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 | 零的旅行

阿舍

零的旅行

《十月》2025年第5期

1

初冬，一个周末黄昏，夜幕初降，母亲端着茶杯坐在我的对面，窗外是渐次点亮的万家灯火。我是这家餐厅的常客，进门后跟餐厅主人打过招呼，我们在靠窗的一张餐桌边落座。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维吾尔族男人前来为我们倒茶，他是餐厅主人的父亲，从伊犁才来银川不久，我和他不熟，也就没有多语。倒完茶，他没有离开，只用满含惊喜的目光，恭敬地凝视着母亲，宛如见到契阔的亲人。母亲放下茶杯，睁大浓黑的眼，微微含笑，也看着他。

一张维吾尔人的脸，母亲的容貌能让每一个维吾尔人认出她是谁。问候之后，他们开始用维吾尔语聊天，话语间笑声频频。这种情况下，我会失声又知趣地坐在一旁，绝不打扰母亲。餐厅里人不多，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母亲跟任何时候一样并不主动，她不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只是友好又礼貌地回应。

就像汉语将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发音标准一样，现代维吾尔语以乌鲁木齐语音为标准音，母亲自小生活在南疆，她的维吾尔语却是一口纯正的乌鲁木齐口音。大概觉得我被撇在一边，当餐厅主人的父亲夸奖了她的维吾尔语发音之后，母亲转过脸来向我解释和翻译。我自己添了茶水，挥挥手示意她可以无视我的存在。

话聊多了，他们再说什么我便完全不懂。没多久，母亲出了状况，她磕巴起来，连连忘词，句子的停顿越来越多。交谈速度慢下来，先初，她停下片刻，倒吸口气，慢慢还能把那些无法及时赶到的词语捞回口中，神情因此也还自如。餐厅主人的父亲极有耐心，他早就拿了把椅子坐在母亲对面，但母亲磕巴和中断的时候越来越多，他显然意识到了什么，眉间的喜悦转为担忧，凝视她的神色像在探望一个生病的长辈。母亲越来越吃力，有一回，她努力了两次，都没能完成一个她自认为会说的语句。失败让她一边叹气一边摇头，沉默片刻，张开的嘴终于无可奈何地闭住，然后将目光从餐厅主人父亲的脸上缓缓移到了我的脸上。我也看着她，她求助似的望着我，像是希望我帮她挡开一件让她无力承受的事情。良久，她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我因为担心张口问她，她才用一种极力压制住内心震惊的失落口吻对我说——我说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说。

话音落下，母亲半张着嘴，口中嗫嗫又嚅嚅，似乎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想要解释却又知道解释不通，于是用她乌黑的眼睛失神地看着我，仿佛祈求我的原谅。我吓了一跳，被母亲的语气和神态。一模一样！她简直是在重复四十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乌鲁克镇团部家属区的土坯平房里，我大概只有六七岁，一个晴朗的冬日，正午，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她在整理床铺，屋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叔叔进来，递给母亲一份电报。看完电报，看似平静的母亲跌坐在床边，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干瞪着墙角，愣怔发呆。我在方桌边做作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嘴傻看着母亲，气也不敢出。阳光移到我和母亲中间，淡金色的光束中，灰尘像小虫子一样往上爬，我紧张地扑打，生怕它们挡住我的视线。回过神后，可能太想找人说些什么，母亲终于转过脸来，用一种求救似的语气告诉说：“咏啊，你的姥姥没有了，你见不到她了，她都没能好好看看你。”母亲一贯强势，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无助又茫然的样子，听到她如此虚弱的语气，反倒被她吓坏，猛然放声大哭。

母亲和母语，大概真有冥冥中的联系吧，隔着四十年，被我这个旁观者从一束同样的目光里嗅出迹象。我叹口气，将记忆扯回眼前，攥住母亲放在桌上的一只手，她的手又干燥又温暖，安慰她不要紧。我也老忘词，何况你，我说。不只是忘词，还有不知道怎么说了，词在嘴边，也组不成句子。母亲纠正我。饭菜正好上来，餐厅主人的父亲借此机会，离开我们去了后厨。

我将母亲从新疆接到宁夏已经三年，维吾尔语正从母亲的舌头上溜走，不管因为环境抑或年纪，都将与日加剧。想到母亲在那一刻的无助，这件事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结。母亲干吗要跟我说这些呢？她说一口漂亮的维吾尔语，但是她却没有将维吾尔语放在我的舌头上；当与维吾尔人交谈，她始终用这种语言将我隔在一边，仿佛无需我的进入与陪伴，仿佛维吾尔语以及这个语言后面的世界只是她一个人的事情。这件她自己的事，现在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然而，这件与生俱来的担忧，母亲不对我说，还能同谁说呢？谁能像我一样理解和熟悉她的“不会”与“忘记”呢？尽管打我出生，她就毫不犹豫地挡在我与维吾尔语之间，坚定地让汉语成为我的母语，但维吾尔语的气息早已由内而外，透过她的体态与语调进入我的生命，以缺失的形态成为我的一部分。是的，我是说，缺失也是一种存在，仿佛一只等待被填充的无害的气囊，空瘪无物，长在我生命的某个角落。

母语正从母亲的舌头上悄然退离，逐年衰老的身体还能让她唤回和复苏她的母语吗？为此我曾想出一个帮助她的办法，我说：“要不你现在教我吧，边教边想，实在想不起来，我们就查字典。”母亲勉强笑笑，似乎还有一丝不理解，我为什么在人至中年后，开始计较她把我和维吾尔语隔开这件事，所以我猜她必不情愿。这个本应在襁褓中通过轻唤与呢喃流进我身体里的语言，现在要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发音部位、单词记忆的反复训练，这件事对她而言，或许每分每秒都暗含着一种指责——都怪你，为什么当初不教。另一个，明显是她心底的傲慢，在为自己进行辩解时，她说她曾经试过我的舌头，“你的舌头硬得像根棍子，根本弹不起卷舌音”。这是事实，我发不出漂亮光滑的卷舌音，但将此作为原因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在母亲测试我舌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汉语说话，而当时的她不曾教会我任何一个维吾尔语词汇或者句子，例如：阿帕、阿娜（维吾尔语妈妈、母亲的意思）。是语言在创造舌头，而舌头，这个由一系列软组织结构而成的人体器官，则以饱含奇迹的构造等待被唤醒、被塑造、被激励。语言之内有音乐、有大自然、有情感、有想象，当一种语言落在婴儿粉嫩的舌头上，这种语言所包含的所有，就创造和改造了这只可以为万物命名的舌头。但是，我如何能够向我已过七旬的母亲阐释语言与舌头的关系？我做不到，更狠不下心试图让她理解，高血压、慢阻肺、脑萎缩、记忆衰退……即便她的生命力仍旧顽强。

在母亲那里，她为自己进行的辩解一直是成立的，这是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最后，我衰老却仍然聪慧的母亲答应教我，因为她知道，这一番看似要她负起责任的教与学是不会有结果的，她料定我当年没有天赋，现在更无法从她的嘴里取出这门语言，她无法道明原因，但她知道，我和她之间必然会隔着这门语言，在这门语言的两边，她是她，我是我。

结果真是这样。我们之间的教与学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我让她用维吾尔语跟我说话，从一天的第一句话开始，从每一个问候到每一个需要。事实上，我们都做不到。我是个笨学生，她是个没有耐心的老师。一句普普通通的日常交流，我说完就忘，更羞于进行大声练习和重复，而她被我的要求或者提醒惹烦了的时候，会回头甩我一句不知其意的维吾尔语，刹那间，我被打回起跑线，瘫坐其上，任由挫败感折磨至绝望。

这件事因此不了了之，我们谁也没有追究对方的不是。没有不是，我和母亲都知道，凭我们自身，填补我身体里那个空瘪的气囊已无可能，这门语言在这里的缺失——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已令我们母女无能为力。这以后，我们退回到原地，以一贯的方式用汉语自如地说话，并且不再提起此事。

我能感到母亲为此长舒一口气，因为此事对她来说到底是一种责任，即便只是弥补。这多少令我有些自责，在这个年纪上，我还能要求母亲为我尽责吗？当年，在她以一种固执的无法说清的原因拒绝将维吾尔语放在我的舌头上时，她就做出了扔掉这个责任的选择，或者，她从未意识到这是母职之一，因此从不认为这件事有任何必要性。

因此，比起我的“不会”，维吾尔语从母亲口中的走失是一次“有”的生命之旅，是一种语言在人类舌头上的一次命运。在我这里，则是“零”，是“无”，如果我想开启这样一段旅程，只能自己从零开始。

2

那段时间，母亲住在我家，偶尔无事，我就鼓励她写写自己的过去。活动手指，锻炼大脑，又消磨了时间，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母亲最初拒绝，以为我要让她写书当什么作家。想到什么写什么，越是大白话越好，我说。母亲这才犹犹豫豫答应了我。但是动笔时，母亲绷紧脸颊，又皱起眉头，郑重严肃的神情既令我担忧，又让我不解。第一天，母亲写了两页纸，那些只有一分硬币大小的黑色毛笔字一行接一行、密密麻麻挤占了整个纸张。

开宗明义，这章法不知她从哪里知道的，她首先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然后从自己的出生讲起，语言自然，思路清晰。起句是：“我爸是汉人，我妈是维吾尔人。我妈说，我是树叶落下来的时候出生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家里也年年为她庆生，但她为什么要在这里模糊掉自己的出生时间，真是奇怪。母亲的记忆很快出现跳跃，接下来她直接说到了自己母亲的去世，“我妈死得早，我妈死的时候，我想起我姥姥的话，我姥姥也是维吾尔人，小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妈妈是天上的太阳，妈妈没有了，天就黑了”。

我将两页纸的内容仔细读过两遍，尤其记下姥姥和太姥姥的话。我只在幼年时代见过姥姥的照片，太姥姥则根本只是一个称呼或者词汇，所以这两句话成为两位祖母由我母亲传至我手中的唯一遗存。一直以来，写着这两句话的纸页都被我收在窗台下的一沓生宣纸里，每当我走过或者瞥去一眼，它们都会自动从我口中发出声来。奇异正在这里，我越是熟悉它们，它们却越显得陌生。揣摩再三，有一天，我找到了原因。“我是树叶落下来的时候出生的”，时间因此漫漶混沌；“妈妈是天上的太阳”，母性因此跃居在万物之上……日常直接对应于自然，语言因此饱含诗意。它们是维吾尔人的修辞，来自维吾尔人感知时间和描绘万物的思维，而只会说汉语的我，表情达意，则在另一个语词的国度里。

没能把维吾尔语放在我舌头上，却又情不自禁让这种语言进入我的视野，点缀我的周身，让它的气息看似无意地流过我的日常。但这似乎又是必然，谁能摆脱铺放在生命底部的底色呢？

为此我一再回想那个黄昏，当发现维吾尔语正无可挽回地离开自己，母亲投向我的求助眼神。这时候，我才彻底明白过来，即使在家里，维吾尔语也从来都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不管母亲承不承认这一点，不管她真的就以汉族人的方式养大我，并用汉语教育了我。母亲在一天天老去，偶然我会望着她的侧影，心酸地想到未来某一天我们之间永久地告别，想到此刻的我将从母亲那里接过什么？或者未来，我必须要从母亲身上接过什么吗？

代代相承，生生不已，而生命又无可复制，关于自我、情爱、婚姻、身体、伦常、职业、教育的认知与取舍，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远近，诸如此类的后天习得，我对母亲的反叛近乎全然而彻底。但唯独她放进我血脉的多元基因，令我在一度忽略之后又再次谨慎起来。

人人都在传续里，无一例外，必然接过他所被给予的密码与构成，而我至今犹豫不决——我要拿母亲给予我的这个DNA，这个纯粹由偶然创就的DNA怎么办？自打成为我身体细胞组织的第一刻起，它就从物种的生物学阶段进入人的历史与命运，进入我的情感、观察和判断，经年不息。

按照母亲以她的选择所表达的意愿——离开维吾尔语，我确实可以这么做，但我没能依循她的想法，或者，正因为她的设计内部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权宜之计，反而令我频增烦恼与思虑，以致无法无视。既无族群生活记忆，又无民族语言，那么无需犹豫，那么就顺其自然，任由这件事沿着既定的轨道滑向未来，飞入浩渺又无限的时空，在那里，世界上所有的DNA、语言、民族、文明以及人类终将化为尘埃与虚无。幸好，我对这种万物归一、诸事归零的宇宙结局毫无兴趣，我仍然卡在“当下”的面前——要拿母亲给予我的“天生如此”怎么办？

若非切身经历和抚触，内心才能豁朗。被母亲隔开在另一边的维吾尔人是怎样生活的？被母亲含在嘴里又在缓缓流失的维吾尔语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我与这个族群以及她的语言之间是否尚有感应与呼应？时间越是飞逝，疑问就越发执拗地从那个“天生如此”里冒出头来，越发由抽象而具体，直到暗自具化为一个出乎母亲预料的计划。

既然我与这门语言之间的距离隔着一个最为温暖也最为天然的第一现场——“襁褓”，隔着交织着眼泪与欢笑的俗常生活，那么，我只能从语言的另一端——书本、课堂、历史、文化，这些写在纸上、这些由经验与知识构成的第二现场，缓慢地靠近还十分陌生的她。

3

绝非易事，学习一门语言。从汉语到维吾尔语，从汉藏语系到阿尔泰语系，从音节清晰独立的汉语到音节紧密粘连的维吾尔语，从两个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体系的一端跨入另一端，四分之一血统、好奇以及想象能支撑我走多远？体能与意志能否乐昌笃实？我担心自己，在眼下这个年纪上，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折弯，更清楚每往前迈进一步都要花费比年轻时更多气力。但无论如何，必须扔开这些顾虑，它们只能使我退缩或者放弃。这时候已经是2017年的夏天。孩子在大学念书，当年的写作计划正驶向尾声，家务无需过于操劳，工作节奏亦能应付裕如……闲暇之际，我仿佛看到时间终于来到一块青鸟于飞的风水宝地，骄阳之下，它横躺在一片鹅卵石的胴体上，像个浪子般地哼唱起一曲逝者不复再来的歌谣。

不久，朋友送来好消息。乌鲁木齐××学院办有维吾尔语短训班。我眉开眼笑，当即拨通学校电话。那一刻的感受，就如同骑着骆驼在戈壁上行进的旅人突然坐上了轰隆隆啸叫的火车，目的地瞬间出现在地平线上。我足足兴奋了两个晚上——××学院资质良好，为新疆最大专业人才民办培训院校。得知我是外地生源，接听电话的小郑老师建议我登录学校官网，了解具体报名、开课、排课、学费、课程、师资情况，因为每期培训班会根据生源情况有所调整。

准备就绪，临出发前，我与××学院的小郑老师再次进行入学沟通。

2017年12月27日

我：老师好，请问维吾尔语班开班日期定了吗？

小郑老师：2018年1月15号开课，课时100节课。

2018年1月8日

小郑老师：你好，在吗？

我：在。

小郑老师：刚才与财务老师联系，说现在报名学习维吾尔语的人就你一个。

我：啊？这样是不是无法开班了？我的机票已经买好，无法退、无法改。

小郑老师：很抱歉。我们还在努力，争取开班。

2018年1月11日

我：老师好，开课还有希望吗？

小郑老师：人数还是没有增加。这两天有报计算机、汉语、俄语的学生，但是维吾尔语的没有增加。

2018年1月12日

小郑老师：你好，刚去了趟财务，又有两个交费的。

我：说明还有希望？

小郑老师：还有两个15号来交费。

我：那么，也只有五个人，这样能开班吗？

小郑老师：你等下，我去问领导。

……

小郑老师：领导确认了，他肯定地告诉我，可以开，在开的过程，应该还会有报名的。

4

飞机晚点，下午四点十五分落地乌鲁木齐。

往停车场走的路上，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盐粒般的细雪。进到市区，漫天飞雪几乎遮挡了行路的视线。尽管来去多次，我对这个城市仍然陌生，仍然不曾真正走近它。雪是这个城市的冬日盛景。由北而来的寒流从准噶尔盆地一路南下，在北天山遇到阻挡，于是回旋成流风霜雪，飘向山脚地带为群山环绕的整个市区。从车窗看出去，裹在风雪中的城市灰头土脸，街道两旁的绿化带里堆着厚及人高的积雪，马路洒了融雪剂，湿淋淋的发黑，倒是路两旁披霜挂雪的树木让人精神一振，一簇簇洁白晶莹的枝条在黯淡沉闷的街景里犹如美梦的精灵。

学习计划一波三折，除了生源可怜，住宿一事也没有让我省心。先初与小郑老师商量住在学生宿舍，后来得知，宿舍都是八人十人间，被褥自带，没有网络，还得与假期留校学生同住。我一听立刻打消了住校念头，便在学校附近找了家合适的宾馆。

雪越下越大，气温骤然下降，路面开始结冰。宾馆在大湾南路，距离学校三站路。大厅光线暗淡，安检设施挡在入口处，让并不宽敞的空间显得拥挤狭小。房间朝阳，我扫了一眼窗外，没有发现居民楼，一大片空地沿街树立起工程围墙，围墙之内，是一片广阔平坦的白色雪野。房间尚佳，小而温暖。脱下外套，我没有打开行李，而是在床边坐下，呆望着窗外凌乱的雪花，任时间静静流过枉然张开的手心。

乌鲁木齐，飞越两千公里，我选择来到这个侧耳便可以听到维吾尔语的城市，刻意拉近自己与这门语言之间的距离，这样的选择与安排，将会为我带来什么？

出发前一周，我才把来乌鲁木齐学习的计划告诉母亲，母亲听后十分平静，既无鼓励也无反对，除了担心天气太冷，让我照顾好自己，只说让我给她带几本练习维吾尔语口语的书回来。要那种下面标注了汉语读音的书。“我不会读维吾尔文，也不懂什么音标。”叮嘱完这些，母亲依旧平静地看着我，再没有别的话。维吾尔语，多半只是我自己想去“挽回”什么，多半是我自己想去品尝将她含在嘴里的感觉，母亲并不需要了解或者理解这些。所以，学或者不学，都在于我自己。我是要做给母亲看吗？还是在责怪她？说清这一点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刻，我像一个就要走进考场的人，猛然因为临阵前的未知生出片刻的恍惚。

晚餐时间已到，我没有胃口，但又需要在天黑之前尽快熟悉环境。

下楼来到餐厅。餐厅是家火锅店，兼营的便餐只有米线和炒米饭，我要了一份云南牛肉米线套餐。等餐期间，我朝安检人员、服务生、餐厅领班一一望过去，人人都安静礼貌。刚到饭点，餐厅里除了我，只有一对维吾尔族小情侣在吃火锅，他们面对面坐着，相互间轻声细语。为我送餐的是位维吾尔族小姑娘，布完餐我用维吾尔语对她说了声“谢谢”，她笑着朝我点点头。小姑娘不会知道我是谁，我的这张几无民族特征的脸只会让她认为我是一个客气的汉族人，是她这天需要服务的N个客人中的一个，因此她断然不会将我从人群中区分出来。再看四周，从相貌上能够认出的维吾尔人至少有十位。他们是我下飞机之后最先接近的维吾尔人，他们在我身边说着维吾尔语，声音忽高忽低，句子有长有短，这就是我即将要开始学习的语言，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身旁，我独个儿地聆听、判断和感受，我离她是如此之近，而她，俨然并不在意我的到来。

（未完）

作者简介

阿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阿娜河畔》《乌孙》，短篇小说集《核桃里的歌声》《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我不知道我是谁》《流水与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随笔集《托尔斯泰的胡子》等。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十月文学奖、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奖一等奖等。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3中国好书”、首届天山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