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那年被表哥搂住，我没在意，他却对我妈说：以后不能再搂

“建峰哥，你给我讲讲那个叫古龙的，他写的书是不是比金庸的好看？”

我叼着根冰棍，蹲在我妈缝纫机旁边的矮凳上，仰头看着他。

那年我十三岁，夏天好像永远过不完。

建峰哥比我大五岁，个子已经蹿得很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篮球队背心，额头上全是汗。

他刚帮我爸把一袋五十斤的大米从楼下扛上来，正端着我妈递给他的搪瓷缸子喝水，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

他听了我的话，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放下缸子，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

“小丫头懂什么，金庸是大家，古龙是浪子，不是一回事。”

他的手掌很大，带着夏天的热气和一点汗水的咸味，罩在我的头顶，很亲切。

我们两家住得近，我几乎是建峰哥的跟屁虫长大的。他去游戏厅，我负责在门口放风。他去河里游泳，我负责给他看衣服。

他对我，就像对一个没那么烦人的亲妹妹。

“那浪子是什么？”我追问。

他想了想，没直接回答，而是张开胳膊，把我从矮凳上捞起来，顺势搂了一下。

他的胳膊很有力，带着少年的那种单薄又结实的肌肉感，我的脸颊贴在他汗湿的背心上，闻到一股肥皂和阳光的味道。

就是一个很寻常的、哥哥对妹妹的拥抱，就像他以前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浪子啊，”他松开我，声音里带着笑意，“就是以后不能再这样随便搂你了。”

我当时没听懂，还以为他又在拿我开涮，冲他做了个鬼脸。

那个下午，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晚饭后，我从房间出来倒水，听见建峰哥在我家门口，对我妈小声说话。

隔着一层纱门，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姨，以后我不能再搂着小雅了。”

我妈的声音顿了一下，带着一点疑惑：“怎么了？你们兄妹俩不是从小闹到大的吗？”

“她不一样了，”建峰哥的声音很轻，却很认真，“她是大姑娘了。”

我端着水杯，愣在客厅里。

纱门外，夏夜的风吹过，送来邻居家晚饭的香气和断断续续的电视声。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悄悄变了。

我妈“哦”了一声，声音也低了下去，像是明白了什么。

“是我们小雅长大了。”她轻轻说。

那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漾开一圈又一圈陌生的涟漪。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镜子前，仔仔细细地看自己。

镜子里的人，还是那张熟悉的脸，但好像又不是了。

从那以后，建峰哥真的再也没搂过我。

不光是不搂我，他见到我，眼神都有些不自然。以前那种亲昵和随意，像被一层看不见的薄膜隔开了。

我去大姨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老远就喊我的外号，而是会站起来，有些拘谨地叫我一声“小雅”。

我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我觉得，是建峰哥小题大做。不就是一个拥抱吗？我们是兄妹啊。

这种别扭，让我开始下意识地躲着他。

大姨再喊我去她家吃饭，我总找借口，说作业没写完。

有时候在楼下碰见，我也会装作没看见，低着头快步走过去。

有一次，我妈让我给大姨家送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

我磨蹭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开门的是建峰哥。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进去。

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电视开着，放着那部叫《还珠格格》的电视剧。

我把碗放在桌上，小声说：“我妈让我送来的。”

“哎，知道了，替我谢谢姨。”他目光落在电视上，没看我。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手指抠着衣角。

以前，我来他家，都是直接冲进他房间，翻他的书，或者抢他的游戏机手柄。

现在，我连他家的客厅都觉得陌生。

“那我……回去了。”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

我转身往外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

走到门口，他忽然开口：“小雅。”

我停住脚步，回头看他。

他终于把视线从电视上移开，落在我脸上，眼神很复杂。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自己都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我没有，”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是觉得，你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你。”

尊重。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比“大姑娘”三个字还要刺耳。

我们之间，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尊重”这个词了？

我什么也没说，拉开门跑了出去。

那天之后，我和建峰-哥之间的那层薄膜，好像变得更厚了。

我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晚饭的时候问我：“最近怎么不去你大姨家了？你建峰哥前两天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学习太累了。”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含糊地说：“作业多。”

“作业多也要多走动走动，”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你大姨前几天还说，觉得你跟她生分了。”

我心里一沉。

我躲着建峰哥，却连累大姨也跟着多想。

大姨是我妈的亲姐姐，两姐妹感情一直很好。我从小没少受大姨的疼爱。

“没有，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能说，因为建峰哥说我长大了，不能再搂我了，所以我觉得别扭吗？

这种话，我说不出口。

我妈叹了口气，放下筷子。

“小雅，你是不是因为建峰上次跟你姨说的话，心里不舒服了？”

我心里一惊，抬头看她。

“妈，你知道了？”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那点小心思，我还能不知道？”我妈的眼神很温柔，“建峰那孩子，心细。他那么做，是好事。”

“好什么啊，”我小声嘟囔，“搞得我们跟陌生人一样。”

“傻孩子，”我妈摸了摸我的头，“你现在不懂，以后就明白了。女孩子长大了，就是要跟男孩子保持距离，就算是亲戚家的哥哥，也要注意分寸。这是保护你自己。”

保护我？

我更糊涂了。

建峰哥是我最亲的哥哥，他怎么会伤害我？需要这样“保护”？

我妈的话，非但没有解开我的心结，反而让那层薄膜，又涂上了一层叫“困惑”的颜色。

这件事，就像一根小小的刺，扎在我心里。

我开始被动地接受这种“距离感”，并且，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陌生的眼光，去观察我周围的世界。

我发现，我妈和我大姨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距离感”。

她们虽然是亲姐妹，但说话做事，总透着一股客气。

尤其是在钱的事情上。

那年头，我爸和大姨夫都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国营厂上班，工资一个月比一个月发得晚。

我妈在街道工厂，做些缝缝补补的活，收入微薄但稳定。

我们家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大姨家就紧巴一些。建峰哥要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

有一次，我妈取了五百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让我给大姨送去。

“就说是我借给她的，让她别急着还。”我妈嘱咐我。

我拿着那个信封，觉得有点烫手。

到了大姨家，大姨正在厨房里发愁，对着几根蔫巴巴的豆角叹气。

我把信封递给她，转述了我妈的话。

大姨的表情很复杂。

她接过信封，捏了捏，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妈……她总这样。”大姨的声音有些哽咽。

她没有说谢谢，而是拉着我的手，说：“小雅，你回去告诉你妈，这钱，我记着。等建峰他爸厂里发了工资，我马上就还。”

她的手很用力，好像那五百块钱，不是帮助，而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我回到家，把大姨的话学给我妈听。

我妈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大姨这个人，就是要强。”

那时候我还不懂，成年人之间的“要强”，背后藏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计较和自尊。

我只是隐约觉得，钱这个东西，好像有种奇怪的魔力。

它可以让亲人之间更亲近，也可以在亲人之间，砌起一堵看不见的墙。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我上初二那年。

大姨夫的工厂，到底还是没撑住，宣布破产了。

大姨夫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段时间，大姨家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大姨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忽然没了工作，整个人都蔫了。天天在家抽烟，唉声叹气。

大姨的白头发，一夜之间多了好多。

我们家也跟着揪心。

我爸陪着大姨夫喝了好几次酒，每次都喝到半夜才回来。

我妈隔三差五就往大姨家送东西，有时候是一块肉，有时候是一袋面。

但大姨家的门，好像关得更紧了。

有一次周末，我妈炖了一锅鸡汤，让我和她一起送过去。

我们到的时候，正巧碰上建峰哥从外面回来。

他比以前更高了，也更瘦了，眉宇间总锁着一股愁绪。

看到我们，他勉强笑了笑，喊了声“姨，小雅”。

那声“小雅”，客气得像是在叫一个不熟的同学。

我们进了屋，大姨夫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看见我们，也只是点了点头。

我妈把鸡汤放在桌上，笑着说：“姐，给建峰补补身体，他学习累。”

大姨没看那锅汤，她看着我妈，眼神很奇怪。

“你别总往我们家拿东西了，”大姨的声音很干，“我们过得去。”

“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妈的笑容有点挂不住，“我们两家还分什么彼此。”

“分得，”大姨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你家日子好过，我们不能总拖累你。”

我妈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站在旁边，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从来没见过大姨用这种口气跟我妈说话。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妈的声音也冷了下来。

“我能有什么误会，”大姨忽然站了起来，指着门口，“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们家就是喝白粥，也不需要别人可怜。”

那锅鸡汤，还冒着热气，香气在尴尬的空气里弥漫。

最后，是我妈端着那锅几乎没动的鸡汤，拉着我，狼狈地走出了大姨家。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句话都没说。

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特别单薄。

我跟在她身后，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好心好意，换来的却是大姨的冷言冷语。

难道真的是因为大姨夫下岗，自尊心受挫吗？

还是说，这背后，有我不知道的，更深层的原因？

那个曾经因为一个拥抱而产生的困惑，和眼前的这场争吵，在我心里交织在一起。

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好像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

网的每一个结，都充满了秘密。

那天晚上，我爸和我妈在房间里吵架了。

这是我记事以来，他们吵得最凶的一次。

我把房门开了一道缝，偷偷听着。

“你姐她就是那么个人！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爸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火气，“我们好心当成驴肝肺，以后别管她家的事了！”

“她是我亲姐！我能不管吗？”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她心里苦，我知道。”

“苦？谁不苦？厂里下岗的又不止他一个！”我爸说，“我看她就是嫉妒我们！见不得我们比她好！”

“你胡说！”

“我胡说？那钱的事，你怎么解释？要不是因为那笔钱，她心里能有那么大个疙瘩？”

钱？

又是因为钱。

什么钱？

我竖起耳朵，大气都不敢出。

“那件事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提它干什么！”我妈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起来。

“过去？过得去吗？那笔钱，本来就该有她一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分给她，现在至于这样吗？”

“我……”我妈说不出话来了，只剩下压抑的哭声。

我爸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

“我知道，当初爸妈偏心你，把那笔钱偷偷给了你，是想让你日子过得好一点。可你姐她不知道啊。她一直以为爸妈什么都没留下。现在我们家日子稍微好点，她心里能平衡吗？”

我浑身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好像都凝固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外公外婆，在去世前，留下了一笔钱。

而这笔钱，只给了我妈，没有给大姨。

这个秘密，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大姨看我妈时，那奇怪的眼神。

明白了她接到我妈送去的五百块钱时，那复杂的表情。

也明白了她今天为什么会说出那么伤人的话。

那不是“要强”，也不是单纯的“自尊心受挫”。

那是一种长年累月积压在心底的，不平衡。

她不知道有那笔钱的存在，她只是本能地觉得，为什么同样是姐妹，我妈的日子，总能比她过得顺一点？

而我妈呢？

她对我大姨的好，也不再是单纯的姐妹情深。

那份好里，掺杂了太多的愧疚和补偿。

她越是想对大姨好，就越是像在提醒大姨，她们之间的差距。

而这种“施舍”般的帮助，对于要强的大姨来说，无异于一种羞辱。

我靠在门后，浑身发冷。

我觉得我们家，真可笑。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角色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看似和睦的假象。

而建峰哥那句“她是大姑娘了”，就像一句谶语。

当我成为一个“大姑娘”，我看到的，不再是糖果和童话，而是成人世界里，这些盘根错节的，用亲情、金钱和秘密编织起来的，沉重的大网。

我不再被动地困惑了。

我想知道真相。

我想知道，那笔钱，到底是多少。

我想知道，我妈当初，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

我开始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家里寻找线索。

我翻我妈的衣柜，翻那些上了锁的抽屉。

终于，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我找到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本子。

那是一个存折。

打开它，上面的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一万块。

在那个年代，在我的城市，一万块，几乎是一笔巨款。

足够买下一个小房子的首付，或者，足够支撑一个家庭，安然度过下岗的危机。

存折的开户日期，是外公去世后不久。

我拿着那个薄薄的存折，手却在发抖。

我好像拿着一块烙铁。

这个发现，并没有让我有揭开谜底的快感，反而让我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是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维持这个家庭脆弱的平衡？

还是该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如果我说了，我们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妈和大姨，会不会彻底反目成仇？

我和建峰哥，是不是连最后那点客气的关系，都维持不下去了？

那几天，我像个游魂一样。

上课走神，吃饭发呆。

我妈问我怎么了，我只说考试没考好。

我心里藏着一个这么大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它压垮了。

我谁都不能说。

我爸知道，但他选择和我妈一起隐瞒。

我不能去问他。

我更不能去告诉大姨和建峰哥。

我感觉自己被孤立在一个信息的孤岛上，四周是汹涌的、充满了谎言的海水。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外婆的突然病倒。

外婆一直跟我们住。外公去世后，她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

那天半夜，她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医生说，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刻手术，让我们准备钱。

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爸和我妈，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他们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还是不够。

最后，我妈看着我爸，艰难地开口：“那个存折……动了吧。”

我爸点点头，满脸疲惫：“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外公留下的那个存折。

第二天，大姨和建峰哥也赶到了医院。

大姨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过了。

她看到我妈，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两个人在走廊里站着，隔着三五步的距离，谁也不理谁。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让人窒息。

医生又来催缴费了。

我爸拿着凑来的钱，去交了第一笔。

但医生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姨夫来了。

他提着一个旧布包，径直走到我爸面前。

“这里是五千块钱，”他把包递给我爸，声音沙哑，“厂里发的最后一点安置费，都拿来了。我知道不够，但先用着。”

我爸看着大姨夫，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圈也红了。

“哥，这……”

“别说了，”大姨夫摆摆手，“都是一家人。”

那一刻，我看到我妈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

她的脸上，是震惊，是感动，更是无地自容的羞愧。

她看着大姨，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大姨也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冷漠和怨怼，只剩下担忧。

“妈怎么样了？”大姨问。

我妈摇摇头，眼泪掉了下来。

那天下午，趁着大姨和大姨夫去给我外婆买生活用品，我妈一个人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发呆。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妈。”我轻轻叫了她一声。

她回过头，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你怎么来了？不在病房陪着外婆？”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鼓起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外公留下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妈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慌。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存折了。”我说。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妈的脸色，变得惨白。她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

压抑了多年的秘密，被她最亲的女儿，用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

她哭了。

不是那种无声的流泪，而是嚎啕大哭。

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防备。

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讲了那个埋藏了多年的故事。

外公外婆有两个孩子，我妈和我大姨。

外婆家有点重男轻女的老思想，总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但外公不一样，他心疼两个女儿。

他和我外婆，一辈子省吃俭用，偷偷攒下了一笔钱。

他们本来的意思是，两个女儿一人一半。

可就在外公去世前那段时间，我爸的厂里效益急转直下，天天传言要裁员。

我妈当时肚子里还怀着我。

外公怕我妈的日子过不下去，就在临终前，把存折偷偷塞给了我妈。

他对我妈说：“这钱，你先拿着。等你姐家有难处了，你再拿出来帮她。”

外公的想法很简单，他是想用这笔钱，给我妈的生活托个底。

可他没想到，这笔钱，成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我妈拿到钱后，心里很矛盾。

一边是父亲的遗愿，一边是对姐姐的愧疚。

她想过要把钱分给大姨，可那时候大姨夫的厂子效益正好，大姨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舒坦。

我妈就想，要不，再等等？

等她家真的需要钱了，我再拿出来。

可人就是这样，一旦有了私心，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后来我出生了，家里开销也大了。

我妈看着那个存折，心里的天平，开始慢慢倾斜。

她安慰自己，这钱是爸给我的，就是我的。我只要以后多帮衬着姐姐一点，也就算对得起她了。

于是，这个秘密，就这么一年一年地，埋了下来。

这笔钱，没有给我妈带来安全感，反而成了她心头的一块巨石。

她对大姨越好，心里的愧疚就越深。

她看着大姨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看着大姨夫下岗，看着建峰哥为了省几块钱的午饭钱，天天啃馒头。

她有好多次，都想把真相说出来。

可话到嘴边，她又咽了回去。

她害怕。

她怕大姨知道了，会恨她一辈子。

她怕这个家，会因为这笔钱，彻底散了。

“小雅，”我妈哭得泣不成声，抓着我的手，“妈错了……妈真的错了……”

我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指责她的自私？还是该体谅她的懦弱？

我发现，我做不到。

因为在我心里，她依然是那个会为我缝补衣服，会在我生病时彻夜不眠的，最好的妈妈。

成年人的世界，原来真的没有简单的对与错。

只有一个个，被现实和人性包裹着的，艰难的选择。

外婆的手术，最终还是做了。

我妈把那笔钱，全部取了出来，交了手术费。

手术很成功，但外婆陷入了长期的昏迷，成了植物人。

这意味着，后续的护理和费用，将是一个无底洞。

这个家庭，被彻底拖垮了。

我爸白天上班，晚上来医院陪护。

我妈辞掉了工作，全天候地守在医院。

大姨和大姨夫，也每天都来。

那场因为鸡汤而起的争吵，那笔隐藏了多年的钱，好像谁都没有再提起。

大家都有一种默契，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

但那道裂痕，依然存在。

它就像一道看不见的伤疤，横亘在我妈和大姨之间。

她们会一起给外婆擦身，会一起讨论病情，但她们的眼神，再也没有了从前的那种亲密。

建峰哥也变了。

他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不再去游戏厅，不再打篮球。

他开始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去做家教，去发传单，去工地上搬砖。

他把挣来的钱，一分不留地交给他妈妈，让她拿来给外婆交住院费。

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楼梯间，碰到了他。

他刚从外面回来，身上还带着一股尘土的味道，脸上挂着疲惫。

他看到我，脚步顿了顿。

“来看外婆？”他问。

我点点头。

我们俩相对无言，气氛又回到了那种熟悉的尴尬。

“你……”他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干涩，“别怪你妈。”

我愣住了。

“你知道了？”

他点了点头，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想点，又想起了什么，把烟塞了回去。

“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听到的。”他说，“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妈那个人，心眼小，爱钻牛角尖。”他自嘲地笑了笑，“这些年，她心里一直不舒服，我也知道。但她没坏心。”

“我妈也是。”我小声说。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

“小雅，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跟你姨说，以后不能再搂你了吗？”

我摇摇头。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因为那天，我扛着米上楼，你妈悄悄塞给我二十块钱，让我去买点好吃的。”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她说，看我瘦了，让我多吃点。她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她说，别跟你爸妈说，他们压力大。”

“我拿着那二十块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觉得，你妈对我们家太好了。好得……不正常。”

“那时候我爸厂里效益还行，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要她接济。可她总是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塞钱，送东西。”

“我当时就觉得，她好像在补偿什么。”

“后来，我搂了你一下。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我们两家，早就不是那种可以亲密无间的关系了。”

“你也不再是那个可以跟在我屁股后面，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了。”

“你长大了，你迟早会发现，我们这个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我说那句话，是想告诉你妈，也是想告诉我自-己。”

“那道坎儿，已经在了。我们谁都过不去。”

建峰哥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锁。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

那个拥抱，那个夏天。

原来，那不是我童年的结束。

那是我们两家人，纯真关系的终结。

从我妈选择隐瞒那笔钱开始，从建峰哥敏锐地察觉到那份“不正常的好”开始，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建-峰哥说完，沉默了很久。

楼道里很安静，只听得到远处病房里传来的，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

“别想那么多了，”他忽然站直了身体，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都过去了。”

“先把眼前的坎儿迈过去再说。”

他伸手，想像以前一样，揉揉我的头。

可他的手抬到一半，又停在了半空中。

最后，他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进去吧，外婆该想你了。”

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宽阔，又孤单。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我为我妈，为大姨，为他，也为我自己。

外婆在医院里躺了半年，最终还是走了。

办完外婆的丧事，我们这个家，好像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彻底散了架。

大姨和大姨夫，带着建峰哥，搬家了。

他们搬到了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更便宜的出租屋里。

走的那天，谁也没有通知谁。

我们是听邻居说的。

我妈知道后，在家里坐了整整一天，不吃不喝。

我知道，她在等大姨的电话。

哪怕是一个告别的电话。

可是，没有。

那个电话，始终没有响。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断了联系。

时间过得飞快。

我上了高中，考上大学，然后毕业，工作。

我爸妈的头发，也渐渐白了。

我们家，再也没有提起过大姨一家。

他们就像从我们的生命里，蒸发了一样。

但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

在我妈偶尔失神的眼神里，在我爸深夜的叹息里。

在我心里，那个永远穿着白背心，笑容干净的少年，也从未离开。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妈把钱分给了大姨，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也许会，也许不会。

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

我工作后的第三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有些迟疑的，又有些熟悉的声音。

“是……小雅吗？”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漏跳了一拍。

“建峰哥？”

“是我。”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如释重负的叹息。

他说，他要结婚了。

他说，大姨想请我们全家，去喝杯喜酒。

我挂了电话，手还在抖。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

她愣了很久，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年，她老了很多。

那份愧疚，像一把钝刀子，日日夜夜地，割着她的心。

婚礼那天，我们一家人，都穿得很郑重。

我妈特意去烫了头发，我爸也把压箱底的西装翻了出来。

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酒店。

在门口，我们看到了大姨。

她比我妈老得更厉害，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她看到我们，站在原地，没动。

我妈也站住了。

两个白发苍苍的姐妹，隔着几步的距离，遥遥相望。

好像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个，我妈端着鸡汤，站在大姨家门口的下午。

最终，是大姨先开了口。

“来了。”

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来了。”

我妈应了一声，眼泪又掉了下来。

没有拥抱，没有寒暄。

只有两个字，却好像说尽了这十几年的，所有恩怨。

建峰哥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身边站着一个笑得很甜的姑娘。

他看到我，笑着走过来。

“小雅，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建峰哥。”

我们相视一笑，好像那些年的隔阂，都融化在了这一笑里。

婚礼上，我妈和大姨被安排坐在一桌。

一开始，她们俩还是不怎么说话。

后来，司仪请双方家长上台讲话。

大姨拿着话筒，手抖得厉害。

她说：“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我很高兴。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没能给我儿子创造多好的条件。但我有一个好妹妹。”

她说着，转头看向我妈。

“我这个妹妹，从小就比我聪明，比我能干。爸妈也更疼她一点。”

“我以前，心里不服气，也嫉妒。”

“我总觉得，老天爷不公平。”

“后来我才想明白，不是老天爷不公平，是我自己，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

“这些年，我想了很多。我想，如果当初，是我拿了那笔钱，我会不会，比她做得更好？”

“我想，我可能不会。”

“所以，我不怨了。”

“姐……”我妈在台下，已经哭成了泪人。

大姨放下话筒，走下台，径直走到我妈面前。

她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我妈。

“妹，都过去了。”

我妈抱着大姨，嚎啕大哭。

那一刻，整个宴会厅的喧嚣，好像都静止了。

我看着台上，建峰哥和他身边的妻子，也红了眼眶。

我忽然明白了。

时间，不能治愈一切。

能治愈一切的，是原谅，是和解。

是终于有一天，我们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自私、懦弱和不完美。

然后，选择，放下。

婚礼结束后，我们两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拍照的时候，建峰哥站在我旁边。

他忽然凑过来，在我耳边，用很轻的声音说：

“小雅，你现在，真的是大姑娘了。”

我转头看他。

他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少年。

可他的眼神，依然像那个夏天一样，清澈，温暖。

我笑了。

是啊。

我长大了。

我终于长成了，一个可以坦然面对过去，可以理解成人世界所有复杂和无奈的，大姑娘。

那个被建峰哥搂住的，十三岁的夏天，也终于，在我的心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它不再是一个困惑的开始，而是一个成长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