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这一生，真的活的相当疲惫

历史上，亡国之君往往被钉在耻辱柱上，与昏庸暴虐荒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统一王朝意义上的汉人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却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悖论的存在。

崇祯剧照

崇祯勤政到近乎自虐，节俭到近乎苛刻，立志中兴却无力回天，最终以君王死社稷的惨烈方式，为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句号。

纵观崇祯的一生，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庞大帝国在积重难返中轰然倒塌的集中体现，要理解崇祯，就必须将他置于明末那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中心。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弟。

他的生母刘氏地位卑微，且在他五岁时便因失宠被遣送而死，童年的朱由检，既缺乏父爱，又早早失去了生母的庇护，在深宫高墙内过着战战兢兢，孤寂无依的生活。

这种早年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塑造了他敏感多疑，缺乏安全感和极度自尊的内向人格。

泰昌元年，父亲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便暴毙而亡，兄长朱由校即位，是为天启皇帝，朱由检被册封为信王，天启皇帝沉迷于木工手艺，将朝政大权完全交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权倾朝野，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制造了无数冤狱，朝纲败坏到了极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为亲王的朱由检并非高枕无忧，魏忠贤的耳目遍布宫廷，对皇族同样充满猜忌。

朱由检深知兄长的皇位并不稳固，而自己作为唯一的成年皇弟，随时可能成为阉党的眼中钉，他不得不学会伪装和隐忍，在信王府中深居简出，言行谨慎，唯恐引来杀身之祸。

这段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权阉祸国的可怕，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宦官既依赖又极度憎恶的复仇种子。

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在西苑乘船游玩时落水受惊，一病不起。

由于没有子嗣，皇位的继承落在了弟弟信王朱由检身上，当朱由检被召入宫接受遗命时，他内心的恐惧远大于喜悦，宫中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他甚至不敢食用宫中的食物，而是怀揣着妻子周皇后准备的干粮入宫。

在皇兄的病榻前，天启皇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遗言：

“魏忠贤、王体乾等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这句话无疑给朱由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魏忠贤剧照

八月二十四日，天启帝驾崩。

朱由检在一种高度紧张和不安的氛围中即位，宣布次年改元崇祯，此时的朝野上下，皆是魏忠贤的势力，年轻的崇祯如同置身虎狼之穴，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帝国的千斤重担，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压在了一个十七岁少年稚嫩的肩头。

崇祯皇帝登基之初，并未立即对魏忠贤集团动手，他深知对手树大根深，党羽遍布，稍有不慎便会打草惊蛇，引来反噬。

他延续了在潜邸时的策略，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其党羽客客气气，甚至加以赏赐，以麻痹对方。

批准了魏忠贤的请求，允许其侄魏良卿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爵位，在暗中却在仔细观察，悄悄布局，逐步剪除魏忠贤的羽翼。

他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阉党核心，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以出宫为名将其驱逐，斩断了魏忠贤在内廷的一个重要臂膀，同时他开始有选择地听取一些尚未完全依附阉党的大臣的意见，并暗中鼓励朝臣对阉党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转折点发生在崇祯即位两个月后，阉党内部出现分化，官员杨所修和杨维垣率先上疏弹劾阉党骨干崔呈秀，以此试探皇帝的态度。

崇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顺势免去崔呈秀的兵部尚书职务，此举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长期被压制的反阉党力量瞬间爆发。

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历数魏忠贤十大罪状，奏疏内容犀利，直指核心。

崇祯不再犹豫，召魏忠贤入宫，命太监当面宣读这份奏疏，魏忠贤听后魂飞魄散。

不久，崇祯下令将魏忠贤发往凤阳祖陵司香，行至途中，魏忠贤得知皇帝后续的追查命令，深知难逃一死，在阜城悬梁自尽。

崇祯下令磔其尸，悬首河间府。

随后，对阉党进行了大规模并且彻底的清算，处死或罢免了崔呈秀、许显纯、田尔耕等一大批阉党核心成员，并下令编纂《钦定逆案》，将二百六十余名阉党分子定罪，永世不得录用。

客印月剧照

铲除魏忠贤集团，是崇祯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也最为果断的一笔。

他以一个少年天子之姿，在短短三个月内，便以雷霆万钧之势清除了这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毒瘤，赢得了朝野上下乃至后世史家的广泛赞誉，此举无疑显示了崇祯帝过人的胆识谋略和振兴朝纲的决心。

他一度被寄予厚望，被视为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

然而，这场胜利也强化了他性格中自信乃至刚愎的一面，他相信凭借个人的勤勉和乾纲独断，就能够扫清一切障碍。

但问题是，铲除阉党容易，填补权力真空和解决导致阉党产生的制度性问题却无比艰难，明朝后期的党争，并非简单的忠奸对立。

东林党人在道德上或许更高尚，但同样存在门户之见、空谈误国的弊端，崇祯在驱逐了阉党后，却不得不面对文官集团内部更加复杂，更加隐蔽的纷争与倾轧。

他渴望超然于所有党派之上，实现绝对的皇权独揽，但这在明末的政治生态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清除阉党后，崇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帝国的治理中，展现出了一位理想主义君主的所有特质，只不过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其危机是全方位的。

崇祯和袁崇焕

明朝末年，财政体系已濒临破产。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税基不断萎缩，宗室俸禄和官僚体系的开支却无比庞大，加之连年用兵，国库早已入不敷出。

为了应对关外后金和关内农民军的巨大军费开支，崇祯在万历末年加派的辽饷基础上，又先后加征了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

这些加派对于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而言，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税收主要压在了贫苦的自耕农身上，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勋贵，大地主却通过各种手段逃税避税。

这种刮穷鬼的钱的财政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军费压力，但从长远看，却是在疯狂地挖掘明朝统治的根基，将无数破产农民直接推向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阵营。

崇祯并非不知其害，他曾无奈地说：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

但他身处结构性矛盾之中，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

崇祯在位十七年，始终面临着东北与内陆两个战场的巨大压力，如同在走一根危险的钢丝。

辽东战线对抗的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后金。在处死名将袁崇焕后，他先后启用了孙承宗。洪承畴。卢象升和孙传庭等一批能臣督师辽东或剿匪。

这些将领都曾取得过局部胜利，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略被动，明朝的辽东防线在清军的持续打击下不断收缩，松锦大战的惨败，标志着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洪承畴降清，山海关外仅剩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关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三饷加派和连年天灾的催化下，起义军虽多次被官军击败，甚至一度陷入低潮，但总能死灰复燃。

其根本原因在于，产生流民的社会土壤始终存在，崇祯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但常常在主剿和主抚之间摇摆不定，政策缺乏连续性，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

双线作战极大地消耗了明朝本已枯竭的国力，有限的资源在两条战线之间被来回拉扯，往往顾此失彼，崇祯就像一个救火队长，四处扑救，却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孙传庭画像

崇祯求治心切，却又极度缺乏耐心和信任，他渴望找到能够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能臣，但一旦对方短期内无法取得成效，或稍有过失，引起他的猜疑，便会遭到严惩。

崇祯一朝十七年，他更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堪称历史之最，这导致国家中枢缺乏稳定的决策核心，政策朝令夕改，无法持续。

在位期间，诛杀总督7人，巡抚11人。

其中包括，袁崇焕，陈新甲，其中袁崇焕是督师，陈新甲是兵部尚书，而薛国观和周延儒则是两位内阁首辅，前者因筹饷不力被赐死，后者因谎报军情被勒令自尽。

这种严刑峻法，使得朝臣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形成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官场风气，大臣们不敢承担责任，唯唯诺诺，凡事请皇帝圣裁，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崇祯的劳累和对臣下的不信任，形成了恶性循环。

他的多疑，使他无法建立起一个高效忠诚的执政团队。

在对文官集团极度失望之后，崇祯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重新启用宦官。

他派遣太监前往军队监军，到各地监督税务，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其兄天启皇帝的老路上，他的理由是：

“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

这反映了他与文官集团关系的彻底破裂，然而，宦官监军往往掣肘将领，贪污受贿，其危害并不亚于文官。

这一举措，也使他早年因铲除阉党而赢得的人心，逐渐丧失殆尽。

崇祯十七年，局势急转直下。

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随即率百万大军东征北京，势如破竹，三月中旬，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

在此之前，崇祯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他下诏罪己，痛陈己过，希望能感动上天，激励臣民，召集百官商讨对策，但朝堂之上竟无人能提出可行方案，他一度考虑南迁，将朝廷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南京，这样明朝或许能像南宋一样，延续半壁江山。

然而，这个提议却因朝臣们出于各种私心的反对而搁浅，崇祯爱惜羽毛，不愿独自承担南逃的骂名，最终错过了最后一线生机。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开始攻城。

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投降，北京城防顷刻瓦解。

当晚，崇祯登上前殿，亲自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曾经冠盖云集的紫禁城，此刻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孤家寡人，什么是众叛亲离。

在绝望中，他做出了最后的安排，命令周皇后和袁贵妃自尽，并亲手砍杀了年仅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砍伤了幼女昭仁公主，其状之惨烈，令人扼腕。

他泣血对长平公主说：“汝何为生我家！”

这句话，道尽了一个末路帝王的无尽悲凉与无奈。

崇祯自杀

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下，他脱下皇袍，在蓝色御袍的襟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遗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随后，他自缢身亡，太监王承恩也随之殉主。

崇祯用这种最为惨烈的方式，践行了国君死社稷的古老信条，为大明的覆灭，画上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