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民族志系列·北部方位民族·蒙古族的族源

蒙古高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故乡。

蒙古高原，指的是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之西，阿尔泰山以东，北与南西伯利亚萨彦岭、雅布洛诺夫山脉相接的广袤地区，便是地理学上称为蒙古高原的地区。今天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面积200万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蒙古高原便是中国北方诸游牧民族活跃的舞台。彪悍的草原游牧民族，一个接一个勃然而兴，又转瞬逝于历史长河，飞掠过草原，留下惊鸿一瞥。

这些草原民族既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也与当时的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构成中国历史生动多彩的不可分割的历史篇章，对北方地区的开发和中国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蒙古人与历史上的东胡有明确的族源关系，东胡系诸部族是现代蒙古族主要族源。东胡人属于蒙古人种，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

匈奴是蒙古地区第一个见于史籍的民族学共同体，从战国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与匈奴同时见于史籍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载：“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司马贞《索引》云：“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後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故东胡人就是鲜卑人和乌桓（丸）人。

《十六国春秋·前燕》载：“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匈奴自称为胡，《汉书·匈奴列传》：狐鹿姑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东胡在匈奴之东，故称东胡，东胡显然不是东胡部族的自称而是他称。是华夏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族属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总称。

战国时期，东胡人常同燕国争战。公元前283年，燕国大将秦开率领燕军反击东胡。燕军自妫水流域（现今的北京延庆境内）出发，向东推进至密云地区的渔水（今白河）、鲍丘水（今潮河）流域，大败东胡。修长城以防御东胡，这道长城在河北宣化、怀来以北的张北和内蒙古赤峰间绵延，与赵长城相接，东北至辽宁西部。在辽宁境内，燕北长城又分为两道，一道由辽宁彰武出发，合为一道后向东直抵鸭绿江。

城塞之外便是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

学者亦邻真指出：“东胡人及其后裔的居地大体上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一达但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可以称作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秦始皇令蒙恬破匈奴，尽收河南之地，筑长城，匈奴势蹙，蒙古高原出现“东胡强而月氏盛”局面。

公元前三世纪末，冒顿破灭东胡王，匈奴征服了东胡人，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东胡一部分余众走保乌桓山，一部分到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乌桓即乌丸，古者桓丸同音。乌桓山所在自古说法纷纭。《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但乌州的具体位置《辽史》无载。有学者指出，乌桓人最初在老哈河流域，后来分布在东起大凌河、西至鄂尔多斯的狭长地带。（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最早的乌桓山，就是所传说的“赤山”，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郑德英《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乌桓是匈奴属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军伐匈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在蒙古高原称雄一时的匈奴人，一部分进入中原，一部分并入鲜卑，一部分西去中亚。匈奴虽灭，但在蒙古地区留下了长久不灭的痕迹，匈奴的某些制度和习俗在蒙古高原各民族中世代流传。左右翼和十进制的军事行政划分，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还使用着左、中、右旗的名称。

匈奴被击破后，汉徙乌丸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伺匈奴动静，置护乌丸校尉以领之。五郡塞外亦即古东胡旧地。东汉光武帝时，乌丸转盛，西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乌丸大人郝旦率9000余众附汉，汉封其渠帅八十余人为侯王，使迁居塞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为汉侦备，以防匈奴、鲜卑。

东汉末，乌桓强盛起来，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乌桓于柳城，大破其众，将其余部及幽州、并州所统之乌桓万余落，尽徙内地。这些人后来与汉人融合。留在故地的乌桓不久便并入鲜卑。

鲜卑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鲜卑人是复杂的民族集团，内部有慕容鲜卑、段氏鲜卑、拓跋鲜卑等。

鲜卑拓跋氏，《魏书·序纪》说是黄帝之子昌意，其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大鲜卑山的位置，在乌洛侯国西北，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曾派人朝献。其具体位置，1981年经米文平等实地勘察，确证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至嘎仙洞。故大鲜卑山指的是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之北、广漠之野，指的是大兴安岭北段的林海雪原。这时的鲜卑人，是森林狩猎人，处于比较原始阶段。

拓跋鲜卑的南迁历史在鲜卑部分已经叙述，不再复述。一世推寅南迁大泽，即呼伦贝尔地区，由森林狩猎民转变为渔猎民。八传至拓跋诘汾再次南迁，始居匈奴故地，此时正是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到拓跋力微时，灭没鹿回部，进并其众，控弦二十余万。八传至拓跋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什翼犍孙拓跋珪改称魏王，创建北魏，统一北中国。

拓跋鲜卑内部也非常复杂。人众中不仅有乌桓、段氏、慕容等东胡后裔，还有匈奴人、高车人，柔然人。

拓跋氏之南，活跃着另一支鲜卑，即慕容氏。《晋书·载记八》：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这支鲜卑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较早南迁的一支。

鲜卑风俗语言同于乌桓。辽东、辽西鲜卑人，披发左衽，称为“索头”。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沈曾植指出：鲜卑语与蒙古语相去无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得出相同结论。鲜卑语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鲜卑尚白色，与蒙古相同。辽东鲜卑大人投录侯从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檀石槐，投鹿侯怪而欲杀之，其妻告知“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十月产子。这与蒙古传说的阿兰豁阿感神光而生子孛端察儿，其后裔繁衍为蒙古尼伦部的神话十分类似。

迁入中原的鲜卑人，被汉化进入汉族。辽地的鲜卑人则分衍出库莫奚与契丹。

库莫奚与契丹同源，而契丹与室韦为同源同祖。《隋书·契丹（室韦）》载：“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辽史·世表》：“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邮，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故契丹、室韦均出自鲜卑。

鲜卑语与蒙古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学者分析“真”是蒙古语式的后缀。这也是从语言学上证明蒙古人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鲜卑语各方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这些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祖源。

《魏书》称室韦为失韦，第一次对室韦做了详细记载。“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穄（㮈）水。”

勿吉国即靺鞨。在《魏书·失韦》中出现了啜水、盖水、犊了山、犊了山、屈利水、刃水、穄（㮈）水等众多古地名。啜水为嫩江下游西岸支流绰尔河，盖水、屈利水、刃水皆嫩江支流，㮈水为嫩江。由此学者推断，失韦居地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流域一带。

室韦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相同。已产生简单农业，“颇有粟麦及穄”，但以渔猎为主，“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特产貂皮。夏则城居，冬逐水草。风俗男子索发、妇女束发，男女皆衣着白鹿皮襦袴。使用角弓，其箭尤长。葬俗为天葬，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体置于林树之上。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四月，遣使入贡。

隋朝时，对室韦的了解更多。室韦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形成，《隋书·契丹（室韦）》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

由《隋书》的记载可知，隋时室韦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但室韦、大室韦五部。

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系嫩江流城。夏天移居至西北方的贷勃、欠对二山。此二山所指无定论，有说是大兴安岭南段之索岳尔济山，一说是其西北之厄尔伯山；或说即犊了山（今称老头山）。其地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此后渐渐繁衍，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酋长，称余莫弗瞒咄。风俗同于契丹，男子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为屋，以籧篨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气候寒冷，畜产多猪牛，少马无羊。域中不产铁，取给于高丽。多貂。南室韦显然是《魏书》的失韦加以详实描写。

北室韦在南室韦北一千一百里，由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而至，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吐纥山一说为今小兴安岭北段，又有称其位于大兴安岭北段伊勒呼里山一带，该山鄂伦春语称“吐库热”山，地处嫩江与呼玛河之间。北室韦居地气候最寒，雪深没马。故居民多掘地而居，冬天牛畜多冻死。地多积雪，惧陷坑阱，乘雪橇而行。山中獐鹿数量多，北室韦人射猎为生，食肉衣皮，凿冰捕鱼，衣以鱼皮。其部落渠首领称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为辅佐。

北室韦北行千里，为钵室韦。在今外兴安岭。

从钵室韦西南行四日，至深末怛室韦。在西林穆迪河流城。

深末怛室韦西北行数千里，至大室韦。相当于今赤塔一带。

以上叙述可知，北魏至隋的室韦，是散布在大兴安岭北端，以渔猎为主的森林之民。

到唐朝，室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人对室韦的了解也就更多。《旧唐书·室韦传》载：“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篠越河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按峱越河，古称洮儿河北源尔果河，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为洮儿河上游北源。

唐初室韦有九部，包括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均位于柳城郡之东北。后分为二十余部，最西面的乌素固部与回纥接界，在俱轮泊（呼伦湖）之西南，自俱轮泊往东有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塞曷支部居于啜河（燕支河，今绰尔河）之南，实力最强。再往东是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岭西部。以上七部的记载新旧唐书一致。在嫩江流域，相当于隋代南室韦地区。

接下来的各部，两唐书详略不一。《旧唐书》较为详细。按《旧唐书》，那礼部东北有山北室韦，山北室韦往北有小如者室韦，再北有婆莴室韦，往东有岭西室韦，往东南至黄头室韦，岭西室韦北有讷北支室韦，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嫩江北岸有乌丸人，其时自称乌丸国。乌丸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该部落傍额尔古纳河而居。乌丸东南三百里，是东室韦部。额尔古纳河源出呼伦湖，屈曲东流，自西向东，流经西室韦、大室韦、蒙兀（瓦）室韦、落俎室韦（又作落坦、骆丹），东流汇入那河（嫩江，又称难水，㮏水）。

所有室韦部落，都处于分散居住状态，“其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而附于突厥。”《新唐书·室韦》称其“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

贞观五年（631年），室韦开始向唐纳贡，献丰貂，后再入朝。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唐在室韦地区置室韦都督府羁縻之。

9世纪中叶，居于剑水（今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嘎斯人趁回鹘内乱之机，攻破回鹘汗庭。回鹘种族离散，被迫西迁或南移，离开漠北草原。但黠嘎斯人并没有在回鹘旧地长久立足，不久便退回西北故地。原居于望建水与俱轮泊的室韦诸部落遂趁漠北无强敌之机开始相继迁徙，逐渐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到九、十世纪之交的唐末五代，室韦部落走出莽莽榛林，走向广阔草原，已西迁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斡难河（今鄂嫩河）、土兀剌（今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附近。

两唐书中的蒙兀（瓦）室韦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蒙古”一名的最早记载。额尔古纳河在《旧唐书》中作望建河，《新唐书》作室建河。“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可知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之深林之中。

蒙兀室韦的西迁时间，大约在840年黠嘎斯灭亡回鹘汗国之后。蒙兀室韦西迁，使其与突厥部落密切接触，受到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多数蒙古部落从森林之民转化为草原游牧民。

传说中蒙古部落的祖先，是额尔古纳河森林中的两个人，一名捏古思，一名乞颜。“乞颜”在蒙古语中意为山上流下的洪流，因乞颜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故人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捏古思、乞颜很可能是原始蒙古人时代两个互相通婚的氏族。他们的子孙中，有一个“孛儿贴赤那”，孛儿贴意为苍色，赤那意为狼，孛儿贴赤那是苍狼的意思。其妻子名豁埃马兰勒，豁埃意为惨白色，马兰勒意为鹿，豁埃马兰勒意为白鹿。两人一同渡过腾吉思水，迁至鄂难河。

孛儿贴赤那便是成吉思汗的始祖。按《蒙古秘史》记载，孛儿贴赤那始营建斡难河源之不儿罕山（大肯特山）。八传至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妻子名忙豁勒真豁阿，为成吉思汗的第十世祖。这一带当是隋代大室韦、唐代讷北支室韦的活动地区。忙豁勒真豁阿的部落当即早先的蒙兀（瓦）室韦。

回鹘汗国灭亡后，大漠南北是一片诸部林立的画面。这些部落，主要包括东胡、突厥两大文化系统。这两大系统在文化上各有明显特质，又相互影响交叉渗透。

在这些草原部落中，塔塔儿部异军突起。“塔塔儿”，鞑靼，汉籍中又有达怛、达靼、达打、达笪等异译。《辽史》中通常作阻卜，《金史》作靻䪁，学者猜测其为契丹语对鞑靼的称呼。

鞑靼的族属，通行的说法是室韦的一支。两宋时期，人们认为鞑靼乃靺鞨的别种，也即出自通古斯人。《新五代史·达靼传》：“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宋人认为达靼是靺鞨，现代学者已指出其存在的错讹。

732年“阙特勤碑”中出现“三十姓达怛”，735年“毗伽可汗碑”有“九姓达怛”。达怛就是“塔塔儿”，这个部落名称曾被突厥人用来总称东方室韦诸部。五代时，塔塔儿成为六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由于塔塔儿力量强大，声名显赫，其他部落也自愿以“鞑靼（塔塔儿）”自称。

有唐一代，蒙古高原的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突厥、回鹘、黠嘎斯势力在高原的进退，使室韦（达怛）人逐步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推进到整个蒙古高原。突厥、回鹘的统治把室韦（达怛）人同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高原联结起来。突厥的覆亡，使得室韦（达怛）人能向这些地区逐步推进。回鹘的西迁和契丹人的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达怛）人提供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机会。

九世纪前后，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达怛）人。外蒙古高原也迁进了许多室韦（达怛）部落。遍布突厥语族游牧部落的外蒙古高原开始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