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进城打工，被42岁的老板娘看上，她说给我一个“家”

说起这事儿，我这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那年，我才二十出头，从我们那穷山沟里出来，一脚踏进这钢筋水泥的大城市，两眼一抹黑，兜里比脸还干净。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一辈子的转折，竟然是因为一个大我22岁的女人。

她叫冯丽，是我们那个服装厂的老板娘，当年42岁，正是风韵犹存的年纪。她不像别的老板娘那样，天天描眉画眼地打麻将，反倒是成天在车间里转悠。她走路带风，说话干脆，一双眼睛像鹰一样，哪个工人偷懒耍滑，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我叫周文斌，89年的时候刚满20岁。因为家里穷，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了，跟着村里人出来闯世界。我人老实，不爱说话，但有股子傻力气。在厂里，我干的活儿最累，是搬运工，每天扛着几百斤重的布料在仓库和车间之间来回跑，一天下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工服都能拧出水来。

我以为我的日子就会一直这么灰扑扑地过下去，直到那天，冯丽的出现，像一道光，突然照进了我昏暗的生活。

那天后半夜，车间赶一批出口的订单，所有人都加班。我扛着一卷沉甸甸的牛仔布，因为太累了，脚下一滑，连人带布滚下了楼梯。我的天，那一下摔得我眼冒金星，半天没爬起来，脚踝钻心地疼。

工友们都吓坏了，围着我不敢动。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清脆的呵斥：“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叫车送医院！”是冯丽。她快步走过来，蹲下身子，用她那双保养得极好的手，毫不嫌弃地摸了摸我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脚踝，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冯丽亲自跟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拍片、上药、打石膏，全是她跑前跑后，还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我躺在病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个劲儿地跟她说：“冯老板，这钱……这钱我以后发了工资一定还您。”

她摆摆手，把一个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淡淡地说：“安心养伤，厂里给你记工伤。你这娃子，看着就实诚。”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出院后，我脚还没好利索，冯丽就不让我回宿舍住了。那宿舍十来个人挤一间屋，又潮又乱。她说：“你这脚得好好养着，去我那儿住吧，我家里有空房间，也方便照顾你。”

我当时就懵了，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怎么成，冯老板，这太麻烦您了……”

“麻烦什么？”她眼睛一瞪，“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也冷清，多个你还热闹点。就这么定了！”

冯丽对我，真是没话说。她不让我再干重活，给我在厂里安排了个看仓库的轻省差事。每天回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我的衣服，她都拿去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她还给我买新衣服，带我去高级理发店剪头发。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体面、头发锃亮的自己，感觉像做梦一样。厂里的工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羡慕，有嫉妒，背后说闲话的更多。他们说我走了狗屎运，被富婆看上了，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我听了心里难受，跟冯丽说我想搬回宿舍。她听了，眼圈“刷”地就红了，声音也哽咽了：“文斌，别人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我……我就是看你这孩子老实本分，像我一个亲戚家的弟弟，想照顾你。难道你觉得我对你好，是图你什么吗？”

那天晚上，她喝了点红酒，脸颊红扑扑的。她跟我聊了很多她的事。她说她丈夫前几年出车祸走了，留下这个厂子给她。她只有一个儿子，叫冯杰，比我大两岁，在外面念大学。她说起她儿子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

她看着我，眼神迷离地说：“文斌，你知道吗？有时候看着你，我就像看见了我儿子小时候的样子，一样那么倔，那么不爱说话。”

她顿了顿，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文斌，你要是没地方去，以后就留在这儿吧。我给你一个家。”

这个字像一颗炸弹，在我心里轰然炸开。从小到大，家对我来说就是四面漏风的土坯房，是爹娘愁苦的脸，是还不完的债。我做梦都想有个温暖的、能吃饱穿暖的家。

现在，这个遥不可及的梦，冯丽就这么轻飘飘地递到了我面前。我看着她，眼前的这个女人，她给了我尊严，给了我温暖，给了我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我心里所有的防线都崩塌了，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觉得能遇上她，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以为幸福的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我慢慢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她还会让我学一些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冯杰喜欢拉手风琴，她就买了一台崭新的手风琴，请了老师来教我。我对手风琴一点兴趣都没有，学得比登天还难，可只要我一流露出不耐烦，她的脸色就会立刻沉下来，好几天不跟我说话。

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有时候，她会对着我的背影，或者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轻轻地叫我：“阿杰……”

我每次纠正她：“冯姨，我叫文斌。”

次数多了，我心里直发毛。我感觉自己不像周文斌，更像是一个被操控的木偶，一言一行，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个所谓的“家”，越来越像一个华丽的牢笼，而我，是她圈养在笼子里的一只鸟，连自己的名字都快要失去了。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我怀念起以前在宿舍里和工友们吹牛打屁的日子，怀念起虽然累得像狗，但活得踏实自在的日子。我意识到，这种靠别人施舍得来的安逸，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可能就是我自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无意中闯进了二楼那个一直锁着的房间。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扇门。

房间里的灰尘味扑面而来，但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V。那是一个年轻男孩的卧室。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篮球明星的海报，衣柜半开着，里面挂着几件衬衫。

而最让我浑身冰凉的是，书桌上那个相框。

照片旁边，压着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名字赫然是：冯杰。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一万只蜜蜂蜇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会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她总叫错我的名字，为什么她要我穿那些旧衣服，学我根本不爱的手风琴……

我不是什么她亲戚家的弟弟，我只是一个替代品！一个她用来缅怀死去儿子的、活生生的替身！

报纸的社会版上，一则小小的报道刺痛了我的眼睛：《本市大学生冯杰意外溺水身亡》。日期，是两年前的夏天。

原来，她的儿子冯杰，早就死了！

这个认知，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我之前对她的所有感激、依赖、甚至那一点点朦胧的好感，在这一刻，全都变成了巨大的恐惧和屈辱。

我跌跌撞撞地跑出那个房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我吐了，把胃里所有东西都吐得干干净净。我不是在过好日子，我是在活在一个死人的影子里，吃着给死人准备的饭，穿着给死人准备的衣服！

我受不了了！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冯丽回来的那天，我把那张死亡证明拍在了她面前的餐桌上。

“冯姨，你儿子两年前就没了，对不对？”我的声音嘶哑，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你对我好，让我住进你家，给我买衣服，逼我学手风琴……全都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对不对？！”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在你眼里，我到底是谁？我是周文斌，还是冯杰？！”

突然，她笑了，笑得凄厉又疯狂。“是又怎么样？！”她指着我，面目狰狞地尖叫，“我儿子没了！我唯一的儿子没了！老天爷把你送到我面前，你长得就像他，你就是他！我给你吃，给你穿，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疼，你有什么不满足的？！你凭什么不是他？！”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状若疯癫的女人，心里最后一点点的怜悯都烟消云散了。这不是爱，这是自私，是扭曲，是彻头彻尾的利用！

“我叫周文斌！”我一字一顿地对她说，“我爹妈还在老家等我养活！我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这个‘家’，我不要了！”

我下楼的时候，她堵在门口，哭着求我：“文斌……不，阿杰，别走，别离开我……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逼你了，你留下好不好？你走了，这个家就又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看着她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心里一片冰冷。我绕过她，拉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

“冯老板，”我没有回头，“谢谢你让我吃了几个月的饱饭，但我的骨气，不能卖。”

我离开了那家工厂，用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在城市的另一头租了个最便宜的床位。我又开始打零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日子很苦，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和轻松。因为我知道，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吃的每一口饭，都吃得心安理得。我叫周文斌，我为自己活着。

很多年后，我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摆地摊开始，慢慢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也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一个不大的房子，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也曾听说过冯丽后来的事。听说我走后，她精神就彻底垮了，厂子也经营不善倒闭了。她卖了房子，一个人孤零零的，逢人就说她的儿子“阿杰”出远门了，很快就回来。

老话说，人穷志不短。一个人的尊严和自我，是拿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都换不来的。那个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真正的家，是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踏踏实实地建立起来的。大家说，我说的这个理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