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谈判聊关税，不妨看看老祖宗：丝绸之路收“过路费”

最近刷新闻总看到中美经贸谈判的消息，两国代表坐下来聊粮食进口、汽车关税这些议题时，我忍不住好奇：咱们老祖宗做生意时，是不是也得给朝廷交“过路费”？

其实古代虽没有“关税”这个词，但收钱的门道一点不少，这套规则甚至能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要说最早的“国际关税”，得从汉朝的丝绸之路说起。

那时骆驼队驮着丝绸、瓷器往西域走，每到边关都得停下接受检查。

守关兵士会按货物价值抽成，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关税雏形。

到了唐朝，广州港挤满波斯船、阿拉伯船，朝廷专门设了“市舶司”管理外贸——外商运来的香料、珠宝，得先经官员估价，再按比例抽成，税率有时能到三成。

可别觉得古人苛刻，当时长安西市里胡商云集，大家照样抢着做跨国生意。

宋朝把这套制度玩得更精细。

泉州港每天吞吐上百艘货轮，政府专门印了“公凭引目”作为通关凭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胡椒每百斤抽十斤，苏木每百斤抽八斤。

换算下来税率约8%—10%，和现在部分商品的进口税相当。

有意思的是，遇上皇帝生日或打胜仗，朝廷还会临时设“减免月”，相当于古代的外贸促销季，引得番商们算准日子扎堆进货。

当然也有特殊时期。明朝初期实行海禁，谁偷偷出海就是掉脑袋的罪。直到隆庆年间开关，月港才重新热闹起来。可那时收税没个准谱：有时按船只大小收固定银两，有时突然改回按货值抽成，可把福建商人折腾得天天琢磨政策漏洞。

倒是清朝闭关锁国前，粤海关的账册记得格外详细——茶叶出口每担收二钱四分银子，生丝按价值抽6%，账目精细度不亚于现代报表。

再看如今中美经贸谈判桌上的讨论，其实本质和古代没太大区别。

当年罗马商人抱怨中国官吏调整抽成比例，就像现在美国农民担心大豆滞销；宋代市舶司靠调税率刺激贸易，也像如今各国通过降低壁垒促进流通。

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在空调房里签合同，古人只能在驿站客栈里讨价还价。

下次吃新疆葡萄干时不妨想想：这颗小果子或许曾经过敦煌关卡的查验；泡功夫茶用的紫砂壶，说不定当年在漳州湾交过通行税。

穿越千年的商队驼铃仍在回响，变的只是计价货币从铜钱换成了美元，不变的是人类对公平交易的追求。

毕竟不管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瓷路，没有规矩的贸易，终究走不远。

附：中国古代关税制度的税率

中国古代关税制度的演变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历经各朝代的调整与完善，形成了从雏形到成熟的完整体系。以下是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时间轴梳理：

一、先秦时期：关税雏形的出现

商周时期：

《周礼·地官》记载，西周设立“司关”管理关卡，对过往货物征收“关市之赋”，分为“关赋”（关税）和“市赋”（市场税），税率较轻且以实物为主。关卡兼具军事防御与贸易监管职能，货物需凭“符节”通行，违者没收货物并处罚。

春秋战国：

诸侯国在边境设关津，关税成为重要财源。如齐国“关市几而不征”，后因财政需求加重税率；秦国通过“布吏”制度严格管控外商交易，无凭证交易者罚一甲。战国时期，关税收入甚至被描述为“一关之赋可以富国”，反映其经济地位的提升。

二、秦汉时期：关税制度的初步建立

秦朝：统一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但对战略物资（如铁器、马匹）严格管控，禁止私自出关。

汉朝：

陆路关税：汉武帝时期在河西走廊设玉门关、阳关，对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征收10%的实物税（如丝绸、粮食），部分商品实行累进税率（如大米经三关后税率达68%）。进口商品免征关税，以吸引西域贸易。

海上贸易：设立“海关”管理海外贸易（见于《烈女传》记载），商人需凭“符传”通关，违禁交易（如与匈奴私商）最高可处死刑。

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关税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设“互市”管理边境贸易，征收“市税”和“过路费”，税率因商品而异。

隋朝：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管理与突厥、吐谷浑的贸易，征收皮毛、马匹等实物税。

唐朝：

市舶司的设立：660年唐高宗设市舶使管理广州外贸，683年唐玄宗正式设立市舶司，专司外国商船监管、税收与外交事务，标志海关机构初步形成。

税率与管理：对进口商品征收3.3%的从价税（“三十税一”），并收取“过所税”作为通关凭证费用。对中亚粟特商队实行部分商品免税政策，以促进贸易。

四、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鼎盛与关税体系的成熟

宋朝：

市舶司网络：在广州、泉州、明州等设市舶司，形成全国性外贸管理体系。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年税收达百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10%。

抽解与博买：对进口商品征收“抽解”（实物税），细色（如香料、象牙）抽10%—40%，粗色（如木材、瓷器）抽10%—15%；同时实行“博买”，强制收购30%—60%的贵重商品。

税收贡献：市舶收入成为南宋重要财源，绍兴末年达200万贯，相当于农业税的20%。

元朝：

关税制度：沿袭南宋，细货抽1/10，粗货抽1/15，并开征“舶税钱”（类似船钞）。1280年起实行“土货单抽、蕃货双抽”，对本国商品减税以鼓励出口。

管理创新：设立“站赤”系统，将驿站与关税征收结合，提高贸易效率。

五、明清时期：从海禁到主权丧失

明朝：

朝贡贸易主导：初期禁止民间出海，仅允许外国以“朝贡”名义贸易，附搭货物抽分（如暹罗商船抽30%），回赐价值远超贡品，形成“厚往薄来”模式。

隆庆开关：1567年开放漳州月港，实行“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四级抽分：

引税：出海许可证费用（大船3两，中船1.5两）；

水饷：按船大小征收（西洋船每尺510两）；

陆饷：货物进口税（如胡椒每百斤0.25两）；

加增饷：对从吕宋回航的空船加征150两。

钞关与抽分：在运河、长江设“钞关”征收船税，设抽分厂征竹木税，形成内陆关税网络。

清朝：

前期海关：1684年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对进出口商品征收“船钞”（按梁头分等）和“货税”（税率2%—4%），并通过十三行垄断外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仅留粤海关。

近代转型：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被迫接受“值百抽五”的低税率；1858年《天津条约》进一步固定税率，并开征“子口税”（2.5%），允许洋货免内地税。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海关管理权落入列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