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术仲氏政权的称帝幻梦

袁术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权力”与“天命”的界限。他以为手握玉玺，占据富庶之地，便能成为天下之主，却忽略了权力的本质是责任——帝王的权力，来自于对百姓的守护，对国家的治理，而非对名号的争夺和对威仪的炫耀。

一、梦起于龙椅上的淮南王

寿春，今安徽淮南寿县，这座坐落在淮河之畔的古城，是江淮地区当之无愧的“历史活化石”。它不仅是袁术称帝的“仲氏”帝都，更是战国楚都、东汉扬州治所、魏晋淮南重镇，两千多年来，始终是江淮流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见证了无数王朝更迭与乱世风云。

寿春的崛起，始于地理的馈赠。它地处淮河中游南岸，淝水穿城而过，北枕淮河天险，南依大别山余脉，既是中原通往江南的咽喉要道，又是淮河漕运的重要枢纽——“舟车汇聚，百货云集”，天生便具备成为重镇的底气。

公元197年的秋意，比往年更早浸透了寿春的宫阙。

这座江淮之间的大城，此刻正被一片僭越的朱红与明黄包裹。宫城深处，新落成的太极殿里，袁术身着不合规制的十二章纹衮服，冕旒上的玉珠随着他略显臃肿的步伐轻轻晃动，折射出殿内摇曳的烛火。殿下文武百官身着仿制的朝服，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声音撞在殿宇的梁枋上，竟有几分空旷的回响——这座仓促改建的宫殿，连回声都带着临时拼凑的虚幻浮夸。

这一天，袁术正式在寿春称帝，国号“仲氏”。

彼时的天下，早已不是光武中兴时的朗朗乾坤。董卓焚洛阳，诸侯讨董的联盟分崩离析，袁绍据河北，曹操挟献帝于许昌，刘备颠沛于徐州，孙策刚在江东站稳脚跟。而袁术，这位出身“四世三公”的袁氏嫡子，正坐拥淮南最富庶的土地：北抵陈留，南至庐江，西接汝南，东临广陵，千里沃野，甲兵十万，更有淮河漕运带来的无尽粮秣。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淮南仿佛一片独善其身的乐土，也让袁术的野心，在这片沃土上疯长成不可收拾的参天大树。

寿春的百姓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登基大典”并无多少雀跃。他们见过太多兵戈：黄巾乱起时，寿春曾是张角部众攻打的重镇；董卓乱后，诸侯纷争，淮南虽暂得安宁，却也时常被征兵征粮的告示惊扰。如今城墙上悬挂的“仲氏”大旗，与之前的“袁”字大旗并无二致，只是街头巷尾多了些身着锦绣却神色倨傲的新贵，以及更频繁的徭役——为了修建宫室，为了筹备大典，更是为了这位新“皇帝”的威仪。

袁术对百姓的沉默毫不在意。他此刻正沉浸在家族荣耀与个人野心交织的迷梦中。袁氏自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汝南袁氏”的招牌，是汉末最耀眼的门阀光环。而袁术作为嫡子，始终对庶出的兄长袁绍心怀芥蒂——袁绍虽声名更盛，却终究是过继给伯父的旁支，在袁术眼中，自己才是袁氏正统的继承者。当袁绍欲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时，袁术更是嗤之以鼻：“我袁氏出身高贵，岂能屈居人下？若天有定数，当在我袁氏。”

这份傲慢，并非全然无源之水。早年间，袁术曾任虎贲中郎将，在洛阳亲历过外戚与宦官的血斗，也见证过董卓废立的跋扈。乱世的混乱，让他笃信“强者为王”的法则。而淮南的富庶，更让他有了“强者”的底气——他麾下有纪灵、桥蕤等悍将，有汝南、颍川两地的世家支持，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着一件“天命”的信物：传国玉玺。

那方由和氏璧雕琢而成的玉玺，自秦始皇帝传下，历经楚汉争霸，汉家四百年天下，早已成为皇权的象征。当年董卓西迁，洛阳宫城焚毁，玉玺失踪，却在孙坚攻入洛阳时，意外被其部众在城南甄官井中发现。后来孙坚战死，玉玺落入其妻吴氏手中，而袁术早已觊觎此物，竟以吴氏及其子孙策的性命相要挟，硬生生将玉玺夺入手中。

当冰凉的玉玺触碰到掌心的那一刻，袁术眼中的野心彻底燃烧。他开始四处散布谶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便是“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自西汉流传下来的预言，本是模棱两可的谶语，“当涂高”被解读为“魏”（如后来曹魏代汉的附会），而袁术却强行将“涂”解为“途”，自称字“公路”，“路”与“途”同义，认定自己便是“代汉”的天命所归。

在他看来，公元197年，正是登基的最佳时机：曹操虽挟天子，却在与张绣的战争中遭遇“宛城之败”，长子曹昂、猛将典韦战死，元气大伤；袁绍正与公孙瓒在北方鏖战，无暇南顾；孙策虽在江东发展，却仍名义上依附于自己；刘备则被吕布击败，投奔曹操，势力微弱。天下诸侯各有牵制，唯有他袁术，手握玉玺，坐拥淮南，仿佛天命已将这乱世的权杖，递到了他的手中。

于是，在寿春的秋光里，袁术无视部下程昱（一说为阎象）“汉室虽微，天命未改”的劝谏，执意称帝，建立了那个不被正史承认，却在汉末乱世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仲氏政权”。他或许不曾想到，这座他亲手搭建的“帝王”宫殿，从落成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是一座走向崩塌的围城。

二、梦迷于仲氏政权的玉玺虚妄

仲氏政权的诞生，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自我欺骗，而非水到渠成的天命所归。

袁术称帝后，并未像开国君主那般励精图治，反而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对“帝王威仪”的模仿与挥霍中。他在寿春大兴土木，将原有的州牧府衙扩建为皇宫，征调数万民夫修建楼台亭榭，其中“九华台”耗费最巨，光是木材便从庐江、九江两地砍伐转运，无数民夫死于繁重的劳役，民间怨声载道。

在宫廷礼制上，他更是极尽铺张。他效仿汉制，设立三公九卿，分封文武百官，甚至为自己的后妃设立“皇后”“贵人”等名号，后宫嫔妃多达数百人，皆锦衣玉食，每日膳食耗费千金。而此时的淮南，虽比其他地区富庶，却也经不起如此奢靡的消耗，骆驼也怕铁勺炒——为了满足宫廷的挥霍，袁术下令加重赋税，每亩田的租税较之前翻了三倍，盐铁专营的价格更是暴涨，百姓苦不堪言，许多农户被迫抛弃田地，逃入山中，原本肥沃的淮南平原，竟出现了“田野荒芜，饿殍遍野”的景象。

他的“仲氏朝廷”，更像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松散团体。追随他的官员，大多是汝南、颍川的袁氏旧部，或是贪图富贵的投机者，真正有远见、有能力的人才寥寥无几。当他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不仅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连他麾下的许多部将也心生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东的孙策。

孙策本是孙坚之子，孙坚死后，孙策依靠袁术的支持，才得以摆脱困境，率军平定江东。但孙策始终对袁术的傲慢与野心心存芥蒂，只是碍于旧恩和实力不足，暂时依附。当袁术称帝的消息传到江东，孙策立刻意识到这是脱离袁术的绝佳时机。他随即发表檄文，痛斥袁术“僭越称帝，悖逆天命”，正式与袁术决裂，并率军攻取袁术控制的庐江、九江等地，切断了淮南与江东的联系。

孙策的背叛，是仲氏政权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失去江东的支持，袁术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和地盘，更失去了长江沿线的战略屏障，从此陷入三面受敌的境地：北方有曹操，东南有孙策，西南有刘表，而内部则因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叛乱。

面对危机，袁术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刚愎自用。他坚信自己手握传国玉玺，便是天命所归，任何反对都是“逆天而行”。他派遣大将纪灵率军攻打刘备，试图先平定徐州，再与曹操抗衡。却不料曹操早已派夏侯惇率军支援刘备，纪灵久攻不下，反而损兵折将。随后，曹操亲自率军南下，直指寿春，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大败袁术军，斩杀其大将桥蕤，一路追击至寿春城外。

袁术被迫收缩防线，死守寿春。但此时的淮南，早已不是当年的富庶之地。连续的战争和繁重的赋税，让淮南的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宫城内的嫔妃和官员们尚且能勉强维持温饱，城外的百姓却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有官员向袁术进言，请求开仓放粮，安抚百姓，袁术却怒斥道：“朕乃天子，岂能为匹夫折腰？粮仓乃国之根本，岂能轻易动用？”

他的固执，最终将自己推向了绝境。公元198年，曹操再次率军攻打寿春，同时联合孙策、刘备、吕布等诸侯，形成合围之势。袁术内外交困，粮草断绝，不得不放弃寿春，率领残部逃往汝南，投奔自己的部将陈兰、雷薄。却不料陈兰、雷薄早已看清袁术的败局，拒绝接纳他，甚至率军袭击他的残部，抢夺他仅存的物资。

仓皇逃窜的袁术，此刻才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一路颠沛流离，从汝南逃到陈留（今河南开封祥符区陈留镇），又从陈留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身边的随从越来越少，粮食也早已断绝。有一天，他口渴难耐，向随从索要蜂蜜水，想喝蜂蜜水了，随从无奈地回答：“陛下，如今四处荒芜，哪里还有蜂蜜水？只有血水和泥水罢了。”

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破了袁术维持了两年的帝王幻梦。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望着眼前破败的景象，想起自己当年在寿春称帝时的威风，想起淮南的千里沃野，想起传国玉玺的冰凉触感，突然一口鲜血喷出，仰天长叹：“我袁术竟落到如此地步！”随后便气绝身亡，时年四十六岁。

这位仲氏政权的“开国皇帝”，最终连一口蜂蜜水都未能喝到，便死于荒野之中。他死后，身边的随从一哄而散，只有旧部徐璆收敛了他的尸体，草草埋葬在雍丘城外的乱葬岗中。而那枚他视若性命的传国玉玺，在他逃亡途中被部下盗走，辗转落入曹操手中，成为后来曹魏代汉的“天命”象征。

从公元197年称帝，到公元199年身死，袁术的仲氏政权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它没有被正史列入“朝代”之列，甚至连“伪政权”的记载都寥寥无几，仿佛只是汉末乱世中一场短暂的闹剧。但这场闹剧背后，却藏着一个门阀贵族在乱世中的傲慢与贪婪，藏着一个时代的混乱与悲凉。

三、厉史书写于正史之外的争议回响

在正史的记载中，袁术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三国志》称他“奢淫放肆，荣不终己”，《后汉书》则评价他“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尊己陵物”。这些评价，几乎将袁术钉在了“僭越叛逆”的耻辱柱上，而他建立的仲氏政权，也随之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成为不被承认的“伪朝”。

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正史的记载更加复杂。袁术的称帝，固然有其个人野心的驱动，但也与汉末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的爆发，早已动摇了汉朝的统治根基。当董卓废立皇帝，焚毁洛阳，汉朝的“天命”早已在百姓心中崩塌。在那个“人心思乱”的时代，“代汉”并非袁术一人的野心，而是许多诸侯心中共同的隐秘欲望——袁绍曾欲立刘虞为帝，曹操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曹丕代汉，本质上都是对汉朝统治的否定，只是袁术比他们更急切，更直白，也更愚蠢。

袁术的失败，根源并非“僭越”，而是他对时局的误判和对民生的漠视。他手握淮南的富庶资源，却不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反而将资源挥霍在宫廷的奢靡和无意义的战争中，最终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也失去了部下的信任。相比之下，曹操虽然“挟天子”，却推行“屯田制”，恢复生产，安抚百姓，最终获得了北方的民心；孙策在江东“招贤纳士，安抚流民”，为东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袁术的悲剧，在于他只看到了“天命”的象征（传国玉玺），却忽略了“天命”的本质——百姓的拥护。

在正史之外，关于袁术和仲氏政权的记载，更多散落在野史、笔记和地方传说中。这些记载，虽然不如正史权威，却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加多面的袁术形象。

在寿春当地的传说中，袁术并非完全是一个残暴的君主。他初到淮南时，曾下令兴修水利，疏通淮河支流，使得淮南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百姓一度安居乐业。当地至今仍有“袁公渠”的遗迹，相传便是袁术当年下令修建的灌溉工程。只是后来他野心膨胀，才变得奢靡残暴。这个传说，或许带有地方百姓对历史的温情想象，却也从侧面反映出，袁术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暴君”，他的转变，是权力腐蚀人心的典型案例。

另一个流传较广的传说，与“传国玉玺”有关。据说袁术死后，玉玺被他的女儿小袁氏携带出逃，辗转来到江东，后来小袁氏嫁给了孙权，玉玺也落入孙权手中。直到西晋灭吴，玉玺才重新回到中原。这个传说虽然缺乏史料佐证，却在民间流传甚广，甚至被写入了《三国演义》。在小说中，罗贯中对袁术的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戏剧化塑造，将他描绘成一个“骄奢淫逸、愚蠢自大”的反面角色，其中“袁术称帝”“渴思蜜水而死”等情节，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也让袁术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

除了传说，袁术的仲氏政权还为后世留下了几个著名的成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冢中枯骨”。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当年刘备依附曹操时，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刘备列举袁术、袁绍、刘表等人，曹操却笑着说：“袁术？他不过是冢中枯骨，早晚必为我所擒。”“冢中枯骨”一词，原本是曹操对袁术的蔑视，后来逐渐演变为形容“毫无生气、即将灭亡的人或事物”，成为了汉语中常用的成语。

另一个与袁术相关的成语是“淮南鸡犬”。这个成语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原本讲述的是淮南王刘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但在后世的流传中，由于袁术曾割据淮南称帝，且最终失败，“淮南鸡犬”逐渐被用来比喻“依附权贵而得势的人”，带有一定的贬义。虽然这个成语的起源与袁术无关，但却因他的“淮南王”身份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种特殊延续。

这些传说与成语，虽然不像正史那样严谨，却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将袁术和他的仲氏政权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它们像是正史之外的“补注”，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不被承认的“伪政权”，也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历史的评价，也并非只有“是非对错”这一种维度。

四、孤冢残阳尘埃于历史的思考

如今，在安徽亳州涡阳县境内，有一座不起眼的土冢，当地人称“袁术孤堆”，相传便是袁术的葬身之地。这座土冢高约7米，周长约60米，被一片农田环绕，墓前没有石碑，没有牌坊，只有丛生的杂草和偶尔飞过的鸟雀。站在土冢前，很难想象，这里埋葬的，曾是那个在寿春称帝、手握传国玉玺的“仲氏皇帝”。

历史的尘埃，早已将袁术的帝王幻梦掩埋。他的仲氏政权，如同流星般划过汉朝末代的天空，短暂而耀眼，却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但当我们拨开尘埃，重新审视这段不被承认的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野心家的失败，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人性的困境。

袁术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权力”与“天命”的界限。他以为手握玉玺，占据富庶之地，便能成为天下之主，却忽略了权力的本质是责任——帝王的权力，来自于对百姓的守护，对国家的治理，而非对名号的争夺和对威仪的炫耀。当他将百姓的疾苦抛之脑后，将资源挥霍在个人的奢靡中时，他的“天命”便已走到了尽头。

这种困境，并非袁术独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统治者都曾陷入过类似的迷局：秦二世胡亥沉迷享乐，最终导致秦朝灭亡；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最终葬送了隋朝的江山；即使是那些开创盛世的君主，也往往在晚年变得骄奢淫逸，为王朝的衰落埋下隐患。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关键在于握剑者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否能牢记自己的责任。

而仲氏政权的不被承认，也反映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正史往往以“正统”为标准，将那些不符合“正统”的政权视为“伪朝”，予以否定。但“正统”的标准，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曹魏代汉后，将袁术视为“僭逆”，因为承认袁术的政权，便等于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晋朝继承曹魏的正统，自然也延续了这种评价。但从历史的本质来看，仲氏政权虽然短暂，却真实地存在过，它的存在，反映了汉末乱世中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构，也反映了门阀贵族在时代变革中的挣扎与选择。

如今，寿春的宫城遗迹早已消失在农田之下，只有“九华台”的残垣断壁，还能让人隐约想象当年的规模；袁术孤堆上的杂草枯了又荣，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偶尔有历史学家或游客来到这里，驻足沉思，试图从这片土地中寻找当年的痕迹。他们看到的，或许不是一个“暴君”的坟墓，而是一个在乱世中迷失的灵魂，一个被权力吞噬的可怜人。

历史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多面性。正史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脉络，而野史的传说、地方的遗迹，则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更加复杂的过去。袁术和他的仲氏政权，虽然不被正史承认，却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这道痕迹，提醒着我们：历史不仅是英雄的赞歌，也是失败者的挽歌；不仅是正统的叙事，也是边缘的回响。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袁术孤坟堆上，将那块土冢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从田野间吹过，带着泥土的气息，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往事。公元197年的寿春秋凉，公元199年的荒野悲歌，都已成为过去。但那段不被承认的历史，那些关于野心、权力与人性的思考，却永远不会过时。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真相，也映照出人性的弱点，让我们在回望过去时，能够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

作者简介：李文杰，笔名文杰，闻杰。三农题材作者，曾发表多篇散文、诗歌或纪实文章、报告文学以及摄影作品等。

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润墨斋书画院院士。北京墨海书画院高级院士。网络作家，当代优秀文学家。

作者写作方向：

重拾传统文化，挖掘历史遗留。

关注三农题材，野说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