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无名亦荣光：国家的原子弹，比十个诺贝尔奖都重！

1964年10月16日，戈壁滩上腾起蘑菇云，冲击波掀翻了观测站的铁皮屋顶，爆心的沙石被高温熔成玻璃状。

人群里有个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手指掐进掌心，嘴唇抿成一条线，没人知道他叫王京，更没人知道这声巨响，藏着他五年没说出口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莫斯科来的最后一班专列驶离北京，车厢里装着全部核资料，车窗外站着的苏联专家朝送行的人冷笑：“没有我们，你们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但有个戴眼镜的专家，偷偷塞给中方联络员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你们有王就够了。”

此刻在戈壁滩上，这个叫王京的人望着蘑菇云，突然蹲下身，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1956年的杜布纳研究所，他站在黑板前写公式，那时他还不叫王京。

1928年在柏林大学，他攥着草稿纸冲进迈特纳教授办公室，纸上画着中子存在的预言公式，教授扫了一眼说“年轻人别好高骛远”，两年后查德威克凭类似发现拿诺贝尔奖，他把那张草稿纸压进箱底。

上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的实验室里，他趴在煤油灯下写《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铅笔尖戳穿了稿纸——这方案后来被美国物理学家莱因斯拿去做实验，1995年莱因斯捧走诺贝尔奖时，讲台上特意提到“受王淦昌先生1941年论文启发”。

1956年杜布纳研究所的粒子加速器前，他带着团队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苏联《真理报》整版报道，西方媒体称“下一个诺奖得主已定”，那时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还锁着1950年回国时周总理送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为人民服务”。

1961年春天，北京来的密电送到杜布纳研究所，牛皮纸信封上只有一行字：“祖国需要你回国”，他把正在写的论文锁进抽屉，对助手说“我去趟邮局”，再回来时，行李箱里只装了两件衬衫和那张三寸照片。

回到北京的那个晚上，组织找他谈话，让他在名单上签字。

名字栏空着，旁边用红笔写着“保密期间使用化名”。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半支烟的功夫，提笔在纸上写了个“王”字，顿了顿，又添了个“京”。

从那天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所有公开资料里消失了，研究所的档案、学术期刊的作者栏、甚至家里的信箱，都换成了“王京”。

他把杜布纳研究所的聘书锁进银行保险柜，把诺贝尔奖提名的推荐信塞进灶膛烧了，临走前，他去学校看了一眼正在上课的儿子，隔着窗户站了十分钟，没敢进去打招呼——怕孩子喊出“爸爸”两个字，把身份暴露了。

火车在荒漠里开了三天三夜，到站时，站台牌子上写着“青海马兰”，接站的干部递给他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缸底还刻着个模糊的“京”字。

马兰基地的土坯房墙皮一刮就掉渣，冬天没暖气，钢笔水冻得堵笔尖，夏天地表温度能煎熟鸡蛋，他带着团队住地窝子，帆布帐篷漏雨，夜里听着隔壁帐篷的咳嗽声写方案。

苏联人带走了全部数据，他们就从最基础的爆炸力学算，用算盘打冲击波公式，二十几个人轮着算，算完用麻绳捆成数据堆，堆得比人还高。

1962年秋爆轰试验出了偏差，他带着技术员往爆心冲，防护服都没穿，抓起辐射剂量仪就往弹坑跑，指针直接打到最大值，身边的战士拉他，他吼“数据要紧”，那一次，他三天没排尿。

后来每次试验，他都把女儿织的毛衣揣怀里，毛衣磨出了洞，露出的线头沾着戈壁滩的沙砾。

他走的那天早上，妻子张月娥正在给小儿子缝棉袄，他突然说要出远门，只带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物和那副从德国带回来的老花镜，只说了句“去执行任务”，连地址都没留，从此家里的信箱再也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张月娥每天照样上班、买菜、接送孩子，只是夜里总把他的枕头放在床头，一放就是十七年。

大儿子王德基从初中问到高中，每次张月娥都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说“在很远的地方工作”，直到1964年10月16日那天，收音机里播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儿子突然说“爸爸是不是去干这个了”，张月娥没说话，只是把收音机音量调大了些。

那十七年里，他只回过三封家书，每封都用部队代号落款，内容永远是“一切安好勿念”，有一次信里夹了片干枯的骆驼刺，张月娥把它夹在《毛主席语录》里，每天翻到那一页都要摸一摸。

1964年10月16日凌晨，戈壁滩的风裹着沙粒打在帐篷帆布上，像有人用指甲刮铁皮，王京盯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指针，指节泛白——这是最后一次调试，铅封已经焊死在弹体上。

总控室里烟雾缭绕，有人数着秒表，声音发颤：“还有十分钟。”

他摸了摸口袋，里面是张揉皱的纸条，写着“注意辐射”，是昨天技术员塞给他的，字迹歪歪扭扭。

倒计时喊到“零”的时候，他没看表，眼睛盯着地平线，先是一道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比太阳还亮，接着是闷雷似的轰鸣，地动山摇，观测站的木桌子在地上跳，桌上的搪瓷缸子摔下来，水洒了一地。

人群里不知谁喊了声“成功了”，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抱着仪器转圈，王京站在原地没动，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吐出的痰里带着血丝——这是老毛病了，去年冬天在爆心取样落下的。

通信兵冲进帐篷，举着电报喊：“北京来电！周总理说‘很好，祝贺你们’！”

他接过电报，指尖在“祝贺”两个字上划了划，突然想起三年前苏联专家走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没这个本事”，现在那声音好像被风吹散了。

远处的蘑菇云还在往上蹿，云顶的烟柱和蓝天连在一起，像根白柱子戳在戈壁上，他蹲下身捡起那片骆驼刺，塞进贴胸的口袋，沙子落进脖子里，他没拍，只是望着那朵蘑菇云慢慢散开，像朵巨大的棉花糖，在蓝天上飘着，飘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主席台第二排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胸牌上印着“王淦昌”三个字，台下有人窃窃私语：“这不是那个‘王京’吗？”

他听见了也没回头，手里攥着那份关于惯性约束聚变的建议书，纸角都磨卷了。

这年他七十一岁，重新用回本名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学生跑遍全国高校，说服教育部开设等离子体物理专业，黑板上画的聚变装置草图，和十五年前戈壁滩上画的原子弹图纸，用的是同一种蓝铅笔。

有人替他算过，当年若不回国，1956年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就该拿诺贝尔奖，1995年莱因斯凭中微子实验获奖时，领奖台上还特意提到他1941年的论文——这些话他听见了，只笑笑说：“国家的原子弹，比十个诺贝尔奖都重。”

1986年春天，他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三位老科学家在会议室里关了三天，出来时手里多了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后来这文件成了“863计划”的起点。

那天他从科技部出来，在长安街上走了很久，看见橱窗里摆着进口彩电，突然想起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有人说“你们造不出原子弹，更造不出这些”，现在北京的商场里，国产电视机已经占了半壁江山。

晚年他住在中关村的老楼里，客厅墙上挂着张黑白照片，是1964年蘑菇云升起那天，他蹲在戈壁滩上，怀里揣着那片骆驼刺，照片里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个军绿色的背影。

九十岁生日那天，所里的年轻人来祝寿，他翻出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三枚奖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指着奖章对学生说：“这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所有没留下名字的人。”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风吹进来，吹动了他桌上的论文稿，稿纸上写着《21世纪核能发展展望》，钢笔字依旧遒劲有力，只是末尾的签名，“王淦昌”三个字的最后一笔，拖得特别长，像一条路，从1961年的戈壁滩，一直通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