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峰：高句丽墓葬壁画及相关问题（二）

三、高句丽墓葬壁画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

高句丽墓葬壁画研究作为高句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和丰富的内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音乐学、建筑学、文物保护学等相关学者及团队积极参与，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目前，关于高句丽壁画的研究存在一些难点，同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迁都平壤之前高句丽王陵是否存在壁画

目前已知高句丽年代最早的壁画墓为永和十三年的安岳3号墓——冬寿墓，此外中国的集安地区和朝鲜的平壤地区均出现了与此年代大体相同的壁画墓葬。集安地区的禹山3319号墓出土了“乙卯”（355）、“丁巳”（357）铭卷云纹瓦当，结合出土的青瓷盘口壶和墓葬形制等信息，这座墓葬的年代应该在4世纪中期。墓室清理过程中发现脱落的朱红、绿、黑色颜料，墓室东北角发现残存壁画。南浦市台城里1号墓，在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上，特别是前室与后室之间的八角立柱、立柱栌斗上的莲花纹等考古发现与安岳3号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墓葬年代应该与安岳3号墓大体相当。可见从4世纪中期开始，在中国集安和朝鲜平壤两大区域内几乎同时出现了高句丽壁画墓葬，迁都平壤之后高句丽壁画墓葬的分布仍以这两个区域为中心。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传东明王陵墓室中发现了莲花纹等壁画纹样，壁画直接绘于墓室藻井的石壁之上，并没有发现用白灰等做成的地仗。关于传东明王陵的墓主人，我们认为是迁都平壤的长寿王，因此传东明王陵应该被视为封土石室墓葬中出现壁画的重要王陵。朝鲜平壤及其附近的一些大型高句丽壁画墓葬也被认为是高句丽王陵。那么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中国集安和桓仁地区的高句丽王陵是否存在壁画，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没有得到确认。在一些王陵级墓葬或疑似王陵级的墓葬中已经确认了高句丽壁画，咸丰四年（1854）春被边民盗掘的桓仁米仓沟将军墓墓室，“四壁粉墁，工绘红色花纹”[78]。上述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桓仁米仓沟将军墓这样可能为高句丽王族的墓葬，墓葬内满绘精美的壁画。郑文焯在谈及太王陵时指出，有记载曾认为陵墓内存在壁画。[79]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太王陵内没有发现高句丽时期的壁画。迄今为止，在中国集安地区能够确认的国内城后期高句丽王陵中，同样没有发现壁画。[80]国内城时期的高句丽王陵位于国内城地区，墓葬形制主要包括方坛积石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目前在被认为可能是高句丽王陵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壁画。与之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型或小型阶坛积石石室壁画墓、阶坛积石石圹壁画墓，如山城下798号墓、折天井墓（山城下1298号墓）、山城下1405号墓、山城下725号墓等却发现了高句丽壁画。这些现象提示我们，高句丽墓葬壁画的起源可能并非从最高级别统治阶级的墓葬开始，而是在中小型贵族墓葬中较早出现，迁都以后逐渐影响到高句丽王陵或王陵级墓葬，这些王陵或王陵级墓葬才出现了高句丽壁画。

此外，关于朱蒙墓和朱蒙庙，好太王碑第一面记载，“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81]，说明朱蒙死后应葬于卒本地区（今辽宁省桓仁县）。国内城时期大武神王立东明王庙，[82]另有五位高句丽王（新大王、167年，故国川王、180年，东川王、228年，中川王、260年，故国原王、332年）、平壤城时期有三位高句丽王（安藏王、521年，平原王、560年，荣留王、619年）到桓仁地区祭祀朱蒙庙。[83]近年来桓仁凤鸣遗址发现的高句丽卷云纹瓦当（图16）、渤海莲花纹瓦当、渤海戳刺纹板瓦等遗物为寻找朱蒙墓和朱蒙庙提供了重要信息。[84]其中，卷云纹瓦当属于无铭文卷云纹瓦当，大体在故国壤王时期，不排除延续到好太王三年（393）的可能性，说明当时高句丽人仍在维修或祭祀朱蒙墓或朱蒙庙，这些瓦当可能是朱蒙墓或朱蒙庙上的瓦当，朱蒙墓的布局应该是墓及庙相结合。渤海莲花纹瓦当的时代在渤海建国初期，应该是融入渤海的高句丽遗民到卒本祭祀朱蒙墓或朱蒙庙时使用的瓦当，可见高句丽人在灭国之后仍有祭祀朱蒙墓和朱蒙庙的传统。至于朱蒙墓的确认以及墓葬是否存在后期维修时出现的壁画，仍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作答。

图16桓仁凤鸣遗址采集卷云纹瓦当（笔者拍摄）

2.壁画墓的编年问题

壁画墓葬的编年问题是高句丽墓葬壁画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学者的观点仍有差异，目前除了安岳3号墓、德兴里壁画墓等少数几座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各国学者在每一座壁画墓葬的编年上分歧较多，一些墓葬最早的编年和最晚的编年甚至相差100年或150年，这种情况不但给高句丽研究者在使用壁画墓年代时造成一定的取舍困难，而且给一些关注和学习高句丽壁画、高句丽壁画墓葬乃至高句丽考古的青年学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实际上，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研究要以高句丽墓葬和高句丽壁画墓葬的编年为基础，在对全部高句丽墓葬、高句丽壁画墓葬进行系统梳理和研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一套比较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编年系统。这种尝试以中国学者杨泓、魏存成、耿铁华等人[85]，朝鲜学者朱荣宪、金瑢俊、孙秀浩等人[86]，韩国学者金元龙、全虎兑、姜贤淑等人[87]，日本学者田中俊明、东潮等人[88]为代表。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如中国学者韦正、赵俊杰及韩国学者郑好燮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89]对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可以预见，随着更多高句丽壁画墓葬被发现，加之青年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高句丽壁画墓葬，高句丽壁画墓葬及其壁画的编年问题也会逐渐明晰起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本文所论及的高句丽壁画墓葬的年代将会是动态变化的。

此外，出土器物的编年，如陶器编年、瓦当编年、马具编年等，是高句丽墓葬壁画编年的重要基础。目前，高句丽陶器分期研究存在每一期的时间较长的问题。自公元前37年建国至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的存续时间共计705年。目前的高句丽陶器编年有三期说[90]、四期说[91]，个别学者还将每期分成前后两段，[92]这样的分期结果导致高句丽陶器的分期每一期时间都较长。但是，出土陶器的遗址或墓葬，其延续时间较短，利用陶器的编年难以为遗址或墓葬提供相对准确的年代。在特定情况下，出土了具有纪年意义的陶器，才会对遗址的断代起决定性的作用。韩国首尔红莲峰第2堡垒在发掘时出土了带有“庚子”铭文的陶盘，[93]考虑到高句丽南进时期（475—551）的时代背景，结合出土器物和遗迹形制等考古发现，这件器物的年代可能在520年左右，遗址因此有了相对准确的断代。但是，类似红莲峰2号堡垒出土有纪年陶器的例子较少，高句丽陶器的编年研究既是高句丽考古的基础性研究，也是高句丽考古的难点之一。

瓦当是当前高句丽出土遗物中数量最多的器物之一，墓葬特别是壁画墓葬出土瓦当的断代是对高句丽墓葬壁画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高句丽瓦当是“太宁四年”（326）铭卷云纹瓦当，此后出现了干支铭文卷云纹瓦当、一般铭文卷云纹瓦当和无铭文卷云纹瓦当。随着佛教在东晋太元之末由昙始正式传入高句丽，高句丽地区又出现了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兽面纹瓦当、法轮纹瓦当、同心圆纹瓦当、人面纹瓦当、联珠纹瓦当和其他纹样瓦当。[94]关于高句丽瓦当的编年，中国学者魏存成、耿铁华及笔者，日本学者田村晃一、东潮、千田刚道，韩国学者白钟伍、金希灿、姜贤淑等，都有相关的研究。[95]一些重要的壁画墓葬、或没有壁画的高等级墓葬的墓主人和编年问题成为中外学者分歧的焦点，其中以五盔坟4号墓、五盔坟5号墓、江西三墓、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等墓葬为代表。高句丽瓦当断代困难的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平壤及其附近发现的大量瓦当是1945年以前的采集品，脱离地层甚至是出土地点的这些器物单纯地依靠纹样的对比来确定其年代，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关于高句丽马具、装饰品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为高句丽墓葬壁画的断代提供较为准确的证据。

3.壁画墓的墓主人问题

高句丽壁画墓葬多用修整的石块、石板砌筑，个别为砖筑或砖石混筑，有的壁画墓葬结构还比较复杂，绘制壁画也需要专门的人员完成，部分墓葬壁画中还有牛舍、马厩、肉库等图像，从经济方面说，这些壁画墓的墓主人在当时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他们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包括了从国王到一般贵族。在墓葬壁画中出现了许多与战争有关的场面、甲骑具装出行、士兵列队出行、有的还伴有鼓吹等场面，从一个侧面暗示了部分壁画墓葬的墓主人可能有从军经历或本身就是领兵打仗的武将。一些墓葬结构复杂、建造精巧、壁画繁复，此类墓葬的墓主人可能包括高句丽王族。

关于高句丽壁画墓葬的墓主人，各国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有一定的差异。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安岳三号墓，中国学者宿白最早通过墓中墨书题记和历史文献等开展研究，认为墓主人为342年从前燕逃亡到高句丽的冬寿（亦作佟寿）。[96]朝鲜学者最初也认同这一观点，[97]后来转而认为安岳三号墓的墓主人为美川王（或东川王），[98]其理由是冬寿在修建墓葬的过程中出力较多，为了表彰冬寿的这一功绩，在王陵中绘制了冬寿的图像并留下了关于冬寿的记载。日本学者的观点与中国学者基本一致，即安岳三号墓的墓主人为来自前燕的冬寿。关于年代比较明确的德兴里壁画墓，中国学者安志敏较早提出墓主人是来自前燕或后燕的一位姓为复姓、名为镇的将军，[99]这一观点基本得到了朝鲜、韩国及日本学者的赞同。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某些可能在同一时间修建的墓葬，墓葬结构和壁画内容非常相似，墓主人可能为夫妇或同一等级的贵族，如舞踊墓和角抵墓、五盔坟4号墓和5号墓等。此外，还出现了一类墓葬——同封异穴墓葬，如马槽墓、长川4号墓、万宝汀645号墓、和盛里壁画墓、金玉里1号墓等。其中，舞踊墓和角抵墓两者封土相连（图17[100]），由于对此类墓葬的封土缺乏解剖或发掘，一些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马槽墓的南墓和北墓甚至共用一个封土、一个墓道，此类同封异穴墓的编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17舞踊墓和角抵墓封土情况

4.与辽西地区、乐浪地区、河西地区、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墓葬壁画的关系

高句丽墓葬壁画出现于4世纪中期，随着高句丽的灭亡而消失，延续时间三百余年。高句丽墓葬壁画内容比较丰富，涉及高句丽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高句丽墓葬壁画的产生和发展，与辽西汉魏壁画墓、乐浪汉墓、三燕壁画墓、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中原魏晋—隋唐壁画墓、江南六朝壁画墓等存在关联。以下从墓葬结构、壁画内容和壁画布局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高句丽地区封土石室墓的大型壁画墓中出现了以石材构筑或影作的斗拱或梁架结构，以叠涩形式构筑藻井，这种现象在安岳3号墓、德兴里壁画墓、天王地神墓和双楹墓等墓葬中表现得更为具体。安岳3号墓包括前室两侧的东西侧室，后室及其周围曲尺形的回廊，中后室之间有三根八角形石柱和一根四角形石柱（四角形石柱位于三根八角柱东侧），后室及其后面的回廊之间有三根八角形石柱和两根四角形石柱（四角形石柱位于三根八角柱两侧），除前室、后室与回廊之间东侧的石柱上有一斗二升铺作外，其他石柱上均承接栌斗，栌斗正面均绘有兽面纹、侧面绘有莲花纹。墓室藻井部均为三角叠涩2层+大型盖顶石结构。德兴里壁画墓主要有前后两室，前后室为穹隆顶，藻井部为平行叠涩3层+大型盖顶石结构，后室藻井部为平行叠涩5层+大型盖顶石结构，其中前室四角以壁画绘出角柱和栌斗，后室在墓室与藻井之间绘有人字叉手和一斗三升铺作。天王地神墓可以分为前室、前室东西两侧室、后室，前后室均为穹隆顶，东西侧室藻井分别为平行叠涩4层+抹角叠涩4层+大型盖顶石结构，后室四角各有人字叉手，墓室顶部为八角形平行叠涩，藻井部位2层三角叠涩。双楹墓有前后两室，前后室藻井部均为平行叠涩3层+三角叠涩2层+大型盖顶石结构，后室入口处有两根八角石柱，下有八角形础石，上有莲花装饰的栌斗，前后室四角均以壁画绘出梁架和人字叉手。这一时期与高句丽相邻的公孙氏政权及三燕政权在今天以辽阳和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留下了许多的封土石室墓，这些墓葬如北园1号墓[101]、棒台子1号墓[102]、上王家晋墓[103]、朝阳袁台子壁画墓[104]等，墓葬中或设置回廊、或修筑耳室（侧室）、或叠筑藻井、或利用石柱、或遍绘壁画。辽阳汉魏壁画墓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与高句丽地区的封土石室墓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研究者多认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承继关系。[105]高句丽地区的一些砖室墓或壁画墓，如平壤站内佟利墓（353）、张抚夷墓（348）等，这些墓葬不仅被发现在乐浪故地，而且与乐浪墓葬砖室墓形制类似，部分墓葬的墓葬结构和壁画内容等应是受到乐浪墓葬影响而出现的。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以冬寿墓为代表的朝鲜平壤地区早期高句丽壁画墓的出现，受到了平壤地区乐浪汉墓墓葬形制的影响。[106]

高句丽壁画墓中的一些内容如夫妇宴饮中的夫妇对坐、跳丸、舞轮等场面，在辽阳地区的汉魏壁画如棒台子屯汉墓等壁画墓中均可以看到。四神图、狩猎图、出行图等，在辽西地区三燕壁画墓如袁台子壁画墓等墓葬中均可以找到其原型或类似的画面。有学者通过对辽西汉魏壁画墓、平壤及周围地区高句丽壁画墓、中原地区魏晋北朝壁画墓中与粉本有关内容的研究，认为高句丽壁画的某些内容是根据墓主人的身份和壁画实际需要等因素，对来自中原或辽西地区的粉本进行利用、改造和再创作。[107]

河西地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在五凉政权统治时期大体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相对的安定，与中原地区相比则战乱较少，当地的经济、文化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画像砖艺术成为这一区域墓葬文化的典型代表，画像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108]德兴里壁画墓前室天井部的壁画与甘肃丁家闸墓葬壁画十分相似，由此表明当时中国北方经黄河河套地区至东北地区在十六国到北朝时期曾存在一条文化通道。[109]河西地区画像砖的许多内容和纹样与高句丽墓葬壁画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高台县骆驼乡苦水口1号墓出土画像砖的卷云纹[110]与集安三室墓的卷云纹比较相似，丁家闸5号墓的天马图像（图18[111]）与舞踊墓、三室墓、德兴里壁画墓的天马图像（图19[112]）纹样相似，等等。我们认为，高句丽墓葬壁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的影响。

图18丁家闸5号墓天马图

图19德兴里壁画墓天马图

平城地区作为北魏的都城所在，见证了北魏王朝由崛起到强盛的历程，多年来平城所在地即大同市及其周围区域发现了大量北魏时期的壁画墓葬，由此复原了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北魏族群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沙岭壁画墓是近年在平城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北魏壁画墓之一，墓葬壁画中所见的夫妇对坐、出行图、守门武士等内容与高句丽地区发现的同类题材壁画非常相似。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113]南侧甬道下层的神兽纹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龙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大同南郊墓群M112石雕棺床两侧各有一个花瓶，瓶中插有三个忍冬纹枝，[114]报告认为墓葬年代在北魏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439）之后至太和初年（477）前后。双楹墓后室北壁人字拱两侧有两个花瓶，花瓶中插着三束花，与前者的纹样和构图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绘画技法上，有学者认为，德兴里壁画的某些特征与沙岭壁画墓焦墨细笔的特征，应该与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以及辽东地区的壁画墓有关联。[115]以沙岭壁画墓为代表的部分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壁画与三燕、高句丽地区关系密切。究其原因，一方面，北魏攻占后燕及其附近地区后，曾经在太武帝时期迁徙大量山东六州及徒河、高丽、杂夷进入平城地区；[116]另一方面，平城时期高句丽与北魏交往密切，这种交往既包括技术工人的流动，也包括高句丽遣使到北魏朝贡。

山岳图是高句丽墓葬壁画中较有特色的一类图案，一般作为单独的纹样使用，绘有几座小山，山间点缀树木，有别于狩猎图中的山林图。此类图案在江西大墓、内里一号墓等墓葬的藻井叠涩部均有发现，此类图案与北朝世俗线刻和墓葬壁画、唐代墓葬壁画的同类题材有一定的相似性。高句丽墓葬壁画中出现的山岳图可能是受北朝—唐代世俗线刻、墓葬壁画的影响。

铠马墓墓道北端东西两侧出现了高句丽壁画中少见的狮子纹（图20[117]），其中西侧狮子保存较好，呈蹲坐状，长尾上翘，这种造型与江苏丹阳金家村南齐失名陵中的砖拼狮子纹（图21[118]）比较相似。据推测，狮子纹在高句丽地区的出现与高句丽和六朝的交往有关。同样，高句丽地区出现的大量青瓷器也见证了高句丽与六朝政权的交往。[119]此外，真坡里4号墓壁画中的飞天图像、莲花纹忍冬纹复合纹样，五盔坟4号墓和5号墓出现的忍冬纹、身着宽袍大袖的儒士形象等内容，与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壁画中的同类题材都有相似性，应该是受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墓葬壁画的影响而出现的。

图20铠马墓狮子图像

图21丹阳金家村墓狮子图像

通过对汉晋时期墓葬壁画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汉晋时期帝陵中不绘壁画，其根据在于已经发掘的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寿陵“万年堂”、宣武帝景陵均未发现壁画。北周武帝孝陵不绘壁画，可能是沿袭汉魏至北魏旧制。[120]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已经确认的高句丽王陵中也未发现壁画，这是否与中原地区汉晋至北魏的旧制有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原地区的壁画内容特别是北朝壁画对高句丽的影响深远，而且高句丽墓葬壁画的某些内容及构图、墓葬的结构与河西地区的壁画内容、墓葬结构等具有相似性，由此表明上述地区的墓葬壁画对高句丽壁画具有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未影响中原地区文化的向心力和影响力，高句丽墓葬壁画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包容性，见证了中华民族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进程。

5.与百济、新罗、加耶、日本列岛墓葬壁画的关系

高句丽墓葬壁画受到了上述诸多区域的影响，壁画内容与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与此同时，高句丽墓葬壁画对半岛南部地区的百济、新罗、加耶以及日本列岛也产生了影响。四神图和莲花纹作为高句丽壁画墓的重要装饰纹样，在朝鲜半岛南部百济、新罗、加耶地区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其中，四神图主要见于公州宋山里6号墓、[121]扶余陵山里壁画墓。[122]莲花纹在新罗荣州於宿述干墓、[123]加耶高灵古衙洞壁画墓中也有发现，莲花纹的纹样和布局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莲花纹有相似性。因此，有学者认为，於宿述干的壁画是受到了高句丽壁画墓的影响而出现的。[124]

宋山里古墓群位于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金城洞，因1927年日本学者发现墓葬时所在地为宋山里而得名。[125]其主要包括29座墓葬，墓葬形式包括封土石室墓、封土砖室墓和砖石混筑墓等。已经发掘的墓葬主要包括宋山里6号墓和武宁王陵。宋山里6号墓除了发现四神壁画，还发现了“中方”“大方”和“梁官瓦为师矣”等铭文砖。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等判断，宋山里古墓群墓主人可能是熊津时期（475—538）百济国王及王族。宋山里6号墓封土砖室壁画墓，墓葬包括封土、墓道和墓室，封土为圆形，墓道位于墓室南壁中部，墓室平面为长方形，顶部为穹隆形。墓道和墓室用纹样砖砌成，墓室四壁以彩绘形式表现四神。这一时期与百济交往密切的南朝地区尚未发现以“四神”为全部表现内容的东晋、南朝时期画像砖墓或彩绘壁画墓，但是结合南京姚家山东晋画像砖墓等墓葬发现青龙、白虎图像等情况，从图像传播的原理看，宋山里6号墓“四神”壁画的渊源应是中国南朝贵族墓中的同类彩绘壁画。[126]与百济相邻的高句丽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壁画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四神图像，有韩国学者认为，宋山里6号墓的四神图像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四神图像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127]韦正则提出，宋山里6号墓的文化渊源有二：一是来自南朝地区；二是来自高句丽地区。[128]陵山里壁画墓位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陵山里，墓葬形制为封土石室壁画墓，墓葬包括封土、墓道和墓室，封土为椭圆形、周围发现护石设施，墓道位于墓室南侧中部，墓室由修凿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平面长方形，墓室中发现石砌棺床。藻井由大石块平铺而成。墓室四壁发现彩绘四神图（图22[129]），藻井部发现卷云纹、莲花纹等。该墓的墓葬形制、四神纹样与江西大墓等类似，据此推断，陵山里壁画墓及其纹样的出现应该是受到高句丽墓葬壁画的影响。

图22陵山里壁画墓白虎摹本

於宿述干墓位于韩国庆尚北道荣州郡顺兴面台庄二里，墓葬为封土石室壁画墓，由封土、墓道、墓室构成。[130]封土为圆形，墓道位于墓室南壁偏东一侧，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由石块砌筑，墓室入口处有石门一件，藻井部由两块大石板铺设形成。墓室及墓道均用石块涂抹形成地仗，地仗脱落严重，墓室及墓道东西两壁残存彩色壁画，墓道藻井部有莲花纹，石门表面残存人物图。石门的墓室一侧阴刻“乙卯年於宿述干”，根据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和铭文等可推测该墓葬的年代为6世纪末（595）。墓道藻井顶部的莲花纹、石门表面人物像与高句丽地区墓室顶部莲花纹、守门武士形象比较接近。

高灵古衙洞壁画墓位于韩国庆尚北道高灵郡高灵邑古衙二洞，墓葬为封土石室壁画墓，由封土、墓道、墓室构成。[131]封土为圆形，墓道位于墓室南壁偏东一侧，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由石块砌筑。墓室中有石块砌筑的石棺床两件，藻井部由七块大石板铺设而成。墓室及墓道均用石灰涂抹形成地仗，局部白灰脱落严重，墓室南壁上部残存草花纹，天井部残存莲花纹，墓道东壁下部残存红、黑色忍冬纹，顶部可以辨认有莲花纹、卷云纹，其中莲花纹保存较好。根据墓葬结构和壁画内容等可推测墓葬年代大体在6世纪末。该墓的墓葬结构、棺床设置、壁画纹样与高句丽同类壁画墓内容比较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古衙洞壁画墓与百济陵山里壁画墓有一定的相似性。[132]於宿述干墓石门的人物像与高句丽双楹墓、梅山里四神墓的同类图像比较类似。[133]我们认为，上述新罗、加耶地区的墓葬壁画在受到了高句丽墓葬壁画影响的同时，也不排除受到南北朝、隋唐墓葬壁画的影响。

火焰纹是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纹饰，源于中亚的贵霜帝国的火焰肩造型，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产生了焰肩佛和火焰背光。[134]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9曾出土一件双凤火焰纹冠饰（原文称铜饰片[135]），类似的火焰纹样在宁夏固原北魏漆棺墓也有发现，[136]东北地区的火焰纹主要见于冯素弗墓葬金饰[137]和高句丽墓葬壁画，如角抵墓、舞踊墓、桓仁米仓沟将军墓等，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地区的墓葬壁画或出土器物上都有与此相似的纹样，如高句丽龛神墓前室、双楹墓后室、安岳1号墓、百济武宁王陵冠饰[138]、新罗皇南大冢北坟漆器[139]和南坟漆器[140]、天马冢漆器[141]等。这种纹饰可能是受十六国时期佛像火焰纹的影响在中原地区产生后，经三燕地区传入临近的高句丽地区，受高句丽地区的影响最终到达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地区。

高松冢古墓位于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因为在坟丘上有松树，所以被称为高松冢。[142]1972年日本学者对高松冢古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封土石室壁画墓，封土呈圆形，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墓道和墓室用修凿规整的石块砌筑而成。墓室内绘有四神图、女子群像图、男子群像图、天象图等，其中日相、月相分别绘在青龙、白虎的上方，壁画直接绘于石壁上。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壁画内容等可推测墓主人为皇族和议政官一级的高级贵族，墓葬年代大体在7—8世纪。

龟虎古墓位于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墓葬为封土石室壁画墓，由封土、墓道和墓室构成。封土呈圆形，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墓道和墓室用经过修凿的石块砌筑而成，并且用白灰涂抹作为地仗。墓室内绘有四神图（图23[143]）、天象图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壁画内容等，可推测墓葬年代大体在7世纪末8世纪初。有学者认为，日本高松冢、龟虎古墓四神图、天象图等内容受到了唐朝或高句丽壁画墓的影响。[144]其中高松冢壁画中的女子群像构图及内容等与双楹墓等比较接近。

图23龟虎古墓玄武图

结语

2004年7月1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0项世界遗产。高句丽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壁画，这些墓葬壁画是高句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探索高句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材料。其中，壁画内容编年、壁画墓葬年代、墓主人等问题是高句丽墓葬壁画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上述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建立在高句丽陶器、瓦件、墓葬等基础编年上，也需要加强与高句丽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对比研究，以高句丽墓葬壁画为基础，科学地阐述高句丽的物质文化生活、精神信仰、建筑技术等问题。但是关于高句丽壁画墓葬的一些问题如墓葬编年与分期、壁画墓的墓主人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得出各方都满意的结果，因此，高句丽墓葬壁画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维持一个不断探索、深入研究、求同存异的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础材料得以公布，更多关心高句丽考古、高句丽墓葬壁画的学者积极参与和深入研究，高句丽墓葬壁画及其相关研究将会不断深入，高句丽考古将出现一个新的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