“小澜，你生齐齐的时候……我们不在身边，苦了你了吧？”

一句话，让刚刚缓和的气氛又变得伤感起来。

陈澜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摇了摇头，强笑着说：“不苦。那时候林默陪着我，他对我很好。就是……就是有时候看着别人都有妈妈陪着，我心里会有点难受。我想，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肯定知道该怎么抱孩子，怎么给孩子换尿布。”

惠芳再也忍不住，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女儿的手。母女俩的手，一大一小，一双布满老茧，一双也因为常年的劳作而变得有些粗糙。

“是妈不好……是妈不好……”惠芳哽咽着。

“不，妈，是我不好。”陈澜摇着头，泪水滑落，“如果不是我们那么不懂事，你们也不会走。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我看着她们，心里五味杂陈。

这顿饭，我们吃了很久。我们聊了很多，聊我们这七年在安隅的生活，聊她们这七年的艰辛。我们像两个世界的人，在七年后重新交汇，急切地想了解对方的世界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饭后，陈澜和林默抢着去洗碗。我和惠芳坐在沙发上，看着小外孙女齐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咯咯地笑。

这个曾经让我们感到窒息和绝望的家，此刻充满了我们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和烟火气。

晚上，陈澜给我们收拾出了她和林默的主卧，让他们俩去睡齐齐的小房间。

“爸，妈，你们今天刚回来，好好休息。这床单被套都是新换的，刚晒过太阳。”陈澜细心地给我们铺好床。

躺在柔软的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的味道，我和惠芳都久久无法入睡。

“卫国，”惠芳在黑暗中轻声说，“我今天，好像做了一场梦。”

“我也是。”我说，“一场做了七年的梦。”

我们都以为，我们离开，是对女儿们的惩罚。可现在回头看，那又何尝不是对我们自己的放逐？

我们用七年的缺席，换来了女儿们的成长。这个代价，太大了。大到我们错过了女儿的婚礼，错过了外孙女的出生，错过了她们人生中无数个需要我们的瞬间。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parental love (父母的爱), 有时候不仅仅是给予和守护，更是适时的放手和退出。我们以为把她们护在羽翼下，就是对她们好。却不知道，不经历风雨的雏鹰，永远学不会飞翔。

我们的离开，就像一把手术刀，虽然过程痛苦，流了很多血，但却切掉了这个家庭里早已病入膏肓的。

第6章 空了的鸟巢

第二天一早，我和惠芳醒来时，陈澜和林默已经去上班了。

餐桌上放着温热的早餐，小米粥，煮鸡蛋，还有几碟小菜。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陈澜的字迹：

“爸，妈：

我和林默去上班了，齐齐送去幼儿园了。你们多睡会儿，别起太早。中午我们不回来，你们自己热点昨晚的剩菜吃就行。晚上我早点下班，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

——小澜”

我和惠芳看着纸条，相视而笑。这种被人惦记和照顾的感觉，我们已经陌生了太久。

吃完早饭，我们开始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里四处打量。

房子虽然不大，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阳台上，晾晒着一家三口的衣服，其中有齐齐的五颜六色的小袜子，在风中轻轻摇摆，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们推开大女儿陈婷以前的房间。

房间里还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书桌上，还放着她考证时用的复习资料，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

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全家福，是我们离开前一年拍的。照片上，我和惠芳坐在中间，陈婷和陈澜一左一右地站在我们身后。那时候的她们，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和无忧无虑。而我和惠芳，笑容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惠芳拿起那张照片，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陈婷的脸，喃喃地说：“这孩子，在北京一个人，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我知道，她又想女儿了。

我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拨通了陈婷信里留下的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

“喂，您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干练又带着几分沙哑的女声，背景音里还有嘈杂的键盘敲击声。

“婷婷……是我。”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死寂。

过了足足有十几秒，才传来陈婷带着哭腔的、不敢相信的声音：“……爸？”

“哎，是我。”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和……回来了。”

“爸！妈！”陈婷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你们在哪？你们现在在哪？我马上买票回去！我马上回去！”

“不急，不急，你好好上班。”我连忙说，“我们挺好的，在家里呢。你……你在北京，一切都好吧？”

“好，我挺好的……爸，妈，对不起，我……”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我和她聊了很久，聊她的工作，聊她的生活。她说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团队的主管了，虽然很辛苦，但很充实。她说她租的房子虽然小，但是很温馨。她说她学会了给自己煲汤，学会了照顾自己。

挂掉电话，我把手机递给惠芳，她也跟陈婷聊了很久，两个人一直在哭，一直在说“对不起”和“我爱你”。

放下电话，我们俩的心，才算是彻底落了地。

下午，我和惠芳一起去了趟菜市场。我们买了新鲜的鱼，买了排骨，还买了陈婷最爱吃的基围虾。惠芳说，等婷婷回来，要给她做一桌子好吃的，把她这些年在外面亏掉的，都补回来。

傍晚，陈澜和林默带着齐齐回来了。

一进门，齐齐就扑进了我们的怀里，甜甜地喊着“外公外婆”。

这个曾经空荡荡、冷冰冰的家，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

晚上，我们接到了陈婷的电话，她说她已经订好了后天回家的机票。

我和惠芳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两天后，我们一家人，在机场见到了陈婷。

她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也更干练。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拉着一个行李箱，像个真正的都市白领。

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她脸上的坚强瞬间崩塌，扔下行李箱，向我们飞奔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们。

“爸！妈！”

这一声呼喊，包含了太多的思念、委屈和悔恨。

我们一家五口，不，是六口，终于真真正正地团聚了。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去的事。我们聊着未来的打算，聊着齐齐上学的事，聊着陈婷在北京的趣闻。

我看着眼前这幅景象，大女儿事业有成，小女儿家庭美满，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

我突然明白了。

家，不是一个永远的避风港。它更像是一个鸟巢。父母的责任，是呵护雏鸟长大，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狠下心来，把它们推出巢穴，让它们自己去搏击长空。

看着它们飞走，巢穴会空，心里会失落。但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而当它们飞得累了，倦了，这个空了的鸟巢，依然是它们回头时，最温暖的归宿。

我和惠芳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释然和欣慰。

我们失去的，是两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我们得到的，是两个真正懂得爱与责任的女儿，和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这七年的等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