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四川男子邀邻居家中做客，吃完饭后，邻居：你媳妇不对劲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老李那天在我家饭桌上说的那句话，后背心还是会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他说，“建军，你媳妇不对劲。”

就因为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像个被鬼迷了心窍的疯子，用猜忌和怀疑，亲手在我跟素芬之间，挖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我用我那套自以为是的“为你好”，把那个世界上最爱我的女人，伤得体无完肤。

而我花了往后二十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明白，有些“不对劲”的背后，藏着的不是背叛，而是一个人咬碎了牙，想要独自扛起整个天的悲壮。

但故事，还得从199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从那顿改变了我们家一切的回锅肉说起。

第1章 一句“不对劲”

1999年的夏天，成都的热，是那种能把人骨头里的水分都蒸干的热。我们筒子楼里，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滚烫的。我在红光机械厂当了快十年的钳工，每天一身油污地回来，最盼望的，就是推开家门那一瞬间，能闻到我媳妇刘素芬在厨房里忙活的饭菜香。

那天是周五，厂里提前发了工资，我揣着兜里那几张崭新的“大团结”，心里头美滋滋的。路过菜市场，我特意割了二斤最好的五花肉，还称了半斤素芬最爱吃的花生米。

“素芬，我回来了！”我把肉往厨房的案板上一撂，声音洪亮。

“回来啦？”素芬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额头上挂着细密的汗珠，看见我手里的肉，她眼睛一亮，嗔怪道，“你又乱花钱，买这么多肉干啥子。”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她脸上的笑意，比窗户外头的太阳还要晃眼。

我嘿嘿一笑，脱掉被汗浸湿的工装背心，光着膀子凑过去，“今天发工资，高兴！晚上给你跟豆豆做个回锅肉，再整个花生米下酒。”

我们女儿豆豆当时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听见有肉吃，从她的小房间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直嚷嚷：“爸爸万岁！爸爸万岁！”

一家人的笑声，在不到五十平米的屋子里回荡，温馨又踏实。这就是我陈建军觉得最“巴适”的日子。

晚饭快做好的时候，我寻思着一个人喝酒没劲，就跑到对门，去请邻居老李过来喝两杯。老李叫李援朝，比我大十来岁，是厂里的老师傅，为人正派，就是话不多，但看人看事，总觉得他比别人看得透。

“李哥，在家没？晚上过来整两杯！”我站在他家门口喊。

老李正在阳台上侍弄他的花草，闻言直起身子，用毛巾擦了擦手，点点头：“要得。你嫂子回娘家了，我正愁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很快，四方桌在客厅中间摆好。一盘青椒回锅肉，肉片煸得焦香，灯盏窝起油；一盘麻婆豆腐，又麻又烫，拌饭最好；一盘凉拌黄瓜，清脆爽口；还有我刚炒好的盐水花生米。素芬给豆豆盛好饭，又给我们俩一人开了一瓶啤酒。

“弟妹这手艺，厂里食堂的大师傅都比不上。”老李喝了一口酒，夹了一筷子回锅肉，由衷地赞叹。

“李哥你快莫夸她了，再夸尾巴都要翘上天了。”我哈哈大笑，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素芬就是我的骄傲，她人长得周正，性格温婉，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厂里多少年轻小伙子当年都羡慕我。

素芬被我们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低着头笑，一个劲儿地给豆豆夹菜，偶尔给我们添酒。

酒过三巡，我和老李聊起了厂里的效益，聊起了国家大事，聊得面红耳赤。素芬吃得很少，早就收拾了碗筷，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拿出针线笸箩，借着灯光给我们缝补工作服。豆豆吃饱了，就趴在妈妈的腿上，听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吹牛。

灯光昏黄，风扇摇着头，我和老李碰杯的声音清脆悦耳，女儿的呼吸均匀绵长，妻子手里针线穿梭的细微声响……我当时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光景，大概也就这样了。

大概九点多，酒喝得差不多了，老李起身告辞。

我送他到门口，他走到楼道里，突然又转过身来，原本有些微醺的眼神，此刻却显得异常清醒。他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周围一片昏暗，只有我们家门缝里透出的一点光，照着他半张严肃的脸。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建军，你媳妇不对劲。”

我脑子“嗡”的一下，酒意瞬间醒了大半。

“李哥，你……你说啥子？”我有点懵，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

“我说，弟妹不对劲。”老李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很肯定，“我不是乱说。你留点心，好好看看她。”

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多解释，转身就下楼了。楼道里回荡着他沉重的脚步声，一声一声，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我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不对劲？素芬哪里不对劲了？

她温柔、贤惠，对我、对孩子、对这个家，那真是掏心掏g肺的好。刚才在饭桌上，她不是还好好的吗？忙前忙后，给我们添酒布菜，脸上一直带着笑。

我带着满脑子的浆糊回到屋里，素芬已经把桌子擦干净，豆豆也抱回房间睡下了。她正在盆里搓洗我们换下来的衣服，见我进来，抬头问我：“跟李哥聊完了？”

“嗯，聊完了。”我应了一声，眼睛却不受控制地，开始仔細打量她。

她还是那个熟悉的她，穿着居家的旧T恤，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意地挽在脑后。只是……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突然发现，她的脸颊似乎比以前消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说不出的蜡黄。而且，她搓衣服的动作，好像也比平时慢了半拍，带着一种不易察arle的疲惫。

是灯光的原因吗？还是我喝多了眼花？

“你看我干啥子？”素芬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没，没啥。”我赶紧移开视线，心里却像被投进了一颗石子，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老李不是个喜欢嚼舌根的人。他这么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可是，素芬到底哪里“不对劲”？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第一次失眠了。身边是素芬均匀的呼吸声，这声音我听了快十年，熟悉得就像我自己的心跳。可是在这一刻，这熟悉的声音里，似乎也藏着一丝我从未察觉的微弱和疲惫。

老李那句话，就像一根毒刺，毫无征兆地，扎进了我心里。

第2章 悄悄生长的疑云

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好像被拉开了一道口子，所有我曾经熟视无睹的日常细节，都从那道口子里钻了进来，变得面目可疑。

我开始像个贼一样，悄悄观察素芬。

我发现，她的话变少了。以前我下班回家，她总会叽叽喳喳地跟我说些厂里或者邻里间的趣事，豆豆在学校得了小红花，菜市场的菜又涨价了……可现在，她常常是我问一句，她才答一句，有时候干脆只是“嗯”一声，然后就陷入沉默，眼神飘忽，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还发现，她变得特别容易累。以前她做家务，总是风风火火的，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现在，她拖个地都要中途靠着墙歇一会儿，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叠衣服，叠着叠着就睡着了。有好几次，我半夜醒来，都发现她不在身边，去客厅一看，她竟然靠在缝纫机上睡着了，身上只搭了件薄薄的衣衫。

我心里那根刺，越扎越深。一个女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嗜睡疲惫，这背后能有什么好事？

我的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也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念头——她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这个想法一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我开始拼命回忆，素芬在厂里是做后勤的，接触的人多。是不是哪个新来的大学生，或者哪个油嘴滑舌的供销科干部，把她给骗了？她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加班，是真的在加班吗？

我被这个想法折磨得快要发疯。

有一次，我故意提前半小时从厂里溜出来，没有回家，而是偷偷跑到她工作的后勤大楼外面，躲在一棵大黄桷树后面，像个见不得光的侦探。

我看着她们办公室的灯亮着，人影晃动。快到下班点了，她单位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大门口，心跳得像打鼓。

终于，我看到了素芬。她一个人走出来，没有跟任何人同行。她低着头，步子有些慢，脸上是那种我最近经常看到的，挥之不去的倦容。她就那样慢慢地走着，穿过马路，走向回家的那条小巷。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我松了口气，她没有跟什么男人一起出来。但另一方面，我的疑心更重了——如果不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分心，她为什么会是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不敢直接问她，我怕一开口，就把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给捅破了，到时候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的男人，自尊心强得要命，总觉得这种事，是奇耻大辱。

于是，我开始用更隐蔽的方式去试探。

我开始检查她的钱包。她的钱包里除了几张零钱和粮票，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翻她换下来的衣服口袋。除了偶尔有一两颗掉落的纽扣，或者一小团用过的手纸，也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开始留意她接电话时的神情。我们家没装电话，平时都是去楼下小卖部接。有一次，小卖部的王婶在楼下喊：“刘素芬，有你的电话！”

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立马竖起了耳朵。素芬“哎”了一声，匆匆忙忙就下了楼。

我心里“咯噔”一下，也悄悄跟了下去，躲在楼梯拐角。

我听见素芬拿起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喂……是我……嗯，我知道了……还是老时间吗？……好，好，我一定到。”

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但那句“老时间”，像一把小锤子，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心上。

老时间？什么老时间？跟谁约好的老时间？

等她挂了电话上楼，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谁打来的电话啊？”

素芬的眼神闪躲了一下，随口说道：“我一个老同学，约着周末聚一聚。”

“哪个老同学？我认识吗？”我追问道。

“你……你不认识。就是以前一个厂里的姐妹。”她说完，就埋头进了厨房，不再理我。

她的躲闪，她的含糊其辞，在我看来，就是心虚的铁证。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我变得沉默暴躁，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跟她发火。有时候是菜咸了，有时候是地没拖干净，有时候是我的袜子没找到。

每次我发完火，素芬都不跟我争辩，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然后红着眼圈，一个人躲进房间。

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又会涌上一阵悔意和不忍。可是一想到她可能背着我做了什么事，那点悔意立刻就被熊熊的怒火给烧光了。

我甚至开始怀疑她买的那些中药。

有一次，我发现她在厨房里偷偷摸摸地熬着什么东西，一股浓重又苦涩的药味飘出来。我闯进去问她：“熬的什么？”

她吓了一跳，手里的蒲扇都掉在了地上。她慌乱地解释：“没……没什么，就是……就是给自己调理一下身子，最近总觉得不得劲。”

“哪里不得劲？怎么不去医院看看？自己瞎熬什么药？”我的语气很冲。

“就是点女人家的小毛病，不碍事的。”她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看着砂锅里黑乎乎的药汁，闻着那股刺鼻的味道，一个更可怕的念头钻了出来——她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身体搞坏了，不敢去医院，只能自己偷偷吃药调理吧？

这个想法让我浑身发冷。

我们曾经是那么恩爱的一对。刚结婚那会儿，穷得叮当响，两个人分一碗素面都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幸福感。我答应过她，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要一辈子对她好，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可现在呢？我们之间只剩下了猜忌和冷战。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连七岁的女儿豆豆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吃饭的时候总是怯生生地看着我们，不敢大声说话。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阴沉的脸，布满血丝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我必须得弄清楚，必须！否则，我陈建军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第3章 撕破脸的争吵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那天厂里休息，素芬说她约了老同学，要出去一趟。她特意换上了一件她平时很少穿的蓝色连衣裙，还对着镜子仔细梳了梳头。我注意到，她甚至在嘴唇上抹了一点点口红。

结婚这么多年，我很少见她这么打扮自己。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去哪里聚会啊？要不要我送你？”我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报纸，眼睛却从报纸的上沿死死地盯着她。

“不用不用，我们就在市中心的春熙路那边，我坐公交车去就行。”她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布包装进自己的挎包里，动作显得有些慌张。

“跟哪个同学啊？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继续追问，语气已经带上了一丝质问的意味。

素芬的背影僵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就是以前的老姐妹。我走了，晚饭前回来。”

说完，她就像逃一样，快步走出了家门。

我“啪”地一声把报纸摔在桌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去春熙路？见老姐妹？打扮得这么漂亮？还带着一个神秘的布包？

所有的疑点串联在一起，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让我无法呼吸的结论：她去见的根本不是什么老同学，而是那个“野男人”！

一股滚烫的血直冲我的头顶。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抓起桌上的钥匙，对正在写作业的豆豆吼了一句“自己在家好好待着”，然后就冲出了家门。我发誓，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发疯似的往春熙路的方向蹬。九十年代的成都街头，人来人往，我像一条急着去寻仇的疯狗，在人群里横冲直撞。

到了春熙路，我傻眼了。这里人山人海，要去哪里找一个人？

我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人群里转来转去，眼睛扫过每一个女人的脸，希望能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可是，没有。

我从百货大楼找到人民商场，又从商场找到附近的公园，找了整整两个小时，腿都快跑断了，还是没有找到素芬。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和我的绝望混在一起。找不到她，比找到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更让我煎熬。因为找不到，就意味着我的想象可以无限延伸，把她和那个看不见的“他”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描绘得淋漓尽致。

最后，我筋疲力尽地坐在路边的石凳上，像一头斗败了的公牛，呼呼地喘着粗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车回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嗡嗡的耳鸣声。

推开家门，一股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素芬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桌上已经摆好了两菜一汤。她听见开门声，回头看见我，笑着说：“回来啦？正好，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她的笑容，她的语气，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就好像下午那个精心打扮出门的女人，根本不是她一样。

这种巨大的反差，彻底点燃了我心里压抑了一个多月的炸药桶。

我冲进厨房，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眼睛血红地瞪着她：“说！你下午到底去哪儿了？！”

我的力气很大，素芬疼得“啊”了一声，手里的锅铲掉在了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建军，你……你做啥子？弄疼我了！”她惊恐地看着我，想要挣脱。

“说！去见哪个野男人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唾沫星子都喷到了她的脸上。

豆豆被我们的声音吓得从房间里跑出来，看见我狰狞的样子，吓得“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素芬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她停止了挣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巨大的失望和悲伤。

“陈建军，你……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我把她拖到客厅，指着她的脸，把这些天所有的怀疑和愤怒，都倾泻了出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天天魂不守舍的，不是加班就是见同学，还偷偷摸摸熬药喝，你当我是死的吗？刘素芬，我陈建军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在外面这样作践自己，作践这个家？！”

我的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扎向她。

素芬的身体晃了晃，扶住了桌子才站稳。她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顺着她消瘦的脸颊滑落，滴在桌面上。

她没有歇斯底里地反驳，也没有哭天抢地地辩解。她只是看着我，眼神里那种彻骨的悲凉，让我心里猛地一颤。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她一字一顿地问，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不是这样的人，那你解释啊！你今天下午到底去干什么了？你那个布包里装的什么？你熬的到底是什么药？你说啊！”我还在咆哮，但我的气势，在她那双悲伤的眼睛注视下，已经弱了下去。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擦干了眼泪，脸上恢复了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她看着我说，“陈建军，我们……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我累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房间，关上了门。不一会儿，我听见了里面传来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被吓得呆住的女儿。豆豆还在小声地抽泣，怯生生地拉着我的衣角：“爸爸，你不要跟妈妈吵架……我怕……”

我看着紧闭的房门，听着里面的哭声，又看了看女儿满是泪痕的小脸，一股巨大的悔意和茫然，瞬间淹没了我。

我到底在干什么？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一晚，我和素芬分房睡了。这是我们结婚十年来，第一次。躺在客厅的竹床上，我能清晰地听见里屋她翻来覆去的声音，以及偶尔传来的叹息。

我们之间，好像真的被我亲手砸出了一道无法修复的裂痕。

第4章 冰冷的真相

那次争吵之后，我们家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和素芬开始了冷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她照常给我和豆豆做饭、洗衣，但不再跟我说一句话。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晚上，她睡在里屋，我睡在客厅。

那张我们睡了快十年的婚床，中间像是隔了一条冰冷的银河。

这种日子，比直接吵架更让人煎熬。我好几次想开口跟她道歉，想跟她说“对不起，是我混蛋，我不该怀疑你”。可话到嘴边，又被那该死的男人的自尊心给咽了回去。我总觉得，我没错，是她有事瞒着我，是她不肯解释，才导致了这一切。

我还在等她给我一个说法。

可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地憔悴下去。她的脸颊凹陷得更厉害了，眼窝下是浓重的青黑色。有时候我看见她端着碗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厂里的同事也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我只能强笑着说没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已经被这场冷战折磨得千疮百孔。

我甚至去找了老李。

我把他拉到楼下的花园里，递给他一支烟，低声问他：“李哥，你上次说我媳妇不对劲，你到底是看出来啥子了？你跟我说句实话。”

老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开口：“建军，我也说不好。就是那天吃饭，我看弟妹的脸色，白得吓人，嘴唇也没血色。而且，我注意到她夹菜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像是没力气。这不像是个健康人该有的样子。”

他顿了顿，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我当时提醒你，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带她去医院看看。我没别的意思。”

老李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

原来，他说的“不对劲”，是指她的身体。

而我，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丈夫，却把这种善意的提醒，当成了怀疑她不忠的证据，把她逼到了绝境。

一股巨大的恐慌和愧疚，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如果她真的病了，病的很重，那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对她来说，该是多么残忍的凌迟？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必须要把真相弄清楚，立刻，马上！

这一次，我没有选择质问，而是选择了跟踪。我知道这很卑劣，但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又是一个周末，素芬跟上次一样，说要出门。她的借口还是“见同学”。

我看着她穿上那件蓝色的连衣裙，看着她略显笨拙地给自己涂上口红，想用那一点红色来掩盖苍白的脸色。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快要无法呼吸。

等她出门后，我悄悄地跟了上去。

我跟她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看着她上了公交车，我也赶紧骑上自行车跟在后面。公交车走走停停，我蹬得满头大汗，生怕一不留神就跟丢了。

车子没有开往市中心，而是一路向西，开往了郊区的方向。我的心越来越沉。那边很偏僻，除了几个老旧的工厂，就是大片的农田。她去那里干什么？

最后，公交车在省肿瘤医院的站牌前停了下来。

我看见素芬下了车，径直走进了医院的大门。

那一刻，我感觉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呆呆地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四川省肿瘤医院”那几个大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肿瘤医院……她来这里干什么？

我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步一步地挪进了医院。医院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来来往往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焦虑和沉重。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我像个幽灵一样，在一楼大厅里游荡。突然，我在缴费窗口的队伍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蓝色身影。

是素芬。

她正拿着一张单子，在排队缴费。

我悄悄地绕到她侧后方，装作排队的样子，伸长了脖子，去看她手里的那张单子。

那是一张化疗缴费单。

在“患者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刘素芬。

而在“诊断”那一栏，写着两个让我如坠冰窟的字：胃癌。

胃癌……

化疗……

我的大脑“轰”的一声，炸开了。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疯狂擂鼓的声音。

我看着素芬的背影，她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她就是用这样一副身躯，独自一人，在这里排队，缴费，然后去面对那痛苦的化疗吗？

她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突然想起了她偷偷熬的中药，想起了她日渐消瘦的脸庞，想起了她那挥之不去的疲惫，想起了她总说自己“不得劲”。

我还想起了那天争吵时，她那双充满绝望和悲伤的眼睛。

原来，她不是不解释，是她根本无法解释。她要怎么跟我说，她得了癌症？她要怎么跟这个家的顶梁柱说，她可能很快就要倒下了？

她怕我担心，怕我分心，怕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被高昂的医药费拖垮。所以她选择了一个人扛。她精心打扮，涂上口红，只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病魔时，看起来不那么狼狈。她所谓的“见同学”，其实是她一个人，鼓起全部的勇气，来医院跟死神战斗。

而我呢？我这个混蛋！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丈夫！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最伤人的猜忌，一遍又一遍地凌辱她！

我甚至还因为她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而涂了口红，就怀疑她去见野男人！

我真不是个东西！

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医院人来人往的大厅里，哭得像个傻子。

我看到素芬缴完费，转过身，正好看到了我。

她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全褪光了，手里的单子和找零的钱，散落了一地。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冲了过去，一把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对不起……素芬……对不起……”我泣不成声，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的眼泪，滚烫地落在她的脖颈上。

怀里瘦弱的身体，先是僵硬，然后开始剧烈地颤抖。她压抑了几个月的委屈、恐惧和痛苦，在这一刻，终于决堤了。

她把头埋在我的胸口，放声大哭。那哭声，充满了绝望，也充满了终于可以依靠的释放。

在那个嘈杂的医院大厅里，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周围的人都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但我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只知道，我差点，就永远地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第5章 迟来的守护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骑着车，素芬坐在后座上，轻轻地靠着我的背。这是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如此亲近。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单薄，隔着一层布料，我仿佛都能摸到她背上的骨头。

我的心，又酸又胀，疼得厉害。

回到家，豆豆已经饿得趴在桌上睡着了。素芬走过去，轻轻地摸了摸女儿的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把豆豆抱回房间，给她盖好被子，然后走出来，拉着素芬在饭桌前坐下。

“什么时候的事？”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声音沙哑得厉害。

素芬捧着水杯，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三个多月前，厂里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

三个多月……那不就是老李来我们家吃饭的前后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素芬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她说：“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你工作那么累，厂里效益又不好，压力那么大。豆豆又还小。这病……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想拖累你，不想拖累这个家。”

“什么叫拖累？！”我猛地站起来，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我们是夫妻！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把我当什么了？当个只会计较钱的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素芬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建军，我怕……我真的怕。我怕我治不好，人财两空，剩下你们爷俩可怎么过啊……”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

我这才明白，她独自承受的，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还有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和对我们父女俩深沉的爱。她选择隐瞒，是她能想到的，保护这个家的唯一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愚蠢又残忍。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冰冷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素芬，你听我说。从今天起，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天塌下来，我给你扛着。钱没了，我们再赚。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以后，不准你一个人去医院，我陪你去。不准你一个人偷偷哭，有委屈，跟我说。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

素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她用力地点了点头，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很久。她把这几个月来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她告诉我，她第一次拿到诊断书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一个人在医院的楼梯间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告诉我，她偷偷去打听治疗费用，那天文数字让她绝望。为了不让我发现，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取了出来，还把她妈妈留给她的一对金耳环，也当掉了。

她告诉我，她所谓的“见同学”，其实就是去做化疗。那个布包里装的，是呕吐时用的脸盆和毛巾。她之所以要换上漂亮的裙子，涂上口红，是想给自己一点勇气，她不想被病魔吓倒。

她告诉我，她每天都在计算着家里的开销，想着怎么才能再省出一点钱来。她甚至开始偷偷接一些厂里淘汰下来的缝纫活，每天晚上等我们睡着了，就踩着缝纫机干到半夜，只是为了多挣那几块钱。那些偷偷熬的，也不是什么调理身体的补药，而是一些据说可以抗癌的、死贵的中药偏方。

我听着她平静的叙述，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的心上反复切割。

我这个男人，当得太失败了。我的妻子在鬼门关前挣扎，我却一无所知，甚至还在因为她买了几味药，因为她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点，就怀疑她的人品。

我跪在了素芬面前。

“素芬，你打我吧，你骂我吧。我混蛋，我不是人！”我抓着她的手，往我自己脸上扇。

素芬却死死地拉住了我。她抱着我的头，哭着说：“不怪你，建军，不怪你……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让你胡思乱想……”

我们俩，在那个深夜里，把所有的误解、委屈和痛苦，都用眼泪洗刷干净。

从第二天起，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向厂里请了长假，专心陪素芬治病。我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都找了出来，又厚着脸皮，去跟亲戚朋友借钱。以前我觉得开口借钱是天底下最丢人的事，但现在，为了素芬的命，什么面子、什么自尊，我都可以不要。

老李知道后，二话不说，把他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五千块钱，全都塞给了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别扛不住。弟妹是个好女人，老天爷会保佑她的。”

我每天陪着素芬去医院，化疗的副作用很大，她吃什么吐什么，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心如刀割。我学着给她熬粥，做一些清淡的、她能勉强吃下去的食物。我给她读报纸，讲厂里的笑话，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心一点。

晚上，我帮她梳头，看着那些曾经乌黑亮丽的头发，如今变得稀疏枯黄，一缕一缕地缠在梳子上，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素芬反而很平静，她拿着剪刀，让我帮她把头发剪了。

“剪了吧，省得掉了。”她笑着对我说，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拿着剪刀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最后，我还是狠下心，亲手为她剪去了长发。看着她光秃秃的头，我再也忍不住，抱着她失声痛哭。

她却反过来安慰我：“别哭，建军。你看，这样也挺好，洗头方便。”

我知道，她是怕我难过。这个傻女人，到了这个时候，还在为我着想。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却也是我们夫妻俩心靠得最近的日子。我们不再有秘密，不再有猜忌。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

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夫妻，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能一起看多美的风景。而是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能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一步也不放开。

第66章 我们家的“新规矩”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素芬的病，是一个奇迹。

或许是我们的坚持感动了上天，或许是当年的医疗技术和她的求生意志共同起了作用。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她的病情，竟然真的稳定了下来。虽然身体大不如前，需要常年吃药，定期复查，但她终究是从死神手里，被我给抢了回来。

我们家，也从那个阴暗潮湿的筒子楼，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小区。豆豆也长大了，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谈了一个很精神的男朋友。

我也从当年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厂里效益不好，我提前办了内退，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素芬转。

自从那场大病之后，我们家就立下了几条雷打不动的“新规矩”。

第一条规矩是：家里不许有秘密。

不管遇到什么事，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都必须在家庭会议上摊开来说。素芬身体哪里不舒服了，豆豆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了，我买的股票是涨是跌了，都得说。

一开始，豆豆还觉得我们小题大做，嫌烦。有一次，她跟男朋友吵架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我们问她怎么了，她嘴硬说没事。

我把脸一板，对她说：“陈豆豆，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天大的事，一家人一起扛，总比一个人憋着强。当年就是吃了这个亏，你还想走她的老路？”

素芬也在旁边温和地说：“是啊，豆豆，跟爸妈说说。我们不一定能帮你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从那以后，豆豆再有什么心事，都会主动跟我们说。我们家，成了一个真正透明的、彼此没有隔阂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是我们用最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所以格外珍惜。

第二条规矩是：表达爱，要说出来。

以前的我，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男人，觉得爱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对素芬好，给她买肉，把工资卡交给她，就觉得是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但那件事之后，我才明白，语言的力量有多么重要。一句温暖的关心，一句直接的“我爱你”，有时候比物质上的给予，更能抚慰人心。

我现在每天都会对素芬说“我爱你”，出门买菜前要亲她一下，晚上睡觉前要抱着她说“有你在真好”。

一开始，素芬很不习惯，总说我“一把年纪了，还学年轻人腻腻歪歪，不正经”。可我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能看到她眼角眉梢藏不住的笑意。

豆豆也受我影响，每次回家，都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说：“爸，妈，我爱你们。”

我知道，这些听起来有些肉麻的言语，正在像春雨一样，无声地滋润着我们这个曾经经历过风暴的家庭。

第三条规矩是：我的妻子，永远是第一位。

这条规矩，是我给自己定的。

素芬生病后，身体一直很弱，容易累。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包了。买菜、做饭、拖地、洗衣，我做得不比她当年差。朋友们都笑我，说我一个大男人，活成了“妻管严”、“家庭煮夫”。

我总是嘿嘿一笑，说：“你们不懂，这是我们家的福气。”

是啊，这是我的福气。能每天看着她在家里安然地看电视、看书，或者去楼下跟老太太们晒太阳聊天，对我来说，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我常常会想起1999年那个夏天，想起老李那句“你媳妇不对劲”。

后来，我特地提着好酒好菜，去郑重地感谢了老李。如果不是他那句善意的提醒，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愚蠢的猜忌里沉沦多久，也许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老李还是那副话不多的样子，只是摆摆手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过来了，就好了。”

是啊，过来了，就好了。

如今，我和素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晚饭后，手牵着手，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

我们会聊起豆豆的婚事，会聊起邻居家的八卦，也会聊起过去。

有一次，素芬突然问我：“建军，说实话，当年你怀疑我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恨我？”

我停下脚步，看着路灯下她鬓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这些岁月的痕迹，都在提醒着我，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多么漫长的路。

我握紧她的手，认真地对她说：“不，我不恨你。我只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的粗心，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疲惫；我恨我自己的愚蠢，把你的坚强当成了背叛的证据；我恨我自己的无能，在你最需要肩膀的时候，却给了你一把刀子。”

“素芬，这辈子，是我陈建军欠你的。下辈子，你可千万别再遇见我这么个混蛋了。换个好人家，让你一辈子都过得舒舒服服，不用再受这么多苦。”

素芬听完，没有说话，只是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静静地站了很久。

她才幽幽地开口，声音里带着笑意：“那可不行。下辈子，我还得找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下辈子你得变得聪明点，早点发现我的‘不对劲’，然后早点来心疼我。”

“要得！一定！”我搂住她的肩膀，像许下了一个最郑重的誓言。

晚风吹过，带来了阵阵花香。我知道，生活不会永远完美，未来也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只要我们一家人的心还在一起，手还牵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因为我们都懂得了，家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不是面子，而是那份能够穿越所有误解和苦难的，毫无保留的信任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