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开长途车，途中碰见个顺路女孩，她说：我没钱，只有自己

二十多年后，我收到一个从深圳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沓厚厚的钱，和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王大哥，当年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但您让我知道，人活着，不能只剩下自己。”

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我车轮下的路从坑洼的国道变成了平坦的高速，驾驶室里的磁带机换成了能连蓝牙的音响，车头挂着的平安结也换了十几个。我娶了当年心心念念的秀莲，儿子也考上了大学，日子就像我这台东风车的发动机，不好不坏，但总算踏踏实实地响着。

时间太久了，久到我自己都快忘了那件事。

只是在某些服务区短暂歇脚的深夜，或者是在高速上被连绵的雨幕困住的时候，我会偶尔想起1993年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和那个站在国道边，眼神倔强又迷茫的姑娘。

故事，还得从那个下午说起。

第1章 闷热的国道

1993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柏油路面烤得直冒白烟，路边的野草都耷拉着脑袋，一副被晒蔫了的样子。

我叫王建国，那年26岁，开着一辆半旧的东风140，跑成都到武汉的专线，拉的是一批布料。这辆车是我和我爹凑了半辈子钱买的，我们管它叫“老伙计”。驾驶室里一年四季都飘着一股柴油、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风扇呼啦啦地吹，可吹出来的全是热风，吹在脸上跟小刀子刮似的。

车里放着邓丽君的磁带，咿咿呀呀地唱着“甜蜜蜜”，可我心里只有烦躁。这一趟出来快十天了，人困马乏，只想赶紧把货送到，拿了运费回家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上一觉，然后揣着钱去见我对象秀莲。

就在我眯着眼睛，跟催眠一样的歌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对抗时，眼角余光瞥见路边站着个人影。

那是个姑娘，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底下是条蓝色的确良裤子，脚上一双布鞋，鞋边已经磨开了线。她身边放着一个不大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人瘦得像根豆芽菜，脸被太阳晒得通红，嘴唇干得起了皮。

她就那么直直地站着，也不招手，也不说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来往的车辆，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一半是期盼，一半是戒备。

那时候跑长途，在路上捎个人是常有的事，但捎个年轻姑娘，尤其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大多数司机都会多长个心眼。人心隔肚皮，谁知道是遇上真有困难的，还是遇上“放鸽子”的仙人跳。

我本想一脚油门过去，当没看见。可从后视镜里，我又看了一眼。她依然站在那里，孤零零的一个点，在蒸腾的热气里显得那么单薄，好像随时都会被这毒辣的太阳给烤化了。

心里莫名其妙地咯噔了一下。

我想起我妹妹，比她大不了几岁，要是她一个人站在这种地方……我不敢再想下去。

鬼使神差地，我踩了刹车。

“老伙计”发出一声刺耳的抗议，晃晃悠悠地停在了她前面十几米远的地方。我探出头，冲她喊了一嗓子：“喂！去哪啊？”

她好像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我是在跟她说话。她小跑着过来，跑到驾驶室旁边，仰着头看我，眼睛亮得吓人，但还是带着一丝警惕。

“师傅，去武汉方向吗？”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

“是啊，到武汉。”我打量着她，她的眼神很干净，不像那些走江湖的老油子。

“能……能捎我一段吗？”她问得小心翼翼，两只手紧紧地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都发白了。

“上车吧。”我没多问，拉开了副驾驶的门。跑江湖的规矩，不问来路，不问归途，人家想说自然会说。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麻利地爬了上来，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车门“哐当”一声关上，把外面的热浪隔绝了一部分，也把我们两个陌生人圈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

我重新发动车子，“老伙计”又轰鸣起来。我从座位底下摸出我的军用水壶，拧开递给她：“喝点水吧，看你嘴唇都裂了。”

她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她喝得很急，能听见喉咙里“咕咚咕咚”的声音。一壶水，她差不多喝下去一半。

喝完水，她把水壶递还给我，脸上的红晕稍微退了些，精神也好了点。

“小姑娘，一个人出来？”我没话找话地问。

她点点头，不说话。

“去武汉干啥？走亲戚？”

她摇摇头，还是不说话，只是把头转向了窗外，看着那些飞速倒退的杨树。

我自讨了个没趣，也就不再问了。驾驶室里又恢复了沉默，只有发动机的噪音和邓丽君的歌声。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她，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抱着她的帆布包，像一尊雕塑。

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姑娘，透着一股邪乎劲儿。可看她那样子，又实在不像个坏人。我决定还是多留个心眼，晚上到服务区，我就让她下车，在店里睡，我自己睡车上。

车子开出去大概两个多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过一个小镇，我把车停在一家相熟的饭馆门口。

“下车吃点东西吧。”我对她说。

她摇摇头：“师傅，我不饿。”

“人是铁饭是钢，哪能不吃饭。”我自顾自地跳下车，又对她说，“下来吧，我请你。别怕，这家店老板我认识，人不错。”

她犹豫了半天，大概是真的饿了，才慢吞吞地跟着我下了车。

我们要了两碗面，一大碗红烧肉。面条很快就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我把那碗红烧肉推到她面前：“吃吧，跑长途费体力，得多吃点肉。”

她看着那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咽了口唾沫，但还是没动筷子。

“吃啊，客气啥。”我夹了一大块肉放到她碗里。

这一下，好像触动了她某个开关。她拿起筷子，先是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小口，然后就像是饿了很久的狼，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她吃得很快，很香，甚至有点狼狈，汤汁溅到了脸上都顾不上擦。

我看着她，心里那点戒备，不知不觉就散了大半。这哪是什么坏人，分明就是个饿坏了的可怜孩子。

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我跟饭馆老板打了声招呼，把车停在饭馆后面的院子里。老板给我俩在后院腾了间空房，有两张床。

“姑娘，你睡屋里吧，安全。我睡车上就行。”我对她说。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我，黑漆漆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两口深井。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她说：“师傅，我……我没钱付车费。”

我笑了：“多大点事，顺路捎你一段，谈什么钱。”

她却没笑，反而把嘴唇抿得更紧了。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过了好一会儿，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我只有……只有自己。”

第2章 一碗面的温度

“我只有自己。”

这五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愣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个低着头、攥着衣角的姑娘，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夜风吹过院子，卷起几片落叶，沙沙作响，更显得这夜里安静得可怕。

我抽了二十多年的烟，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事，形形色色的人，乱七八糟的话，听得多了。可一个姑娘，用这样一种平静到近乎绝望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那不是挑逗，也不是交易。我从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轻浮。那是一种走投无路之后，拿出的最后一点，也是唯一一点东西。那东西，叫尊严，或者说，是舍弃尊严的准备。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欲望，而是愤怒。一股无名火“噌”地一下就蹿了上来。气她作践自己，也气这世道，怎么就能把一个好好的姑娘逼到这份上。

但我没发作。我看着她瘦弱的肩膀在夜色里微微发抖，那股火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心酸给浇灭了。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烟雾模糊了我的视线。

“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干，也有点冲，“赶紧进去睡觉！一个女孩子家，大半夜在外面胡思乱想！”

我把她推进了那间小屋，然后“哐”地一声把门带上。我自己则转身，快步走回了我的“老伙计”旁边。

我拉开车门，重重地坐进驾驶室，摸出烟盒，又点上一根。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我算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货车司机，一个月挣的钱刚够养家糊口，盘算着攒几年钱才能跟秀莲把婚事办了。我帮不了她什么，甚至连她叫什么，从哪来，要到哪去，都一无所知。

我只是让她搭了个顺风车，请她吃了一碗面。就因为这个，她就要把她自己“赔”给我？

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这碗面，好像突然变得滚烫，烫着我的手，也烫着我的心。

那一晚，我没睡踏实。就在驾驶室里和衣而卧，半梦半醒间，总觉得院子里有什么动静。我几次拉开车窗帘往外看，那间小屋的门都紧紧关着，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后半夜，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车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是要把车顶砸穿。我听着雨声，心里更乱了。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我被饭馆老板的吆喝声吵醒，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我跳下车，用冷水胡乱抹了把脸，人清醒了不少。

那间小屋的门开了，她从里面走出来。

一夜没见，她好像更憔悴了。眼睛有点肿，像是哭过。看见我，她眼神躲闪，不敢跟我对视。

“早。”我故作轻松地打了声招呼。

“……早。”她小声回应。

老板娘端出两碗热腾腾的稀饭和几个馒头。我招呼她过来吃。她默默地坐下，小口小口地喝着稀饭，一句话也不说。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我三两口吃完，对她说：“吃饱了就准备上路了。”

她点点头。

重新上路，驾驶室里的沉默比昨天更压抑。邓丽君的歌也不唱了，磁带转到了头，我懒得去换。车里只有发动机单调的轰鸣。

她一直看着窗外，好像窗外的风景有多吸引人似的。我知道，她是在躲避我，也在躲避昨天晚上那段让她难堪的对话。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清了清嗓子，决定主动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身子震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跟她说话。她转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才说：“林晓燕。森林的林，拂晓的晓，燕子的燕。”

“晓燕，好名字。”我点点头，“我叫王建国，建设的建，国家的国。”

她“嗯”了一声，又没了下文。

“晓燕，”我又开口，“昨天晚上的话，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肯定是遇上难处了。要是信得过王大哥，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能好受点。要是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这番话说得诚恳。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趁人之危的小人，更不想让她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跟我一路尴尬下去。

林晓燕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用力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车子驶过一个颠簸的路段，她的肩膀随着车身一抖一抖的，那颗强忍着的泪珠，终于还是顺着脸颊滚了下来。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泪，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那压抑的哭声，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呐喊都更让人揪心。

我把车速放慢了些，从仪表盘上抽了几张卫生纸递给她，什么也没说。

有时候，安慰的话是多余的。让她哭出来，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她哭了很久，直到把那几张卫生纸都浸透了。哭完，她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但眼神却好像清亮了一些，像是雨后被冲刷过的天空。

“王大哥，”她用沙哑的嗓音开口了，“谢谢你。”

“谢啥。”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点了根烟，“心里舒坦点了？”

她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了她的故事。

第3章 逃离的燕子

林晓燕的故事，像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女孩的缩影，简单，却又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她家在川西的一个小山村，穷得叮当响。父亲前几年得病走了，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欠了一屁股债。母亲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下面还有个弟弟，正在读初中。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的重担就全压在了她母亲和她这个长女身上。可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和一个还没成年的丫头，又能撑起多大一片天？

去年，她母亲经人介绍，改嫁给了邻村一个瘸腿的男人。那男人家里条件稍好一些，是个屠夫，脾气暴躁，还好喝酒。他答应帮忙还债，也供晓燕的弟弟读书，但条件是，林晓燕得管他叫爹，像亲生女儿一样“孝顺”他。

一开始，日子还算过得去。继父虽然脾气不好，但至少没让她们娘仨饿着。可时间一长，他就露出了本性。喝了酒就打她母亲，骂她是“拖油瓶”，还总用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看晓燕。

晓燕一天天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继父看她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劲。他开始不许她跟村里的男孩子说话，晚上会找各种借口进她的房间。晓燕害怕，只能把门从里面死死顶住。

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又无能为力。她只能抱着晓燕哭，说都怪自己没用。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半个月前。继父做生意赔了钱，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就嚷嚷着，要把晓燕嫁给镇上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换两千块钱的彩礼。

那个光棍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烂人，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还打跑了两个老婆。晓燕要是嫁过去，这辈子就算毁了。

那天晚上，母亲趁继父睡死过去，偷偷塞给晓燕一百多块钱和一些干粮，哭着让她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去广东，听说那里工厂多，能挣钱。

“妈说，死在外面，也比烂在这个家里强。”晓燕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滴眼泪，但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于是，她连夜逃了出来。不敢坐火车，怕被找到，就一路扒汽车，搭便车，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点凉水。那一百多块钱，路上被人偷了，她不敢声张，只能继续往前走。

走到我遇见她的那个国道边时，她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站在那里，看着一辆辆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心里越来越绝望。

“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再没有车停下来，我就……我就不活了。”她轻声说。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又酸又疼。

我无法想象，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在国道边上做出那样的决定。我也终于明白，昨天晚上她说出那句“我只有自己”时，内心是何等的悲凉和无助。

那不是交易，那是她最后的求救信号。她是在用她仅有的，也是她认为最不值钱的东西，去赌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我猛地一脚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

林晓燕被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我。

我转过身，很严肃地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晓燕，你听着。第一，你自己的身体，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什么时候都不能拿它去换东西。第二，这个世界上，坏人是多，但好人也肯定有。以后遇事，别总往坏处想，更不能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让你跑出来，是让你活，不是让你死的，明白吗？”

我的语气很重，甚至有点像训斥。

林晓燕愣愣地看着我，眼眶又红了。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还有，”我从钱包里摸出五十块钱，塞到她手里，“这钱你拿着。不多，但买张去武汉的火车票应该够了。到了武汉，你再想办法去广东。记住，以后别再搭便车了，不安全。”

她看着手里的钱，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不，王大哥，我不能要你的钱。你让我搭车，还请我吃饭，我已经……”

“让你拿着就拿着！”我把钱硬塞进她怀里的帆布包里，“一个大男人，还能让你个小姑娘掏钱？再说，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你将来在广东挣了大钱，再还给我不就行了？”

我这么说，只是想让她能心安理得地收下。

林晓燕低着头，捧着那个帆布包，肩膀微微抽动。过了好久，她才抬起头，用那双又红又肿的眼睛看着我，郑重地问：“王大哥，你家住哪？把地址告诉我，我以后一定把钱还给你。”

我笑了笑，从储物格里翻出纸笔，写下了我家的地址，连同我的名字一起，递给了她。

“行了，收好。丢了可就找不到债主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条叠好，放进了衬衫最里面的口袋，拍了拍，像是放了一件稀世珍宝。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驾驶室里的气氛，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我重新发动车子，从一堆磁带里翻出一盘赵传的，塞了进去。高亢而嘶哑的歌声立刻充满了整个车厢。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林晓燕靠在座位上，侧着头，看着窗外。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年轻的脸庞上，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她的嘴角，却微微向上翘起，像是含着一丝笑意。

我知道，这只想要飞翔的“小燕子”，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的曙光。

第4章 分岔路口

接下来的路程，气氛完全变了。

林晓燕不再像之前那样沉默寡言，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她会问我开车累不累，会跟我聊她村子里的事，聊她那个学习很好的弟弟，聊她想象中广东的样子。

她说，听说广东的工厂里到处都是机器，女孩子坐在流水线上一天就能挣好多钱。她说她不怕吃苦，只要能挣钱给妈妈治病，供弟弟上学，让她做什么都愿意。

她的声音清脆，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让这枯燥的旅途也多了一抹亮色。

我呢，也跟她聊我的事。聊我那个严厉又心疼我的爹，聊我和秀莲是怎么认识的，聊我们打算攒够了钱就回家开个小卖部，再也不用天南海北地跑。

“秀莲姐，她一定很漂亮吧？”晓燕托着下巴，一脸向往地问。

我咧嘴一笑，从钱包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已经有些泛黄的合影。照片上，秀莲扎着两个麻花辫，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旁边站着一个穿着的确良白衬衫、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的愣头青，那就是我。

“不怎么漂亮，”我嘴上谦虚着，心里却乐开了花，“就是看着……踏实。”

晓燕接过照片，看了又看，由衷地赞叹：“真好。王大哥，你跟秀莲姐真般配。”

那一刻，车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看着她脸上纯真的笑容，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我没有因为她当初那句糊涂话而看轻她，也没有因为同情而做出什么超出界限的举动。

我就像一个真正的兄长，在她最迷茫无助的时候，扶了她一把，给她指了条路。这就够了。

两天后，我们离武汉越来越近了。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也能看到高楼的轮廓了。城市的喧嚣，隔着车窗都能感觉到。

晓燕看着窗外，眼神里既有好奇和兴奋，也有一丝不安和胆怯。对于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样一座大城市，就像一头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

“王大哥，武汉……是不是很大？”她小声问。

“大，肯定大。”我说，“不过你别怕。到了地方，我先带你去火车站，帮你买好去广州的票。剩下的路，就得靠你自己走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但抓着帆布包的手又收紧了些。

快到武汉市区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国营服务站停下加油。那时候的服务站，也是天南海北司机们聚集的“信息中心”。我正跟加油员说着话，旁边几辆大车的司机也凑了过来，递烟聊天。

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司机，叼着烟，眯着眼，朝我车里努了努嘴：“行啊，建国，这趟出来还带了个‘报路丫头’？挺水灵的嘛。”

他的话音刚落，旁边几个司机就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男人都懂的暧昧和猥琐。

“报路丫头”，是那时候长途司机圈里的黑话，指的就是那些跟车的女人，有些是图个方便，有些……就是做皮肉生意的。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沉了下来。

我看见副驾驶座上的晓燕，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她下意识地往座位里面缩了缩，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一股火直冲我的脑门。我一把推开那个司机，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嘴巴放干净点！那是我妹子！再敢胡说八道，我他妈撕了你的嘴！”

我很少发火，但那一刻，我真的怒了。他们那些肮脏的猜测，不仅是侮辱了晓燕，也是在侮辱我王建国的人品。

那个横肉司机被我吼得一愣，大概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他讪讪地笑了笑，不敢再多嘴。其他司机也觉得没趣，各自散开了。

我加完油，一言不发地回到车上。晓燕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我发动车子，驶出服务站。

“王大哥……”她小声开口，“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跟你没关系！”我打断她，语气还是有点冲，“是那些人思想龌龊！你别往心里去。”

说完，我又觉得我刚才的语气太重了，可能会吓到她。我缓和了一下，说：“晓燕，外面的人，什么样儿的都有。以后你一个人在外面，千万要学会保护自己。别轻易相信人，也别贪小便宜。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些都是我爹教我的，也是我跑了这么多年车总结出来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们都教给了她。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圈红红的。“王大哥，我记住了。”

车子终于驶入了武汉市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对于我和晓燕来说，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我按照路牌的指示，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汉口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南腔北调，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行色匆匆的人。

我把车停在路边，对晓燕说：“到了。你在这等我，我去给你买票。”

“我……我跟你一起去。”她不放心地说。

“你别去了，人多，挤得很。看好东西，就在车上等我。”我嘱咐了一句，锁好车门，一头扎进了人潮里。

售票大厅里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我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一张第二天凌晨去广州的硬座票。

当我满头大汗地挤出来，回到车上时，看到晓燕正趴在方向盘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又哭了。

我把票递给她，她接过去，看着那张薄薄的、印着油墨香的硬纸板车票，眼泪掉得更凶了。

“王大哥，”她哽咽着说，“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谢啥。”我看着她，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一张车票而已。到了广州，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强。”

离别的愁绪，开始在狭小的驾驶室里悄悄蔓延。

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窗外是喧闹的火车站，车内却是另一番安静的天地。我知道，我们的缘分，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从明天开始，她将奔赴她未知的南方，而我，也将掉头返回我熟悉的四川。

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相交的线，在这个点上短暂地重合后，便要各自奔向不同的远方，或许，再无交集。

第5章 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火车站广场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把天空映成了橘红色。离晓燕上车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不能总在车里待着。

“走，带你去吃点好东西。”我说着，领她下了车。

我带她去了火车站附近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饭馆，点了两个菜，一个鱼香肉丝，一个番茄炒蛋，外加两碗米饭。这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最高规格的“践行宴”了。

晓燕大概是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了，吃得很慢，也很沉默。

“到了广州，有什么打算？”我夹了一筷子鸡蛋给她。

“先找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她说，“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那边有很多电子厂、服装厂招工，应该不难找。”

“嗯，找工作的时候眼睛放亮点，别被人骗了。”我叮嘱道，“那种说得天花乱坠，还要先交钱的，多半是骗子。”

“我知道了，王大哥。”

“还有，钱要省着点花。刚开始肯定难，等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好了。”

“嗯。”

“照顾好自己，别生病，外面看病贵。”

“嗯。”

……

我像个唠叨的老妈子，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她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嗯”一声。灯光下，她的侧脸显得很柔和，眼神里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静。

吃完饭，离发车时间还早。武汉的夏夜依旧闷热，我们就在火车站广场边的花坛上坐了下来。看着南来北往的人群，各有各的行色匆匆，各有各的悲欢离合。

“王大哥，你说，这么多人，他们都要去哪儿啊？”晓燕忽然问。

“去哪儿？去挣钱，去过日子，去奔个好前程呗。”我感慨道，“谁不是在为了生活奔波呢。”

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从贴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张我写给她的地址纸条。纸条已经被她的体温捂得有些温热，边角也起了毛。

她把纸条摊平，借着路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在辨认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王建国……四川省，金阳县，红旗镇，前进村三组……”她轻声念着，把这个地址刻在心里。

“记住了吗？”我笑着问。

“记住了。”她重重地点头，“等我挣了钱，我一定把钱，还有……还有车票钱，都给你寄过去。”

“钱不钱的无所谓。”我摆摆手，“你要是真有心，到了那边，安顿下来了，就往这个地址寄封信，报个平安。也让我和你秀莲姐，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说这话是真心的。对于这个半路上捡来的“妹妹”，我心里始终是牵挂的。我怕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受欺负，怕她找不到工作饿肚子，怕她被人骗。

“我一定会的！”她郑重地承诺，然后又把那张纸条，像宝贝一样，仔细地叠好，放回了口袋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广场上的广播开始播放检票通知。

“差不多了，该进站了。”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她也跟着站起来，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帆布包。

我送她到进站口。检票员正在吆喝着，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狭窄的入口。

“晓燕，就送到这了。”我停下脚步。

“王大哥……”她看着我，眼圈又红了。千言万语，好像都堵在了喉咙里。

最终，她只是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大哥，你是个好人。这辈子，我都记得你。”

“快走吧，要赶不上车了。”我转过身，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我怕我这个七尺高的汉子，也会忍不住掉眼泪。

我听见她转身，随着往前走的声音。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

在攒动的人头中，我看到她小小的身影，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我。我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朝我挥了挥手。

然后，她的身影就汇入了人潮，再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到她的影子，才转身离开。回到我的“老伙计”上，驾驶室里空荡荡的，副驾驶座上，仿佛还残留着她的温度。

我发动车子，调转车头，驶上了回家的路。

回去的路上，依旧是熟悉的国道，熟悉的风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时不时会习惯性地往副驾驶看一眼，然后才想起，那个叫林晓燕的姑娘，已经走了。

我不知道她未来会怎样，不知道她能不能在那个叫“广东”的地方站稳脚跟。我只希望，她能像她的名字一样，像一只勇敢的燕子，挣脱束缚，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晴朗的天空。

而我，王建国，只是她漫长迁徙途中，偶然停靠过的一棵平凡的树。风雨过后，她终将远行。

第6章 漫长的回响

回到金阳县，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

把货款结清，跟老板报了平安，我开着空车回到了村里。远远地，就看见我家院子门口，秀莲正踮着脚尖往路上瞧。

看见我的车，她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建国，你回来啦！”她小跑着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包。

回家的感觉，真好。

晚上，吃着秀莲做的热腾腾的饭菜，我把路上遇到林晓燕的事，跟她说了。当然，我隐去了晓燕说的那句“我只有自己”的糊涂话，只说是个遇上困难、要去广东打工的可怜姑娘。

秀莲听完，叹了口气：“唉，这孩子也真够可怜的。你做得对，出门在外，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那五十块钱，就当咱们积德了。”

听了秀莲的话，我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我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善良、通情达理的未婚妻。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继续开着我的“老伙计”，奔波在成都和武汉之间。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归来，秀莲都会在村口等我。我们的生活，就像这辆车的发动机，平淡，规律，但充满了力量。

我时常会想起林晓燕。每次路过我们相遇的那个国道，我都会下意识地朝路边看一看；每次在服务区吃饭，看到独自一人的年轻女孩，我都会多看两眼。

我等着她的信。

第一个月，没有。我想，她可能刚到那边，还没安顿好，忙着找工作。

第三个月，还是没有。我想，工厂里可能很忙，她没时间写信。

半年过去了，依然杳无音信。我开始有点担心。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还是把地址弄丢了？或者，她根本就是把我忘了？

我甚至按照她提过的那个模糊的家乡地址，托人打听过，但山高路远，信息闭塞，根本就没什么回音。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

我和秀莲结了婚，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我跑车跑得更勤了。生活的重担压在肩上，林晓燕这个名字，连同那段短暂的相遇，被我渐渐埋进了记忆的深处。

只是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像一根小小的刺，偶尔会在我心里扎一下。我不知道，她最终有没有把那个地址记牢。

九十年代末，国道改成了高速，我的“老伙计”也换成了一辆更新、更快的解放。我不再跑武汉那条线，开始跑更远的沿海城市。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BP机被手机取代，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到千里之外的人。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我们有手机，是不是留个电话号码，就能知道她后来的消息？但生活没有如果。

儿子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又考上了大学。我和秀莲也一天天老了，头发里开始夹杂着银丝，眼角也爬上了皱纹。我们用跑车攒下的钱，在县城里买了套房子，也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开了一家小卖部，交给了秀莲打理。我则退居二线，偶尔帮人开开短途，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了。

林晓燕这个名字，几乎已经快要被我彻底遗忘了。她就像我漫长司机生涯里，搭载过的无数个乘客之一，只是稍微特殊了一点。或许，她早已在广东的某个城市嫁人生子，过着自己的日子，把我这个萍水相逢的“王大哥”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样也好。忘了，说明她过得不错，不再需要记起那段狼狈的过去了。

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看见秀莲拿着一个包裹，一脸的疑惑。

“建国，你过来看看，这是谁从深圳寄来的？咱家在深圳也没亲戚啊。”

我接过来，包裹不大，但沉甸甸的。寄件人一栏，只写着一个姓：林。地址，是深圳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区。

我的心，毫无征兆地，猛地跳了一下。

一个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名字，瞬间从记忆的深海里浮了上来。

会是她吗？

我颤抖着手，撕开了包裹的封口。

里面，是一沓用银行纸条捆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厚厚的一摞。最上面，压着一封信。

我拿起信封，上面是娟秀的字迹，写着三个字：王大哥。

真的是她。

我拆开信，展开信纸。秀莲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信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

“王大哥，您好。我是林晓燕。”

“二十多年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当年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但您让我知道，人活着，不能只剩下自己。”

第7章 迟到二十年的回信

我和秀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我捧着那封信，秀莲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一起，读完了这封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回信。

信很长，晓燕的字写得很漂亮，一笔一划，都透着一股认真和郑重。

她在信里说，那天我送她上火车后，她一路忐忑地到了广州。因为我说过不要轻易相信人，她没敢去那些主动搭讪的招工点，而是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进了一家正规的服装厂。

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苦。她没日没夜地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手指被针扎得全是眼儿，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每天吃最便宜的饭菜。但她一想到家里的母亲和弟弟，一想到我跟她说过的那些话，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她把那张写着我地址的纸条，用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最贴身的口袋里。那是她在那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温暖和慰藉。

她无数次想过要给我写信，报个平安。但拿起笔，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她觉得自己太落魄，太狼狈，怕我这个“恩人”知道了会失望。她想，等自己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再给我写信。

后来，她凭着手艺好、人勤快，当上了小组长，工资也高了些。她开始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弟弟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跟着一个香港老板学做服装设计。她有天赋，又肯钻研，几年之后，她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和几个姐妹一起，在深圳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加工作坊。

创业的路，比在工厂打工更难。她们经历过被骗，经历过发不出工资的窘境，经历过没日没夜的赶工。最难的时候，她又想起了我，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夏天，想起了那碗热腾腾的红烧肉面。她对自己说，林晓燕，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

她的作坊，就这么一步步地，从几台缝纫机，发展成了一家小有规模的服装公司。她结了婚，丈夫是她的合伙人之一，一个同样从农村出来打拼的老实人。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把母亲和已经大学毕业的弟弟都接到了身边。

日子越过越好，可她给我写信的念头，却越来越胆怯。她怕时过境迁，我早就不记得她了。她怕我的地址已经变了，信寄过去会石沉大海。她更怕……怕我见到如今的她，会觉得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这么多年，连一封信都没有。

这种矛盾的心理，折磨了她很多年。

直到前不久，她女儿在整理她的旧物时，发现了那个被她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用塑料纸包裹着的小纸条。女儿问她这是什么，她才把当年的故事，讲给了女儿听。

女儿听完后，对她说：“妈妈，你一定要找到这位王叔叔。他不是在等你的钱，他是在等你一个平安的消息。”

女儿的话，点醒了她。她终于鼓起勇气，通过各种方式，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如今在县城的地址。

信的最后，她写道：

“王大哥，包裹里的十万块钱，不是还钱。当年您给我的，不是五十块钱，也不是一碗面，而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希望和尊严。这份恩情，多少钱都还不清。这点钱，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和秀莲姐一定收下，就当是我这个远方的妹妹，孝敬你们的。”

“地址纸条我一并寄回，它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我心里，永远记着那个地址，记着那个开着东风车的善良大哥。祝您和秀莲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信读完了。

我和秀莲都沉默了，眼眶湿润。

我没想到，当年一个微不足道的善举，竟然真的改变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也没想到，她会把这份恩情，记挂了整整二十多年。

我拿起电话，按照信封上留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被接了起来。

“喂，您好？”一个温柔又有些迟疑的女声传来。

我的喉咙有些发紧，酝ą起勇气说：“喂……是，是晓燕吗？我是王建国。”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我听到了压抑不住的、喜悦的哭泣声。

“王大哥……真的是你！我……我以为……”

“是我，晓燕，是我。”我的声音也哽咽了，“信和钱，我们都收到了。你……你这些年，过得好就好，过得好就好啊……”

那一刻，二十多年的时光仿佛被瞬间拉近。我们不再是陌生的司机和乘客，而是久别重逢的亲人。

第8章 最好的回响

那通电话，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晓燕在电话里，又把信里的故事，用更生动的语言，给我和秀莲讲了一遍。我们听着她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自信、成功的女企业家，听着她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心里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她坚持要我们收下那笔钱，她说那不是报答，而是一种圆满。是让她对过去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有一个温暖的交代。

“王大哥，当年你跟我说，人的身体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不能拿去换东西。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晓燕在电话那头说，“后来我有了女儿，我也是这么教育她的。我告诉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尊严地活着。”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我何曾想过，自己当年一句朴素的、甚至带着点说教意味的话，竟然会成为一个人的座右铭，甚至影响到她的下一代。

挂了电话，秀莲靠在我身上，擦着眼泪说：“建国，你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当年让那个姑娘上了你的车。”

我点点头。是啊，我这辈子开过几百万公里的路，拉过数不清的货物，搭载过形形色色的乘客。但最有价值的一趟，无疑就是1993年那个夏天，从川西国道到武汉火车站的那一程。

那十万块钱，我和秀莲商量后，没有动用。我们以晓燕的名义，把它捐给了县里的希望工程，资助了几个和当年的她一样，家境贫困却渴望读书的孩子。

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延续。

第二年春天，晓燕带着她的丈夫和女儿，真的回来看我们了。

我们在县城最好的饭店里见了面。眼前的晓燕，穿着得体的套装，举止优雅，眉宇间充满了自信和从容。除了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轮廓，早已不是那个在国道边上，眼神迷茫又倔强的瘦弱女孩了。

我们坐在一起，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我们聊过去，聊现在，聊孩子。她的女儿很乖巧，甜甜地叫我“王爷爷”，叫秀莲“王奶奶”。

饭桌上，晓燕举起酒杯，对我说：“王大哥，这杯酒，我一定要敬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我说：“晓燕，你别这么说。能有今天，靠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坚强，你自己的努力。我王建国，只不过是在你快要掉进沟里的时候，顺手拉了你一把。路，终究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们相视一笑，所有的感激和感慨，都在这一笑里了。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她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们就像多了一门远在深圳的亲戚。

如今，我也彻底退休了，每天和秀莲一起守着我们的小卖部，逗逗孙子，日子过得平淡而知足。

有时候，我会坐在店门口的摇椅上，看着门前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想起我那辆早已报废的“老伙计”，想起那盘邓丽君的磁带，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天。

我常常在想，善良到底是什么？

或许，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可能只是在别人饥饿时，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别人寒冷时，一件温暖的衣；在别人绝望时，一句鼓励的话，一次不求回报的援手。

你永远不知道，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善举，会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荡开怎样深远而美好的涟漪。

就像1993年的那个下午，我只是踩了一脚刹车，打开了车门。

而我收获的，却是一个长达二十多年，温暖而有力的回响。

这，或许就是我这一生，开过的最值得的一趟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