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芳、傅士仁献荆州，关羽的斥责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令人唏嘘！

大家好，我是黑白说历史。

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的北伐大军正与曹魏鏖战襄樊。水淹七军的辉煌战绩，让这位“威震华夏”的名将声望达到顶峰。

然而千里之外的荆州，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兵临公安城下。

守将傅士仁未做抵抗，开城投降。吴军随即北上，江陵守将糜芳竟也拱手献城。

两座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转眼间成了东吴的囊中之物。关羽得知后方沦陷，仓促回师，最终在临沮被擒杀。

一代名将的陨落，竟始于两位“老战友”的背叛。

糜芳何许人也？他是刘备的妻兄，早年散尽家财随兄长麋竺助刘备东山再起；傅士仁亦是追随刘备多年的旧部。

论亲疏，二人堪称蜀汉核心班底；论功绩，他们历经徐州流离、长坂血战，始终不离不弃。如此人物，为何在荆州存亡之际选择倒戈？

《三国志》记载：“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表面看来，关羽的苛责似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羽确有狂傲之名。孙权遣使为子求婚，他一句“虎女安嫁犬子”，将东吴君臣羞辱得体无完肤；对同僚更是“骄于士大夫”，动辄厉声呵斥。糜芳督运粮草不力，关羽扬言回师后必严惩，确有其事。更致命的是，刘备授予关羽“假节钺”之权——可先斩后奏，代行王命。

若仅止于此，倒像是一出“上司压迫下属”的寻常戏码。但细究之下，疑窦丛生：糜芳身为国戚，傅士仁乃刘备故旧，即便关羽欲行军法，也需请示汉中王。以刘备之仁厚，岂会坐视股肱之臣被诛？二人跟随刘备二十余年，历经生死，怎会因几句威胁便背弃半生基业？

襄樊之战的捷报背后，暗藏着荆州的致命危机。关羽北伐带走了三万余精锐，却将数万曹军俘虏押回后方。这些降卒每日消耗的粮草，让本就捉襟见肘的荆州财政雪上加霜。《三国志》直言：“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更致命的是，为填补军需缺口，关羽竟默许部将强夺东吴湘关米仓。此举不仅激怒孙权，更让本就如履薄冰的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当吕蒙渡江时，荆州守军早已精疲力竭：前线战事持续半年，粮草断绝，疫病横行。糜芳、傅士仁纵有通天之能，又如何凭空变出粮饷？

粮草的供给不足，实则是整个荆州的系统性崩溃。关羽在襄樊战场每多待一日，荆州便向深渊多滑一步。

建安二十四年的寒冬，糜芳站在江陵城头，眼前是东吴压境的大军，身后是空空如也的粮仓。这位曾散尽千金资助刘备的豪族子弟，此刻面临着比长坂坡更残酷的抉择：

若死守孤城，等来的或许是关羽的军法，但更可能是城破人亡——荆州军民的存粮已不足十日；若开城投降，虽背负叛主骂名，却能为城中百姓挣得一线生机。

《三国志·吴主传》透露了一个细节：吕蒙入江陵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东吴对降将家眷的优待政策，与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当忠诚与生存无法两全时，人性终究会倒向最现实的选择。

后世常将关羽之死归咎于糜芳、傅士仁的背叛，却鲜少追问：究竟是谁将荆州推入绝境？

刘备授予关羽“假节钺”，本为震慑四方，却让其独断专行失去制约；诸葛亮《隆中对》强调“跨有荆益”，却未给荆州留下战略缓冲；孙权背盟偷袭固然可耻，但湘关抢米之事，何尝不是授人以柄？

糜芳、傅士仁的选择，更像是乱世中小人物的无奈缩影。他们不是张飞、赵云般的热血猛将，而是乱世中力求自保的利己主义者。

当大厦将倾，与其殉葬于注定失败的忠诚，不如在绝境中寻找生机——这或许不够悲壮，却更接近真实的人性。

翻开《三国志》，关于糜芳、傅士仁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语。但若细品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便会发现：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戏。

倘若关羽能体恤后方艰难，倘若荆州粮草充足，倘若刘备及时派兵支援……或许一切都会不同。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冰冷的结果。

他们是蜀汉的罪臣，理当受到谴责，但对于这种选择，会不会后悔，那只有他们心理清楚。

诸位看官，在你看来，面对粮尽援绝的江陵城与公安城，麋芳与傅士仁该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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