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者凭什么让日本人低头？他守的，是咱中国人不能弯的骨头

前言

1940年代的敦煌，风沙是这里的常客，卷着戈壁的碎石，打在莫高窟的崖壁上，像无数细小的鼓点。

就在这鼓点声里，发生过一件让当地人记了一辈子的事：几个日本学者站在莫高窟前，对着一个中国男人深深鞠躬，腰弯得很低，不是礼节性的应付，倒像是带着点说不出的敬畏。

后来有人说“日本人低头了”，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这份在绝境中不低头的坚守，让对方放下了傲慢，低下了代表敬畏的头。

这个中国男人，叫常书鸿。

他不是将军，不是官员，只是个留过洋的画家。

可就是他，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守了十七年，熬过断粮、家人走散、洞窟坍塌，把快被人忘在脑后的莫高窟，从废墟里拉了回来。

有人说他守的是壁画，是塑像，可他自己说：“我守的，是咱中国人不能弯的骨头。”

常书鸿一家

一、1935年巴黎：一张照片，砸了“人生赢家”的饭碗

1935年的巴黎，对常书鸿来说，是踩在云端的日子。

三十出头的他，已经是法国艺术圈里小有名气的画家。

油画《裸女》在巴黎春季沙龙展上拿过奖，画廊老板追着他签合约，刚在巴黎近郊买了带花园的小洋房，妻子陈芝秀是学雕塑的才女，女儿常沙娜刚会走路，绕着院子里的玫瑰丛跑，笑声能飘出半条街。

搁旁人眼里，这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中国人在法国混到这份上，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常书鸿自己也觉得，往后的日子，就该是在画室里调色，在沙龙上和朋友聊天，等女儿长大，送她去最好的艺术学校。

可命运的转折，往往比画布上的笔触还突然。

这年秋天，他去巴黎东方博物馆看展，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撞见了一张敦煌壁画的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有点模糊，可画里的飞天，飘带像要从纸里飞出来，反弹琵琶的仕女，姿态柔得像水，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刚劲。

常书鸿站在那，挪不开脚。

他学了十几年西方艺术，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自认见过不少好东西，可这张来自中国的壁画照片，像一把锤子，“咚”地砸在他心上——原来咱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艺术？

他赶紧去看照片下面的说明，一行小字让他浑身发冷：“敦煌莫高窟壁画，现藏英国博物馆。”

再往下翻，更多的照片跳出来：有的是被切割下来的壁画残片，贴在展板上；有的是洞窟里的塑像，脑袋被拧走了，只留个空身子；还有的，是外国学者拿着放大镜，在洞窟里测量的场景，背景里的壁画，被烟熏得黑一块黄一块。

旁边的管理员是个法国人，见他看得入神，凑过来说：“这些都是从中国敦煌来的，那里有上千个洞窟，可惜中国人自己不重视，现在好多文物都在英国、法国的博物馆里。”

常书鸿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不是羞，是疼。

他想起小时候在浙江老家，爷爷给他讲过“丝绸之路”的故事，说当年骆驼队从长安出发，带着丝绸瓷器，走到敦煌，会在那里歇脚，给佛窟里添点彩绘。

可他从没想过，那些故事里的佛窟，如今成了这副模样。

那天晚上，他在画室里坐了一整夜。

画布上的油彩干了，他没管；妻子送来的面包凉了，他没吃。

他脑子里反复转着那个管理员的话：“中国人自己不重视。”

第二天一早，他把妻子叫到跟前，说：“我要回国，去敦煌。”

陈芝秀以为他疯了：“你疯了？这里的日子不过了？敦煌是什么地方？那是戈壁滩，连水都喝不上！”

常书鸿没反驳，只是把那张壁画照片推到她面前：“那是咱们中国的东西，现在被人抢，被人糟践，没人管。我是学艺术的，我不去，谁去？”

他真就这么干了。

卖掉画室，退了洋房，把能换钱的东西都换了钱，带着妻子和女儿，登上了回国的船。

船开的时候，朋友来送他，摇着头说：“书鸿，你这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啊。”

常书鸿望着大海，没说话。

他不知道敦煌等着他的是什么，只知道有件事，他必须去做。

二、1941年敦煌：他把破庙当家，却挡得住豺狼

从巴黎到敦煌，常书鸿走了整整半年。

坐火车到西安，再换汽车到兰州，最后只能骑骆驼——没有公路，只有漫天的黄沙，骆驼走一步，陷进沙子里半步，女儿常沙娜坐在骆驼背上，哭着说“爸爸，我要回家”，常书鸿只能把她抱在怀里，指着远处的沙丘说：“快了，到了那里，有好多好看的画。”

等真站在莫高窟前，他才知道，自己想象中的“艺术圣地”，其实是个没人管的“破院子”。

一千多个洞窟，大部分连门都没有，风沙直接灌进去，壁画被吹得起皮，有的地方整块往下掉；

当地的村民不知道这是文物，缺柴烧了，就到洞窟里拆木头，甚至有人用壁画当柴火灶的挡墙，烟熏火燎，把好好的壁画熏成了黑炭；

更可气的是，之前斯坦因、伯希和这些外国人来“考察”，用低价骗走了不少经书，还把一些壁画切割下来，打包运走，留下的洞窟，像被人剜了肉的伤口。

常书鸿找了个破庙当住处，庙里的墙都塌了一半，晚上睡觉，能看见天上的星星。

陈芝秀抱着女儿，坐在破庙里哭：“你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是要我们死在这里吗？”

常书鸿没哭，他只是第二天一早，就拿着一把扫帚，进了洞窟。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画画，是打扫——把洞窟里的沙子扫出来，把被熏黑的壁画用软布轻轻擦干净，把塌下来的土石堆到一边。

没有经费，他就把自己卖画剩下的钱拿出来，买扫帚、买宣纸、买颜料；

没有帮手，他就去附近的村子里招人，给人家管饭，教人家怎么用软布擦壁画，怎么小心地搬运残片。

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他当了首任所长，可经费少得可怜，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他带着学生开荒种地，在沙地里种麦子、种蔬菜，沙子里掺着石子，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收的粮食不够吃，就掺着野菜煮。

有一次，粮食断了三天，他和学生们就靠喝戈壁滩上的咸水度日，有人饿晕了，他就扶着人家，说：“再坚持坚持，等麦子熟了，就有吃的了。”

可比饿肚子更难对付的，是那些想来“占便宜”的人。

1941年的一天，莫高窟的风沙比往常更烈。

几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人，带着翻译，找上门来。

为首的那个，叫松冈茂，是日本美术学者（东京某研究机构研究员），之前听说过常书鸿在敦煌修复壁画，这次来，说是“学术考察”。

常书鸿把他们迎进破庙，松冈茂坐下来，没说几句，就直奔主题：“常先生，我们知道你们经费困难，我们可以提供资助，只要你们能给我们几幅‘不重要’的壁画残片，或者让我们带几尊小型塑像回去研究。”

常书鸿的脸一下子沉了。

他知道，这些所谓的“不重要”，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贝。

他没直接反驳，只是给松冈茂倒了杯咸水：“松冈先生，你看这莫高窟的壁画，每一笔，都是千年前的中国人画的，是我们的根。就像你们日本的富士山，是你们的根，要是有人想把富士山的石头挖走，你们愿意吗？”

松冈茂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子上：“这是伪政府的批文，他们已经同意我们‘考察’了，常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

常书鸿拿起批文，看都没看，就撕了个粉碎。

纸屑飘在破庙里，被风沙卷了出去。他站起来，指着门口：“松冈先生，请你们出去。莫高窟的东西，一片纸、一块石头，都不能带出去。”

翻译慌了，赶紧劝：“常先生，别冲动，他们是日本人，不好惹的。”

常书鸿瞪了翻译一眼：“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轮不到外国人来指手画脚。要惹，我就跟他们惹到底！”

松冈茂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穿着补丁衣服、住在破庙里的中国人，居然这么硬气。

他盯着常书鸿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带着人走了。

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莫高窟的崖壁，眼神里有点复杂。

后来，有人问常书鸿：“你就不怕他们翻脸？”

常书鸿笑了笑：“我怕什么？我守的是祖宗的东西，就算死在这里，也对得起良心。”

常书鸿

三、最苦的日子：妻子走了，儿子差点埋在洞窟里

常书鸿的硬气，是给外人看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最让他难受的，是家人的离开。

陈芝秀实在受不了敦煌的苦。

1944年，她给常书鸿留了一封信，说“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要带女儿去重庆，你要是想我们，就来重庆找我们”。

可那时候，常书鸿正在修复一个快要坍塌的洞窟，走不开。

等他把洞窟稳住，赶到重庆时，陈芝秀已经带着女儿走了，说是去了上海，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妻子走了，常书鸿没哭，只是把那封信揣在怀里，揣了好多年。

他知道，是自己对不起她们，把她们带到这种地方，让她们跟着受苦。

可他不能走。

他走了，莫高窟怎么办？

那些还没修复的壁画怎么办？

那些跟着他的学生怎么办？

他只能把心思都放在莫高窟上。

白天，他在洞窟里修复壁画，教学生临摹；

晚上，他在破庙里整理资料，把每一幅壁画的位置、内容、破损程度都记下来，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

更惊险的一次，是儿子常嘉陵差点丢了命。

1947年，常书鸿带着儿子和几个学生，修复一个上层洞窟。

洞窟的顶部已经裂了缝，他们用木头撑着，一点点清理上面的土石。突然，“咔嚓”一声，一根木头断了，顶部的土石哗啦啦往下掉。

常嘉陵当时正在洞窟里递工具，眼看土石就要砸到他身上，常书鸿扑过去，把儿子推到一边，自己被一块石头砸中了胳膊，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学生们赶紧把他扶出来，找附近的郎中包扎，郎中说：“还好没砸到骨头，要是再偏一点，这条胳膊就废了。”

常嘉陵抱着他的胳膊，哭着说：“爸爸，我们回家吧，我不要在这里了。”

常书鸿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傻孩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啊。你看那些壁画，等我们修好了，以后会有很多人来这里看，他们会知道，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艺术。”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常书鸿躺在床上，胳膊疼得睡不着，他望着窗外的星星，想起了在巴黎的日子，想起了妻子和女儿，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他不是铁打的，他也会疼，也会想家人，也会累得想放弃。

可每当第二天早上，他看到阳光照在莫高窟的崖壁上，看到那些被修复的壁画一点点露出原来的颜色，他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先生，您在这里守了这么多年，到底图什么？”

常书鸿指着洞窟里的壁画，说：“你看那幅《反弹琵琶》，千年前的画家，把最美的姿态画在这里，就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这么灿烂的文化。要是我们现在不管，等这些壁画都塌了，都没了，后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说我们把祖宗的东西弄丢了？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他就这么守着。

从青丝，守到白发。

戈壁滩的风沙，把他的脸吹得粗糙，把他的背吹得有点驼，可他的眼睛，还是像刚到敦煌时那样，亮得很——那是对文化的敬畏，对根的坚守。

四、后来的事：他没离开，也没人能拿走敦煌的一分一毫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来的敦煌研究院），常书鸿还是在这里当所长。

政府给了经费，派了人手，莫高窟的保护工作，终于不用再靠他卖画、开荒来维持了。

他更忙了。

不仅要修复壁画，还要组织人整理敦煌遗书，编写《敦煌壁画集》，把敦煌艺术介绍给更多的人。

他常说：“敦煌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中国的，是全世界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守护，还要让更多人知道它的美。”

那些曾经想来“占便宜”的外国人，再也不敢提“拿”文物的事了。

他们来敦煌，都是带着尊重来的，有的是来学习，有的是来参观，临走时，都会对常书鸿说：“您为敦煌做的事，值得所有人敬佩。”

1956年，松冈茂又来到敦煌。

这时候的他，已经退休了，头发都白了。

他见到常书鸿，第一句话就是：“常先生，您还在这里。”

常书鸿笑着说：“我在这里，敦煌就在这里。”

松冈茂跟着他，看了修复好的洞窟。

那些曾经被烟熏黑的壁画，现在干净了，色彩鲜艳；那些曾经塌了一半的洞窟，现在用石头砌好了，安上了木门。

松冈茂站在《反弹琵琶》前，看了很久，说：“当年我以为，你们守不住这里，没想到，你们不仅守住了，还让它变得更好了。”

临走时，松冈茂对着常书鸿，又鞠了一躬，这次，腰弯得更低。

他说：“常先生，您守的不是文物，是中国人的骨气。有您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文化，丢不了。”

常书鸿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知道，松冈茂说对了——他守的，从来不是那些冰冷的石头和颜料，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骄傲，那份对文化的坚守。

后来，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回来了。

她长大后，也成了一名艺术家，专门研究敦煌艺术，把敦煌的图案用到了现代设计里。

常沙娜问他：“爸爸，当年你为什么非要守在这里？”

常书鸿指着莫高窟的崖壁，说：“你看，这里的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故事，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我守在这里，就是想让这些故事，一直传下去。”

1962年，常书鸿因为身体不好，离开了敦煌，去了兰州。

可他的心，一直留在那里。

他经常给敦煌研究院写信，问壁画的修复情况，问学生们的学习情况。

有时候，他会坐着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回到敦煌，看看那些洞窟，看看那些他守了一辈子的地方。

1994年，常书鸿在兰州去世，享年88岁。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送回了敦煌，埋在了莫高窟的崖壁下。

他终于可以永远地守着这里了。

结尾

如今的莫高窟，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有几百万游客来这里参观。

人们站在那些精美的壁画前，惊叹于千年前的艺术，却很少有人知道，几十年前，有一个叫常书鸿的画家，在这戈壁滩上，用一生的时间，守护着这些宝贝。

有人说，常书鸿是“敦煌的守护神”。

可他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莫高窟的风沙，还在吹。

吹过崖壁，吹过洞窟，吹过常书鸿的墓碑。

风沙吹老了岁月，却吹不弯中国人的脊梁。

所谓守护，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在别人都走的时候，你偏要留下来；

所谓骨气，也不是跟人争凶斗狠，而是就算只剩一口气，也绝不把祖宗的东西给外人。

常书鸿用一生证明：

中国人的根，扎得深；

中国人的骨头，硬得很。

只要还有人愿意为这份根与骨坚守，我们的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 ​​​

参考文献

1. 常书鸿. 《九十春秋——常书鸿回忆录》[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2. 常沙娜.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敦煌》[J]. 敦煌研究, 2004(03).

3. 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百年图录》[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4. 段文杰. 《敦煌艺术研究五十年》[M].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