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这年那月（连载五十一）

八十年代初期，生产队集体所有制解体不久，农村还挺停留在原始的单干阶段。耕作机械化对农村来讲还谈不上推广，几乎每家都开始养牛。老家叫牛为‘’欧‘’，那时我家养的牛是黄褐色，主要就是负责自己家犁地耙地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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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地耙地是重活，可父亲从来都是一个人，不像现在的机械化耕作，一台拖拉机就可以轻松搞定。每年十一前后收割完秋粮，就开始了抢收抢种，俗谚龙王嘴里抢庄稼就是这道理。那时候每家都忙得昼夜不停，晚上匝完草父亲坐在牛圈旁，举着那旱烟袋一袋接一袋抽着，有时咳起来咳个不停，母亲有空了就拉个凳子坐过来，娇嗔地劝他不要抽了。  

初秋清晨，往往天还没有大亮，父亲就早早地起床，把喂了一夜的牛牵到院里，再提一桶温水舀一葫芦瓢麦麸子倒入水中，用拌草棍子在料桶中搅拌几下，牛习惯性地把头伸到水桶中，用力地喝着桶中的料水。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吃了一夜干麦秸的牛，仿佛沙漠中走了好久的骆驼突然间看到了清泉，咕咚咕咚的响声中分明透着贪婪和美美的享受。饮完牛，父亲把它拴在院中枣树上，牛便站在树旁，用舌头悠闲地舔着嘴上留下的麦麸，仿佛品咂一顿美餐似的，尾巴不断抽打着试图叮咬它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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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初升的太阳照着院子里，随着门外重重、稳稳的“蹬蹬”的脚步声，不用分辨就知道母亲回来了，她总是急匆匆地样子，就是进了门和父亲说话的时候也是边说边走的样子。不用问，父亲知道母亲爱操心，她一定趁着早上人没有下地，还惦记村东头慧玲家或者拐弯妮家孩子亲事。父亲不让母亲管这些闲事，为这事他们俩没少生气。可母亲心肠好，知道这两家日子过不上来，吃的、穿的能帮衬就帮衬着，还和他们近门几家商量，帮他们把地稍带种着，好歹有个收成也能把日子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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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村，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但却很少有人生病，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什么的，到大队赤脚医生那儿花几分钱、最多几毛钱买几粒用牛皮纸包着的药丸吃下就好了。真要到公社卫生院去打吊针，那是了不起的大病，是很少见的。不管现在的年轻人信不信，在1981年前，农村的医药费是可以百分之百报销的。好像也不要什么领导签字。将医药费发票拿到队上的会计那儿，就可以报销了。1982年、1983年就只能报销50%了，1984年以后就完全不能报销了。

我们上学的公社高中，宿舍都极为简陋，水泥大通铺，能睡15-20人，高低年级混杂。窗户起初是有玻璃的，破损后便钉上了塑料布。冬天刮大风，塑料布一鼓一瘪，“膨膨”的声音彻夜不断，睡倒也能睡得着。距离宿舍不远就是公厕，夏天刺鼻的气味相当强烈。无论冬夏，晚上上厕所永远是我们女生的难题。当时都是旱厕，在一个大大的圆坑里，砖砌四壁，十几个茅坑隔10公分左右连在坑壁上，临睡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方便完，尽量不起夜。特殊情况必须起夜时，没人敢一个人去，只得把好朋友喊起来陪着一起去，其实这上厕所的友谊也很难得，谁都不愿意从香甜的梦里醒来，必须是闺蜜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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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知道了这些，对我的安全放心不下，就托人在街上找了一家老奶奶和她做伴。老奶奶八十多岁，平日就一个人，她女儿成家了在市里工作，平日里很少回家。我从学校搬到了老奶奶家住，相互都有个照应。我们做饭在一个杂物屋里，所谓做饭其实就是烧口水、热个咸菜，老奶奶心肠好，看我们生活的艰辛，偶尔也给我们吃她做好的白面条，让我们改善生活。

那时候我们晚上都上晚自习，下课后我蹑手蹑脚回家，奶奶岁数大了，不管我动作再轻，都会惊扰到奶奶，现在想起依然过意不去。我和奶奶住在一个屋里，中间有个木制的屏风，奶奶住在外面，我在里面。钻进被窝，我还要挑灯夜战，煤油灯的灯头火有黄豆粒那么大，晃晃悠悠，整个屋子里迷迷蒙蒙。早上醒来，知道奶奶醒的早，第一句话就是喊“奶奶”，奶奶应了就知道美好的一天又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