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借住在表嫂家，她每晚都只穿薄纱睡裙，在院子里乘凉

“你再敢碰她一下试试！”我抓起院里那根晾衣服的竹竿，死死地横在表哥马振海面前，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马振海那张喝得通红的脸，此刻扭曲得像个恶鬼，他瞪着铜铃大的眼睛，指着我身后的表嫂苏婉清，唾沫星子横飞：“你算个什么东西？吃我的住我的，还敢管起我的家事了？给我滚开！”

苏婉清缩在我身后，那件被撕破了领口的薄纱睡裙，在夜风里无助地飘着，像一只折翼的蝴蝶。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刺得我眼睛生疼。我知道，今晚要是不拦住他，表嫂可能就没命了。

那年是1988年，我高考差了十几分，没脸上大学，也不想回乡下种地，就想着来城里投奔表哥马振海，看能不能找个活计干。我爸妈托人捎了好些土特产，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机灵点，别给人家添麻烦。

马振海在一家国营厂当个小组长，算是个吃公家饭的。他家住在一个老式的大杂院里，虽然破旧，但有个小小的独立院子，夏天能支个桌子吃饭乘凉，在当时已经算很不错的条件了。

我第一次见到表嫂苏婉清，人都看呆了。她跟我们乡下的女人完全不一样，皮肤白得像瓷器，说话声音温温柔柔的，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她给我收拾屋子，铺床叠被，忙前忙后，话不多，总是浅浅地笑着，但那笑意从没到过眼睛里。

我住的西厢房窗户正对着院子。夏天的夜里，闷得像个蒸笼，屋里那台破旧的“骆驼牌”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也就是从我住下的第三天开始，我发现了表嫂的“秘密”。

每晚等表哥睡熟了，大概十一点多，表嫂就会悄悄地走出屋子，搬个小竹凳，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乘凉。起初我没在意，城里热，乘凉也正常。可让我心里直打鼓的是，她每次出来，身上都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裙，有时是粉色，有时是白色，灯光一照，里面的一切都若隐若现。

那年头，风气还很保守，别说在院子里，就是在自己屋里，女人家也很少穿得这么“出格”。我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血气方刚，每天晚上隔着窗户看到这一幕，脸红心跳，脑子里胡思乱想，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些天，我活在一种甜蜜又煎熬的矛盾里。白天不敢正眼看表嫂，觉得心里有鬼。表嫂给我端饭，我手都在抖。可到了晚上，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总会偷偷拉开窗帘的一条缝，看那道在月光下朦胧又迷人的身影。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星期后。那天表哥又喝多了，回来的时候哼着不着调的歌，一进门就把一个空酒瓶子摔在了地上，玻璃碴子碎了一地。

“苏婉清！你死哪去了！没看我回来了？倒水！”马振海的吼声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睡着了又怎么了？老子在自己家说话还轮得到你管？”马振海一把推开她，踉踉跄跄地往屋里走。

我心里一紧，大气都不敢出。只听见屋里传来“啪”的一声脆响，像是耳光的声音，接着是表嫂压抑的哭声和表哥的咒骂：“天天摆着一张死人脸给谁看呢？要不是看你还能生儿子，老子早把你退回去了！没用的东西！”

那一刻，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之前那些关于“引诱”和“暗示”的旖旎想象，瞬间被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粉碎。我这才明白，那张总是挂着浅笑的脸庞下，藏着的是怎样的痛苦和屈辱。

有一次，我看见表嫂的胳膊上有一大片吓人的淤青，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表嫂，你这胳膊怎么了？”

她眼神慌乱，急忙用袖子盖住，勉强笑了笑：“没事，前两天不小心撞门上了。”

我知道她在撒谎。一个女人，得有多绝望，才会用那种近乎自我暴露的方式，在深夜的院子里，无声地展示自己的伤口和脆弱？她哪里是在乘凉，她分明是在求救啊！她不敢对任何人说，或许是希望我这个借住的“外人”，能发现这个家庭光鲜外表下的脓疮。

我开始想办法。硬碰硬肯定不行，我得找到马振海的软肋。

我假装自己想找工作，每天跟着马振海去厂里转悠。厂里的人都说他最近手气好，跟着一个叫“豹哥”的人倒腾紧俏物资，赚了不少外快。那年头，“倒爷”是灰色地带，搞不好就是投机倒把罪。我心里有了底。

我开始留心马振海的行踪。终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偷偷跟着他到了城郊的一个废弃仓库。我看见他和那个“豹哥”接头，交易的是一批“牡丹牌”的电视机。我躲在远处，用我攒了很久的钱买的一台傻瓜相机，远远地拍下了几张模糊的照片。虽然看不清脸，但马振海那件蓝色的确良工作服和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我认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就是开头那一幕。马振海因为赌钱输了，回来又拿表嫂撒气，把她从屋里拖到院子里打。我再也忍不住，冲了出去。

在和他对峙的时候，我压低声音，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照片，在他眼前晃了晃：“表哥，城郊仓库的‘牡丹’电视机，好看吗？你说我要是把这个交给厂里的保卫科，或者直接送到派出所，会怎么样？”

马振海的酒瞬间醒了一半。他死死地盯着照片，脸上的横肉抽搐着，眼睛里满是惊恐和难以置信：“你……你跟踪我？你个白眼狼！”

马振海彻底蔫了。他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工作丢了是小事，搞不好得进去吃几年牢饭。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后瑟瑟发抖的苏婉清，最后恨恨地一跺脚，转身进了屋，“砰”地一声摔上了门。

那一晚，院子里格外安静。苏婉清靠在老槐树上，哭了很久很久，像是要把这辈子受的委屈都哭出来。我没劝她，只是默默地给她递过去一块干净的手帕。

等她哭完了，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我，声音沙哑地说：“建军，谢谢你。但是……你快走吧，这里不能待了。他不会放过你的。”

苏婉清惨然一笑：“我能走到哪儿去？娘家早就没人了，离了婚，一个女人家，会被人戳脊梁骨戳死的。”

看着她满眼的绝望，我心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说：“表嫂，你相信我吗？”

她愣愣地看着我。

那一刻，我看到苏婉清的眼睛里，第一次亮起了光。那是一种混杂着恐惧、犹豫，但更多是希望的光。

第二天，我陪着苏婉清去了派出所。当她解开衣扣，露出身上那些新伤旧痕，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再加上我提供的那些照片作为证据，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马振海因为家暴和投机倒把，被厂里开除，还被判了一年。

他们离婚了。房子是厂里的，马振海被开除后自然没了。苏婉清拿着分到的几百块钱，暂时在我给她租的一个小平房里住了下来。

我把钱推了回去：“表嫂，我帮你不是为了钱。你好好的，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说完，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火车站。

后来，我听说苏婉清南下去了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再后来，听说她自己做了点小生意，还嫁给了一个对她很好的男人。而我，第二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收到她从远方寄来的一张贺卡，上面永远只有一句话：建军，祝好。落款是：婉清。

我才明白，那个夏天的风，吹散的不仅仅是难言的燥热，也吹醒了一个少年的是非观，更吹开了一个女人挣脱枷锁的勇气。有时候，人性的善与恶，就隔着一层薄纱，你以为看到了诱惑，但掀开来，可能全是血泪。人这一辈子，总要为了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勇敢那么一次。大家说，我做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