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5岁退休金5200，与搭伙老伴尝试在一起半月，有些事是真没想到

“张建国，咱俩丑话说在前头，既然要正儿八经搭伙过日子，那钱就得放一块儿管。”吴桂芬磕着瓜子，眼皮都没抬一下，吐出的瓜子皮精准地落进脚边的垃圾桶里，“你那5200块退休金，以后工资卡就交给我。我这人你放心，会过日子，保证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

她话说得轻飘飘，像是在说今天白菜八毛一斤，可听在我耳朵里，却像一个炸雷。我看着眼前这个才相处了十五天的女人，她穿着我的旧围裙，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收缴我的全部身家。那一刻，我端着水杯的手停在半空，心里五味杂陈。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本以为能驱散晚年孤寂的“搭伙养老”，竟然会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算计。而这一切，都得从半个月前，那个热心的媒人王姐说起。

我叫张建国，今年65岁，退休前是国营机床厂的技术员，听着名头响亮，其实就是个高级钳工。老伴前几年走了，唯一的儿子在北京打拼，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一趟。我一个人守着这套两居室的老房子，日子过得是真冷清。退休金一个月5200块，在咱们这个三线城市，吃喝不愁，还能有点小结余。可人老了，怕的不是穷，是孤单。

王姐是我们小区的“金牌媒人”，看我一个人进进出出，就动了心思。“老张，给你介绍个伴儿吧。女方姓吴，叫吴桂芬，62岁，也是老实本分人，退休工人，一个月退休金三千出头。人家就图个安稳，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搭伙过日子。”

我一听，觉得条件还行。见面那天，吴桂芬穿得干干净净，人看着也利索，话不多，但句句实在。她说她老伴也走了，女儿嫁在外地，不想去给孩子添麻烦。她说：“咱们这个年纪，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想晚上回家有口热饭，身边有个说话的人。”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们聊得很投机，尤其是在“搭伙”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不领证，只过日子。为了避免日后扯皮，我们还提前约法三章：第一，生活费AA制，买菜做饭的钱一人一半；第二，互相尊重个人空间，谁也别管谁的闲事；第三，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好聚好散。

我当时觉得吴桂芬这人真是敞亮，是个过日子的人。她提出先来我这儿“试住”一个月，要是行，她再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踏踏实实地搬过来。我寻思着，这挺好，有个试用期，对谁都公平。于是，半个月前，吴桂芬拎着一个行李箱，正式住进了我的家。

刚开始那几天，日子确实像我期盼的那样。吴桂芬手脚勤快，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做饭手艺也好，一荤一素一汤，搭配得有滋有味。我每天吃完晚饭，还能跟她聊聊厂里的旧事，看看电视，感觉这冷清了多年的屋子，总算有了点烟火气。我甚至都开始盘算着，等她正式搬过来，就把次卧那张旧床换个新的。

可这安稳日子没过一个礼拜，我就渐渐品出点不对劲的味道了。

那股不对劲，是从一本小小的记账本开始的。吴桂芬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要记账。她戴着老花镜，趴在饭桌上，一笔一画，写得特别认真。我起初还夸她细心，可有一次我无意中瞟了一眼，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小到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一根葱五毛钱，大到昨天交了三十块钱的水电费，都一清二楚。这本来没什么，我们说好了AA制嘛。可问题是，她只记我该掏的钱。今天总共花了五十块菜钱，她就在本子我名字那栏下面记上“二十五”。昨天她自己去超市买了包洗衣粉，花了十五，这笔账却没见她记在自己头上。

我当时没吱声，觉得可能是她忘了。可接连观察了好几天，我发现，但凡是两个人共用的开销，她都一分不差地记上我那一半；可要是她自己买的牙膏、毛巾，或者给她女儿带点土特产，那本子上就干干净净，一个字都没有。

我心里开始有点不舒服，感觉这AA制，好像就只A我一个人。有天吃饭，我旁敲侧击地问她：“桂芬啊，你那个本子记得真详细，咱们这个月生活费花了多少了？”

她头也不抬地扒拉着米饭，说：“花了三百六十八块五，你那份是一百八十四块二毛五。放心，我记着呢，一分钱都不会算错。”

我干咳了一声，又说：“前两天我看你买了新毛巾，那也算生活用品，得记上吧？”

她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笑得有点不自然：“哎哟，你看我这记性。那毛巾是我自己用的，就没往上写。咱们AA的是吃饭这些大头，那三瓜两枣的，就别算那么清了，显得生分。”

她一句“显得生分”，就把我后面的话全堵死了。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买毛巾花了十二块，我买卷卫生纸花了二十，她就把我那十块钱工工整整记在本上。这哪是三瓜两枣的事儿？这是双重标准啊！人心里的那杆秤，一下子就歪了。

真正让我心里起疙瘩的，是她儿子来的那一次。那是她住进来的第十天，一个周六的上午。她儿子开着一辆不错的车，提着两盒点心来看她。吴桂芬高兴坏了，忙前忙后，像个陀螺似的转。

她提前一天就跟我说：“建国，明天我儿子要来，你中午别安排事儿啊。”我说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拉着我去菜市场，一路上净挑贵的买。活鱼要最大的，排骨要最好的，还买了一只一百多块钱的老母鸡，说要给她儿子炖汤补补。

我跟在后面付钱，心里直犯嘀咕。这一下子就花了两百多，按照AA制，我得掏一百多。可关键是，这饭主要是做给她儿子吃的。我一个老头子，平时吃个白菜豆腐就挺好，犯不着这么铺张。

饭桌上，吴桂芬更是把所有好菜都往她儿子碗里夹，嘴里还不停念叨：“多吃点，看你瘦的。妈在这儿过得挺好，你张叔人不错，就是……这退休金嘛，也就那样。”

她儿子，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拿眼睛瞟我，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叔，您退休金多少啊？我妈这人节俭惯了，您可别亏待她。”

我当时血压噌地一下就上来了。这是什么话？我还没说话，吴桂芬就抢着打圆场：“瞎说啥呢！你张叔人敞亮，不是小气的人。”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等她儿子走了，吴桂芬收拾碗筷的时候，状似无意地说：“建国啊，你看我儿子多孝顺，老惦记着我。他说得也对，咱们俩过日子，钱要是算得太清，感情就淡了。”

我没接她的话，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我算是看明白了，她这是在为后面的话做铺垫呢。果然，从那天起，她在我面前念叨钱的次数越来越多。一会儿说邻居李大妈找了个老伴，对方退休金八千，家务活全包；一会儿又说她以前的同事，再婚后男方直接把工资卡上交了。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就差直接指着我鼻子说了。

我心里越来越凉。我找搭伙老伴，是想找个伴儿，不是想找个祖宗供着，更不是想找个财务总管来控制我的经济。我那5200块钱，是我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是我晚年生活唯一的保障和尊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前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路过她房间门口，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我听见她在里面小声地打电话，好像是打给她女儿。

只听她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满是得意：“……放心吧，你妈我心里有数。这张建国就是个老实头，没什么心眼。他那点退休金，看着不多，但他人简单，没啥花销，攒下来肯定不少。我再处几天，就把他的工资卡要过来。到时候，你弟弟买房还差的那几万块钱，不就有着落了？……什么感情不感情的，都这把年纪了，搭伙过日子，不图钱图什么？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

听到这里，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原来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局。什么搭伙养老，什么知冷知热，全都是幌子。她看上的，根本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那张写着“5200”的工资卡！她儿子来看她，也不是什么孝顺，是来“考察”我这个“提款机”的。

我悄无声息地退回房间，躺在床上，一夜无眠。半个月来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从那本只记我开销的账本，到那顿专为她儿子准备的“鸿门宴”，再到今晚这通彻底撕破脸皮的电话，一切都串起来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被人耍得团团转。

第二天，我照常起床，照常吃饭，脸上什么都没表现出来。吴桂芬看我没什么异样，胆子也更大了。于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她磕着瓜子，用施舍般的口气，向我索要我的工资卡。

我看着她那张理所当然的脸，心里的怒火反而慢慢平息了。跟这种人，没什么好气的。我慢慢地把水杯放到桌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吴桂芬，第一，我的工资卡，是我自己的，谁也管不着。第二，我们当初说好的是AA制，但你那本账，只算我，不算你，这不叫AA，这叫算计。第三，你儿子来看你，花了二百多菜钱，我也跟你A了一半，可我连块像样的排骨都没吃到。吴桂芬，做人不能这么不讲良心。”

我的话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她脸上。她脸上的悠然自得瞬间凝固了，瓜子也不磕了，愣愣地看着我，似乎没想到我这个“老实头”会突然反击。

她反应过来后，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声音也尖锐起来：“张建国，你什么意思？我辛辛苦苦伺候你半个月，你连张工资卡都舍不得？就你那三瓜两枣的退休金，我还看不上呢！我是想帮你管着，怕你乱花！”

“用不着。”我站起身，平静地说，“我自己的钱，自己会管。咱们的‘试住’，我看今天就可以结束了。你的东西不多，现在就可以收拾。这半个月的生活费，二百块钱，我给你，多的就当我请你吃饭了。”

说完，我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百的，放在桌子上，然后转身回了房间，拿出她那个小行李箱，放在客厅中央。

“你……你给我等着！”吴桂芬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老抠鬼，活该一辈子打光棍！”

我没再理她，戴上帽子，拿起我的小马扎和收音机，开门下楼。我要去公园里坐坐，听听戏，让脑子清净清净。我知道，等我回来，这个家就又会变回那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清净的家。

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暖洋洋的。我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难过，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这场仅仅维持了十五天的搭伙生活，像一场荒诞的梦。梦醒了，生活还要继续。

我明白了，晚年的陪伴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底线为代价。那5200块钱，不仅仅是钱，它是我独立生活的底气，是我不给儿子添麻烦的保证，是我对自己最后的尊重。任何想打它主意的人，都不配走进我的生活。

人啊，还是得靠自己。与其找个伴儿来添堵，不如一个人活得舒坦自在。大家伙儿给评评理，我这事儿，做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