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驾崩，妃子被赶回老家，半路遇上一乞丐，20年后妃子成皇后

各位看官，咱们今天来聊一个历史上极度憋屈、极度悲情的角色。他曾经是北宋的宰相，位极人臣；他曾经“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可他的帝王生涯，却只有短短的33天。更惨的是，他因此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被后世的史书和民间骂了整整900年，就连死后想回老家安葬，都被乡亲们唾弃，拒绝让他进入祖坟。

这个人，就是张邦昌。

一提起皇帝，大家想到的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建功立业、威震天下。可张邦昌这个皇帝，纯粹是个天大的笑话，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这一切，都发生在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时刻——“靖康之变”。

那是公元1127年的春天，北宋的都城汴梁（开封）被金国的铁骑团团围住，水泄不通。宋徽宗、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在金人的威逼下，像两只待宰的羔羊，瑟瑟发抖。城里的百姓更是惶恐不安，京城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金人攻破汴梁城后，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抓捕。他们不仅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皇家典籍，还把宋徽宗、宋钦宗以及所有的皇室宗亲、宫女、妃嫔等三千多人，像牲口一样驱赶着，踏上了北上的屈辱之路。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但金人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中原。他们深知，直接统治中原难度太大，必须找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既要能为他们搜刮财富、管理汉人，又不能有任何威胁。

金人选来选去，将目光锁定在了当时北宋的太宰张邦昌身上。张邦昌是个文人出身，长袖善舞，做过宰相，但缺乏军事才能和强硬手腕。他就像一块软柿子，好拿捏，是当傀儡的最佳人选。

金人一纸诏书，强迫张邦昌登基称帝，建立一个“大楚”政权。

张邦昌的一生，由此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根本不想当这个皇帝，可面对金人的屠刀和城里百姓的安危，他无从选择。

张邦昌被金人选中，纯粹是“倒霉催的”。他出身进士，通过科举入仕，一路做到北宋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宰，相当于宰相。他本以为自己能平稳地度过一生，做一个安安稳稳的文官。

可命运却把他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当金人提出要他当皇帝时，张邦昌的内心是崩溃和拒绝的。他深知，这个“皇帝”的宝座，就是一“烫手的山芋”，坐上去就是“汉奸”，是“卖国贼”，将来必定会被赵宋皇室清算。

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金人哀求：“我是文人，没有德行和威望，实在不能担此大任，求你们另选高明吧！”

金人可不是来跟他商量的，他们是来下命令的。他们直接威胁张邦昌：“如果你不登基，我们就把城里的大臣全部杀光，然后血洗汴梁城！”

面对赤裸裸的生命威胁和全城百姓的性命，张邦昌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为了保住京城这座千年古都和城内数百万百姓的生命，他选择了“屈从”。

公元1127年农历三月初七，张邦昌在金人的扶持下，被迫在北宋的皇宫里登基，建立了“大楚”政权，定都金陵（今南京）。

这场“登基大典”，更像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张邦昌全程都表现得极不情愿，他只敢穿挂着一件黄袍，而不敢穿真正的龙袍。他所使用的宫廷礼仪，也全部沿用宋朝的旧制。他册封的官员，职位前面都加了一个“权”字，意思是“代理”。他甚至不敢动宋朝的太庙和牌位，一切原封不动，以示对赵宋正朔的忠心。

他这个皇帝，当得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活像一个高级“临时工”。他的一切言行，都在向世人表达一个信号：我是被逼的，我不是真皇帝，我心向大宋！

张邦昌的悲剧就在于，他本想“以身殉城”，用自己的屈辱换取汴梁城的安宁，但在后世的眼中，他只有“登基称帝”这四个字，其他的挣扎和苦衷，都成了历史的尘埃。

张邦昌这个“大楚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就开始倒计时了。他的皇帝生涯，准确地说是33天。

在这33天里，张邦昌简直是心力交瘁，他既要应付金人的苛刻要求，又要设法保护宋朝的旧臣和百姓。他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两边受气，左右为难。

金人扶持他，是为了让他“站岗放哨”。金兵将宋朝的两位皇帝和皇室宗亲掳走后，很快就撤离了汴梁。这座城市表面上由“大楚”管理，但实际上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张邦昌知道，金人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他唯一的使命，就是“看好家”，等待赵宋皇室的回归。

他的日常工作，不是批阅奏折、治理天下，而是扮演好一个“看门狗”的角色。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收拢了宋朝的旧部，勉强维持着汴梁城的运转。

在这段极度敏感的时期，张邦昌做了一些“保宋”的举动，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他尊奉宋徽宗的废后孟氏为太后，让她垂帘听政。孟太后是赵宋皇室中唯一被留下的重要人物，请她出山，就是向天下表明：“大楚”只是赵宋的一个“临时过渡政府”，正统依旧在赵宋手中。

他派人带着“大宋受命之宝”玉玺，偷偷南下，去找宋徽宗的第九子、当时还在外地的康王赵构。这是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清楚地知道，赵构是赵宋皇室中硕果仅存的皇位继承人，只要赵构登基，大宋的正统就能延续。将玉玺送给赵构，就是承认赵构的合法性，为自己日后的“归宋”埋下伏笔。

做完这些，张邦昌就再也等不下去了。金人撤走后，他立刻主动去除了帝号，自称太宰，将权力“归还”给孟太后。他的33天皇帝生涯，至此结束。

他用自己的屈辱，为赵宋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也为赵构南下继位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些“曲线救国”的努力，在后世看来，都比不过他那“大楚皇帝”的头衔所带来的耻辱。

脱下黄袍的张邦昌，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南下觐见康王赵构！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知，此行犹如羊入虎口，等待他的，可能是赵构的雷霆之怒和清算。但如果不去，他的“忠心”就无从证明，他将永远背负“叛国”的骂名。

当他踏上南下的路途时，他不再是那个在皇宫里战战兢兢的“傀儡皇帝”，而是一个带着玉玺和全城托付的“救国功臣”。

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康王赵构正式登基，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王朝。

张邦昌率领汴梁旧臣，向赵构称贺。他亲手将玉玺奉上，将汴梁城的艰难维持，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坦白”地向新皇帝赵构汇报。

赵构见到张邦昌，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他知道张邦昌的“傀儡皇帝”生涯，确实是金人逼迫的结果；另一方面，张邦昌主动归政、奉上玉玺，为南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张邦昌在汴梁的“代理”，京城可能早就被彻底洗劫一空，赵构的继位也不会如此顺利。

赵构不是一个傻瓜，他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 如果他立刻杀了张邦昌，不仅显得自己“不仁不义”，更重要的是，会向那些曾经在金人威逼下“委曲求全”的旧臣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投降或屈从金人者，一律杀无赦。

这只会让更多的人，彻底倒向金人。

因此，赵构做出了一个“政治上最正确”的决定：赦免张邦昌。他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张邦昌暂时逃过了一劫，他的心头大石似乎落了下来。他以为自己的“曲线救国”策略成功了，用33天的屈辱，换来了自己的生路，也换来了南宋的喘息。

然而，他低估了“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标准，也低估了“主战派”的政治力量。

张邦昌虽然得到了皇帝赵构的赦免，但朝堂上的“主战派”，却绝不答应。其中，最坚决、最愤怒的人，就是当时力主抗金的宰相李纲。

在李纲等一众“铁骨铮铮”的士大夫眼中，“叛国”就是死罪，无论你有什么苦衷，无论你做了什么贡献，你登基的那一刻，就是对赵宋皇室最大的背叛和羞辱！

“名节”重于泰山，生死轻于鸿毛。 这是宋朝文人的普遍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张邦昌应该像那些忠烈之士一样，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而不是为了苟活，去当金人的“傀儡”。

李纲坚决上奏，要求严惩张邦昌。

他的理由非常简单而有力：张邦昌的“僭越称帝”，是国家之耻，如果不对其严惩，如何能震慑天下叛臣？如何能挽救赵宋王朝的衰落形象？

李纲的坚持，代表了主流的道德和政治正确。赵构虽然想保张邦昌，但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士大夫群体的愤怒，他开始动摇。

更要命的是，有人告发张邦昌在当“皇帝”期间，玷污了皇宫里的宫人。这个指控，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张邦昌，彻底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一个为保全性命而屈从于敌人的大臣，竟然还做出玷污宫人的丑事，这在道德上是绝对无法被接受的。

在李纲的坚持和舆论的压力下，赵构最终无法抗衡。他被迫对张邦昌进行“处理”。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7月），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美其名曰是“避祸”，实际上是流放。

张邦昌的命运，被政治和道德的双重绞索，越勒越紧。 他那33天的“皇帝”经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个永远无法洗清的污点。他虽然人在潭州，但心知肚明，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被贬到潭州之后，张邦昌的日子，过得异常屈辱和艰难。他的行动受到严格监视，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报告。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

金人得知张邦昌被贬的消息后，非常不满。他们威胁南宋朝廷，称“如果张邦昌被废，我们就要再次南侵！”

金人的这番话，无疑是将张邦昌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赵构来说，张邦昌的“政治价值”已经彻底消失，反而成了“招惹金人的麻烦”。

一个活着的张邦昌，是金人南侵的借口；一个死去的张邦昌，才能平息朝堂的怒火和金人的借口。

建炎元年九月，宋高宗赵构下诏，将张邦昌赐死。

接到诏书的张邦昌，读罢之后，“徘徊退避，不忍自尽”。他是一个文人，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起落，但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仍然心有不甘。

他一生都在挣扎，在忠君与保城之间挣扎，在道德与苟活之间挣扎。最终，他所有的挣扎，都化为了一声叹息。

在执行官的逼迫下，张邦昌最终登上了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自缢身亡。

这个做了33天皇帝的男人，用自己的死，为南宋的建立献出了最后的“祭品”。 他的死，既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宋朝文人“名节”至上价值观的牺牲品。

他死后，赵构为了安抚他身后的亲人，也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曾下诏礼尊张邦昌，让他的子孙亲属获得录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张邦昌在历史上的悲剧性地位。

张邦昌死了，但他的骂名，才刚刚开始。

在南宋偏安一隅的岁月里，“张邦昌”这个名字，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他是南宋人心中最痛的耻辱，是“靖康之耻”中最鲜活的“叛国者”形象。

宋朝的史官们，秉承着“名节”至上的原则，将张邦昌的所作所为，毫不留情地钉在了史书上。他的一切苦衷和努力，都被那33天的“皇帝”经历所掩盖。

后世的文学作品、戏曲小说，更是对张邦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丑化。 在民间故事里，他被塑造成一个贪生怕死、趋炎附势的小人。

这一骂，就是整整九百年。 直到今天，只要提到靖康之变和伪楚政权，张邦昌的名字，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反面教材”。

更让人唏嘘的是，张邦昌死后，连回老家安葬都成了一种奢望。

张邦昌是河北东路永静军东光县（今河北沧州）人。当他的家人打算将他的遗骸运回老家，安葬进张氏祖坟时，遭到了老家乡亲们和族人的强烈拒绝！

“一个曾僭越称帝、辜负大宋的叛臣，没资格入葬我们张氏祖坟！” 乡亲们义愤填膺，认为让张邦昌入土为安，是对祖宗的“大不敬”。

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 张邦昌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名节挣扎，到头来，不仅自己被赐死，连死后都落得“无家可归，祖坟不容”的下场。

他用33天的皇帝生涯，换来了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耻辱。 他本想“曲线救国”，却最终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千古罪人。

回过头来看张邦昌的一生，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忠臣”或“奸贼”来给他定性。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悲剧下的个人悲剧。

张邦昌的“不得不”，反映了宋朝文官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存亡之间的巨大困境。他没有武将的英勇和决绝，也没有士大夫的坚贞和赴死，他只是一个渴望和平、想要保全城池的文人宰相。

在金人兵临城下，宋徽宗、宋钦宗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谁来保住这座城？谁来为城中的百姓争取一线生机？

张邦昌用自己的名节和性命，为汴梁城换取了暂时的安宁。 他在位期间，没有主动残害宋朝宗室，没有大肆屠杀百姓，反而做了“归政赵宋”的铺垫。

从客观的角度看，他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选择“殉国”。如果他当初像其他忠烈之士一样自杀，他就能得到“忠臣”的美名，但他可能就无法保住汴梁城的安宁，无法让玉玺传到赵构手中。

他的悲剧，在于他选择了“活下去，做点事”的艰难道路，这在当时的“道德洁癖”环境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张邦昌，是靖康之变中，被历史和道德判了“死刑”的复杂人物。 他那33天的“皇帝”经历，成为了一个永远的“政治污点”，抹杀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挣扎。

他的故事，让人深思：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一个文人的“屈辱求生”，到底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救国”？ 历史和后世，最终只记住了他的“黄袍加身”，而遗忘了他的“心不甘情不愿”。

文章参考的历史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