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甘肃土改，被判死刑的地主行刑前突然大喊：我救过徐向前！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0年的一个冬日，甘肃永昌县的刑场上，一位即将被处决的中年男子忽然大喊了一句——“我救过徐向前！”围观的人群一时间安静下来，空气仿佛都凝住了。

那一刻，行刑的人停下了手，工作组的干部互相看了看，一种说不清楚的犹豫浮上了每个人的脸。

说实话，那年头，这种“临刑喊冤”的事儿不是头一次。

很多地主在最后关头都会找理由试图逃过一劫，什么“我当年掩护过红军”“我给过八路军送过饭”……可大多都没证据，甚至连个像样的旁证都拿不出来。

说是喊话，倒更像是临死前的挣扎。

可这次不太一样。

李姓地主的家属在他高喊之后，迅速跑回家，带回了一张已经泛黄的纸条。

纸条不大，折痕清晰，纸张边缘也有些破损。

上面写着几行字，看得出来是当年写的。

更重要的是，下方的印章赫然是“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落款三个字——徐向前。

那会儿，土改运动正进入高潮阶段。

永昌县的工作组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清查，批斗大会、清算土地、处理地主的流程都走得很快。

政策要求明确，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清算。

李地主是名单里的重点对象之一，田契、雇工契约堆了一箱，证人也不少。

按当时的标准，他已经定了“死罪”。

可这张纸条，把一切打乱了。

干部们没敢轻举妄动，赶紧上报了情况。

上头很快派人下来。

纸条被送去鉴定，字迹、印章、纸张年代，一样样都核实。

结果让人吃惊——是真的。

没错，是徐向前亲笔写的，而且是当年西路军西征时留下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重围，马家军的骑兵分割围剿，补给线断绝。

徐向前带着一个警卫排突围，进入了西北荒漠。

那地方，白天是滚烫的沙石，晚上是刺骨的寒风。

水源极少，根本没有人烟。

他们只能靠沙漠边缘的野草、露水和仙人掌维持生存。

几个战士倒下了，走不出去了。

几天之后，徐向前带着仅剩的几人走到永昌县境内。

人已经虚脱，衣服破烂，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正是最危险的时候——马家军虽然没追进沙漠，但已经在周边村镇贴出悬赏，谁敢窝藏红军，一律抄家灭门。

这时候，李家就在那个村子最东边。

李地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做事很谨慎，平常也少跟人来往。

可那晚，他把徐向前几人偷偷带进了家中，藏进了地窖。

据后来李家人回忆，他当时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一句：“先活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那几天，他让家人把家里储存的干粮、水、药都拿去地窖，还请了一个乡医，蒙着眼睛进去给几位伤员看病。

白天，马家军的搜查队到了村里，他硬着头皮请人设宴款待，把人灌得晕晕乎乎，并安排人陪着他们“搜查”。

几个军官吃饱喝足，没找到人，也就走了。

过几天，徐向前他们身体稍微恢复了些，准备继续突围。

临走前，徐向前写下了那张借条，还留下了一匹骆驼和几包干粮。

李地主没多说什么，只叮嘱一句：“别往村西走，那边的兵换岗了。”

谁也没想到，这张纸条，过了十几年后，救了李家的一条命。

那会儿的情况很复杂。

李家在土改中，被认定为“恶霸地主”。

其实，李家确实有不少土地，也雇过长工，但在当地名声不算坏。

李地主平时少说话，但谁家有事，他也肯搭把手。

可到了土改那一年，阶级斗争的标准很硬，政策不允许太多周旋的空间。

就算是有“历史功绩”，如果没有被组织认可，也是没用的。

所以那张借条的真实性，成了整件事的关键。

组织部后来把这事往上报，几级审批之后，总算得到确认。

徐向前本人也听说了。

他没有公开发言，但安排人给永昌县写了一封信，确认李姓地主确实在1937年春天对西路军有过重大帮助。

李地主因此免于死刑，土地和房产也只部分征收，留下了一点口粮地和住宅。

他没再出现在公众场合，几年后悄悄病逝。

1972年，徐向前曾短暂路过永昌县。

那次他没公开活动，只是私下走访了几户老百姓，其中就包括李家的后人。

那天，李德山在家门口迎他，一口一个“老首长”，眼圈都红了。

徐向前坐在屋里没说太多话。

只是看着墙上那张旧借条的拓印本，沉默了很久。

后来他说：“你父亲是个实在人。”然后就起身走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恶霸地主”。

参考资料：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甘肃省土地改革档案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刘统，《西路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中共永昌县委党史办，《永昌县土地改革运动实录》，地方档案馆藏，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