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钱袋子：一场打不赢的财政战争

咸丰元年（1851 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身边拢共就两万多人，手里的银子连三个月军饷都撑不起。可谁也没想到，这群穿着破烂的太平军，居然能一路打进南京，还定都建了 “天国”—— 这背后藏着的，根本不是什么 “天父下凡” 的神迹，而是一场从头到尾没理顺的财政乱仗。

要聊太平天国的财政，得先看清朝给逼出来的烂摊子。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打完，清朝赔了 2100 万西班牙银元，相当于 1500 多万两白银，几乎掏光了国库。为了补窟窿，朝廷把赋税往地方摊，各省又层层加码，到了广西这穷地方，一亩地的税从原来的 3 钱涨到了 1 两，还不算 “火耗”“羡余” 这些苛捐（《清实录》里咸丰元年广西巡抚的奏报，说 “民田十亩，输赋一亩”）。

洪秀全老家花县本就穷，后来去广西传教，见的全是被逼得卖儿卖女的农户 —— 有农户为了交粮税，把耕牛卖了还不够，最后只能把女儿卖给地主当丫鬟（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里，记过他在广东见的类似场景，说 “粤西之苦，更甚粤东”）。这种时候，洪秀全喊出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其实就是戳中了百姓最痛的地方：不是想反，是实在交不起税，活不下去了。

金田起义

一开始太平军的钱袋子，全靠 “打土豪”。金田起义后，先打永安，抄了当地地主的粮仓，得粮 10 万石；又打武昌，把湖广总督衙门的银库（就是现在的武昌粮道街）搬空，光银子就有 120 多万两（《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里存着太平军将领的奏报，说 “武昌之银，足支全军三年”）。这种 “以战养战” 的法子，初期特别管用 —— 毕竟清朝的官绅地主攒了几百年的家底，一抄一个准。

可等定都天京（南京）后，麻烦就来了。城里几十万人要吃饭，军队要打仗，总不能天天靠抄家过日子。洪秀全和杨秀清琢磨出个 “圣库制度”：不管是士兵还是百姓，所有财产都要上交 “圣库”，吃穿用度全由圣库统一分配。按《天朝田亩制度》里的说法，是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听着挺公平，可实操起来全是漏洞。

首先是收不上来东西。江南的乡绅要么跑了，要么把财产藏起来，太平军搜半天也搜不到多少；普通百姓自己都没饭吃，哪有东西上交？其次是管不住开销。杨秀清住的东王府，光是伺候的太监就有 1000 多人，每天吃饭要上 108 道菜，这些钱全从圣库里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太平天国亲历记》里，说东王府的开销 “堪比清朝皇帝”）。到了咸丰四年（1854 年），天京的圣库就快空了，洪秀全没办法，只能下令 “照旧交粮纳税”—— 说白了，就是又走回清朝收农业税的老路，之前喊的 “均田” 口号，全成了空话。

贰

“照旧交粮纳税” 一出台，太平天国的财政就开始走下坡路。不是说收农业税不对，而是他们根本没搞懂怎么收 —— 清朝好歹有县衙、里正这些基层组织，太平军打下一地，先把旧官员杀了，新的税吏又没培养出来，只能靠当地的地主或乡绅帮忙收税，结果就是这些人层层克扣，到圣库里的银子连一半都不到。

比如在苏福省（现在的苏州一带），太平军规定每亩地交粮 3 斗，可乡绅代收时，硬改成交 5 斗，多出来的 2 斗全进了自己腰包。百姓怨声载道，有人直接跑去找太平军告状，可太平军的将领要么不管，要么收了乡绅的好处，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太平天国印书》里有百姓的请愿书，说 “吏胥如虎，民不聊生”）。

更要命的是，太平军还得跟清朝的湘军、淮军拼钱。曾国藩的湘军怎么筹钱？一是 “厘金”—— 在水陆要道设卡，不管是运粮食还是运布匹，都要抽 1%-5% 的税，光是长江沿线的厘金局，每个月就能收 20 万两（《湘军志・饷章》）；二是 “劝捐”—— 让富商捐钱，给个 “监生”“同知” 的虚头衔，湖南一省就收了 80 多万两。

反观太平军，除了农业税，就没别的稳定财源。虽然也搞点商业税，比如在天京的商铺收 “店捐”，可商铺大多被战火毁了，收不了几个钱；想跟洋人通商赚点钱，又被清朝和洋人联手封锁 —— 上海的洋行本来想跟太平军买生丝，结果英国军舰直接封锁了长江口，谁敢跟太平军做生意就扣谁的船（英国国家档案馆 TNA 的《中国战争档案》里，有 1861 年英国领事的命令，说 “禁止与叛军通商”）。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财政已经烂到根子里。李秀成在苏州打仗，军饷都发不出来，士兵只能靠抢百姓的东西过活 —— 有百姓跟李秀成告状，李秀成也没办法，只能叹着气说 “我亦无粮，奈何”（《李秀成自述》）。这种时候，太平军早就不是什么 “救苦救难” 的队伍了，跟清朝的官军比，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更荒唐的是，太平天国的高层还在忙着内讧。天京事变时，杨秀清、韦昌辉杀来杀去，不光死了几万人，还把圣库里仅存的银子给挥霍了 —— 韦昌辉为了收买人心，给手下的士兵每人发 5 两银子，一下子就花掉了 20 多万两（《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里有记载）。经此一闹，太平天国的财政彻底垮了，后面就算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能打将领，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叁

洋人在这场财政战争里，其实扮演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的角色。一开始，洋人还喊着 “中立”，其实是想看看哪边能给他们更多好处。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打下苏州，英国领事跑去见李秀成，想跟太平军签通商协议，李秀成也答应了，说 “只要你们卖军火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们最优惠的关税”。

可英国人转头就变了卦 —— 因为清朝给的好处更多。当时赫德已经掌控了清朝的海关，他跟英国政府说 “帮清朝灭了太平军，我们就能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每年能赚几百万两银子”（《中国海关档案》里赫德的报告）。果然，英国不仅不卖军火给太平军，还派戈登带着 “常胜军” 帮清军打仗，军费全从海关收入里出 ——1863 年，上海海关收入的 60% 都给了 “常胜军”，相当于每年给英国人送 300 多万两。

戈登和洋枪队

有了洋人的钱和军火，清军的底气一下子足了。曾国藩的湘军买了英国的恩菲尔德步枪，李鸿章的淮军配了克虏伯大炮，而太平军手里还是大刀长矛，偶尔有几杆洋枪，也是从清军那里缴获的旧货。同治三年（1864 年），湘军攻天京时，太平军连城墙都修不起，只能靠百姓凑砖，而湘军天天用大炮轰城，最后天京被攻破，太平天国灭亡，说到底，还是输在了钱上。

其实太平天国不是没有机会扭转财政困局。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提过，要搞工商业，开矿山、修铁路、办银行，还说要 “与番人并雄”，跟洋人公平通商。可这些想法太超前了，当时太平军连地盘都不稳，哪有心思搞这些？而且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内部没实权，他的建议根本没人听 —— 李秀成、陈玉成这些将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打仗，根本不管什么财政改革。

更根本的问题是，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没搞懂 “财政” 的本质。他们以为靠 “圣库制度” 就能实现 “人人平等”，靠 “打土豪” 就能永远有钱花，却不知道财政需要稳定的税源、有效的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反观清朝，虽然也腐败，但曾国藩、李鸿章搞出了厘金、海关这些新财源，还争取到了洋人的支持，就算是 “烂船”，也比太平天国的 “无船” 强。

肆

回望太平天国的兴衰，其实就是一场 “钱袋子的战争”。从金田起义时靠抄家凑军饷，到定都天京后搞 “圣库制度”，再到后期靠加重赋税过日子，太平天国的财政始终在 “短期掠夺” 和 “长期稳定” 之间摇摆，最后因为没找到可持续的财源，加上内讧和洋人的干预，彻底崩盘。

湘军攻破天京

这场战争留下的教训，比任何口号都实在：一个政权，不管喊多好听的口号，要是没稳定的财政，就是空中楼阁。清朝虽然赢了，但也没好到哪去 —— 厘金导致地方割据，海关被洋人控制，为后来的甲午战败、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而太平天国的失败，更证明了 “光靠激情和口号，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百姓跟着你造反，是想活下去，不是想天天饿肚子，一旦你连饭都给不了他们，他们就会离你而去。

现在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巧合：明朝因为收不上工商税而灭亡，太平天国因为没搞懂财政而失败，其实都是没跟上时代的脚步。一个政权要想长久，就得学会变通 —— 该改的制度要改，该找的财源要找，不能抱着老一套不放。就像现在，我们会针对电商、直播这些新行业调整税收，就是为了让财政跟上时代，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说到底，财政不是简单的 “收钱”，而是 “怎么让钱为社会服务”。太平天国忘了这一点，或者说它压根就没这个概念，所以它失败了；清朝也没做好这一点，所以它最后也灭亡了。历史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钱袋子稳了，政权才能稳；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国家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