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徐向前元帅

我认识徐向前元帅，是在1947年夏，那时我担任作战参谋，跟随司令员不离左右，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从徐帅身上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他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严与爱。

1947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军区作战室值班，已是掌灯时分，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陪同徐向前副司令员来作战值班室看文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帅。

我过去在北平上学时，从一本日文书刊上，曾读到一篇介绍徐向前将军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徐向前总指挥是一位武人。我想象中的徐向前总指挥，是一位勇猛善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是一位高大魁梧像猛将张飞式的人物。参军后，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徐帅传奇性的故事。

现在一见，出我意料。在我身边的徐帅，竟是身材修长，比较瘦弱，白净面孔，戴着一副白金丝眼镜，恰似一介文弱书生。

徐帅一见到我，即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我一一回答。徐帅听着我满口浓重的山东腔调，随即学着我的山东口音说：“一听就知道是山东老乡。”说得我们都笑了，也让我紧张的心情轻松起来。徐帅顺便在值班室东面靠南窗下的那张条案边坐了下来。我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拨亮，放在徐帅面前，并将一天收到的电报、文件、图表等呈送徐帅，随即汇报了当天的战况。看来，徐帅还是满和气的哩。

1947年10月到12月底，晋冀鲁豫边区中共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全区土地会议期间的一天，蒋军得到情报，派飞机来轰炸冶陶。防空警报响时，徐帅和我正在司令部作战值班室里。

我催促徐帅赶快去防空洞躲避，催之再三，徐帅岿然不动，仍若无其事地工作。直至蒋军飞机到了头顶上空，徐帅仍端坐不动。我着急了，拉起他向门外推，让他快跑去防空洞。徐帅仍沉着地仰起头，用手遮眼观察飞机动向。飞机一个俯冲，扔下了一堆炸弹，随着一声呼啸，接着是一团浓烟冲天。好在炸弹扔得不准，在距作战值班室南面百米远的前河滩中爆炸了。在飞机升空的瞬间，徐帅仍关怀地对我说：“你可提着电话机到墙角处躲躲。”随后才进了胡同南口外的防空洞。

△徐向前

徐帅对自己要求严，对部属要求同样严。记得在临汾战役中，部队鉴于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威望，在口头上、文字上很自然地尊称他为“徐总”。但是，这一称呼竟使徐帅很不安。自己亲自拟了电报，发所属部队，大意是：我们的“老总”只有“朱、彭”，称我为“徐总”不妥，以后只能称我为徐副司令员，切记。由此可见徐帅的谦逊。

徐帅一般是不发“火”的。但当你犯了错误，尤其是犯了大错误，徐帅是不留情面的，发起“火”来，也真厉害。记得那是1947年10月，第八纵队和太岳、吕梁军区部队第二次攻打运城，总攻开始之前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打来电话，是徐帅亲自接的。当电话讲到炮弹调错了口径、上不了膛时，徐帅一下变了脸，脸色显得十分严肃，当即自我承担了责任，在电话上向刘忠说：“炮弹调错了口径、上不了膛，是我们的错误。”徐帅一放下电话机，即大发脾气，拍着桌子严厉地说：“司令部工作作风为什么这么马虎？！几万部队围在城下，要开始总攻了，炮弹竟上不了膛，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谁调的炮弹，犯这么大的错误，应该枪毙！……”

当时正是我在值班，我只有立正站着挨批评。虽然不是我的错，我也一声不敢言语。虽是10月天气，我已汗流浃背。

梁军处长一直在向徐帅检讨，承担教育参谋不够的责任，并一再解释，为我开脱，说：“不是他，不是他……”

徐帅怒气冲冲，一甩袖子，走出作战值班室。梁军处长仍紧跟在徐帅后面，边走边说：“不是他，不是他……”一起走出了大门口。

管后勤调错炮弹的那位参谋，足足有3天不敢露面。

事情是严重的，几万人围在城下，准备了多日，总攻就要开始了，要用炮火轰击了，而炮弹竟上不了膛，问题实在严重。犯这么大错误，按军法“杀头”没的可说，是应当的。好在是这次攻城未果，不只是因调错炮弹的错误造成的，主要是胡宗南派钟松带其4个团，从三门峡北渡黄河，增援运城，我军为了打援，遂将攻城部队撤围，开去平陆一带打援，而使第二次攻打运城暂时停止。

过了几天，此事也就消停下来了。但司令部，尤其是作战科，由此接受的教训确是深刻的，徐帅的批评是十分正确中肯的。打仗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马虎一点，即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一定要以此为戒，养成严肃、认真、细致、谨慎的好作风。

△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向前

1948年元旦后，为了攻打临汾，晋冀鲁豫军区以徐帅为首组成前方指挥所（以下简称“军区前指”）。2月3日祭灶刚过，差7天就要过旧历年了，军区前指跟随徐帅从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出发，奔赴晋南策划解放临汾事宜。

那是1948年3月6日近午时刻，我收到份电报，记得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确悉临汾守敌胡宗南第三十旅旅长尹瀛洲部即将空运西安，已有数十架运输机在临汾城南机场降落。我急忙将此电报呈送徐帅。

这时徐帅正在翼城城郊驻地的北场院里，在一个麦草垛边的木躺椅上戴着眼镜半躺着，旁边一只方凳，上面放着文件、水杯。春日融融，环境幽静，徐帅躺在躺椅上安安静静地在看文电、晒太阳。

我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急急将这份敌情通报呈上后，但见徐帅眼睛发亮，瞪得大大的，一下子从躺椅上站了起来，将电报握在手里，一甩袖子，急如星火，匆匆大步走进南屋作战室，立即部署截留敌机，并将原定3月10日攻打临汾的命令，提前于7日以突然手段发起战役。

徐帅从接到敌情通报，即精神百倍、夜以继日地部署指挥部队作战，完全忘却了自己带病的身体。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徐帅如此凶猛，根本想不到他是有病的人。我们也感到徐帅打起仗来那股凶猛劲与平时的文静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当时徐帅抽烟，作战紧张时抽得还挺厉害，抽的大部分是解放区的土造烟。有时部队缴获到的好烟，如美国制造的骆驼牌香烟，也抽过。当时作战科只有我一人抽烟。每当前方将缴获的好烟送给徐帅时，徐帅总是一掰两半，把一半烟给我。这好像成了不成文的约定，每次都这样，即使只有两盒烟，徐帅也分给我一盒。作战时为领导准备的夜餐，徐帅吃得很少，往往都是我们作战科的几个人包圆儿，徐帅看到我们抢着吃，还挺高兴。

为了制定作战方案，徐帅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了解敌情，从未讲过什么。但当我为了协助徐帅制定作战方案，需要补充了解前沿阵地敌我情况，第一次上火线时，徐帅看着我，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注意安全，并且开玩笑地说：“战地最高指挥部的作战参谋，如果被敌人捉了去，可是不得了。”

我说：“不会的。”

徐帅严肃地说：“那可要做到胆大心细噢！”

晋中战役外围战准备发起攻击的那天夜里，徐帅通宵未眠。那天我值班，但见徐帅紧张地忙碌着，一声不吭，默默地带着我工作。徐帅自己打电话、下命令、写报告。围敌不成，即命令第八、十三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撤离阵地，安全转移之后，方坐下休息。

后来，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帅因病休养调离第十八兵团。第十八兵团向西北进军，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从此我才从敬爱的徐司令员身边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