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5年在新疆兵团团场学校工作，上海青年教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陈平

特殊时期有个意外收获：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一下子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的社会精英紧紧贴在一起了。

其结果与“运动”发动者的初衷相悖：要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事实是广大老百姓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的永恒光芒。

1974年开始，我在木华里当了两年中学教员，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那时42团学校师资力量之强，出乎意料。特殊时期中兵团农学院解散，´一大批精英人才下放到了团场。

大学教授讲师来教高中初中，他们根本不需要备课，一根粉笔往讲台一站，肚子里的知识足够“新疆白坎儿”学好几年。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学飞翔一定要跟鹰学而不能跟鸡学。

上海知青中的优秀高中生被抽到学校当教员，他们非常聪明，学业非常扎实，只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大学门，只有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而我在二连算个“秀才”是羊群里的骆驼，到这儿成了骆驼圈里的羊，矮了一大截子。初中生教初中，农场人互相知根知底揶揄我说是“老母鸡没了，小鸡孵小鸡”。而且，这只小鸡要对付的是一大群乱哄哄的小鸡。

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好儿男志在四方”鼓励着千百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

上海支青、宁波支青给木华里带来新的现代文明。当我这样说时，有位三五九旅的老兵反问，难道支边青年来疆之前，木华里没有现代文明？

我说，解放军一进疆就带来了现代文明，支边青年带来的是新的现代文明，其标志一是8小时工作制，7天一休息日。二是语言，传播了普通话。

进入学校这个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没有人注意的现象：无论父母亲是河南人四川人甘肃人，学生们都说一样的标准的普通话！仔细往深里一想，意义太重大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一大贡献是统一了文字，但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语言。中国现有多少方言，谁也说不清。

随便到一个连队，甘肃话四川话河南话等，几乎可以听到中国所有的方言。而一进学校，听到农场的孩子都说普通话，而且一个比一个标准，令人惊叹方言土话消失了、统一文字两千多年后，终于开始实现语言统一了！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那些上海教师私下交流“阿拉伊拉”全是上海话，而一进课堂面向学生全是标准普通话。他们的小学中学时代正逢全国推广普通话，上海走在全国前列。现在这些走在最前列的人来到了最后例，这对新疆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是非常深远的。

陈丽父母亲湖北人，许丽父母亲河南人，孙国萍父母亲四川人，一开口都说很不错的普通话。

杨金宝有时说话带出一点甘肃口音，立刻引来几个调皮鬼的嘲笑喊叫“鸭吉包（杨金宝）！”

这些上海人宁波人都是品学兼优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上到高中就被拒之大学门外，到了新疆兵团戈壁滩上，团场要办高中只有用他们当教员了。

黄坚高大粗壮，戴着大框眼镜，为人谦和，既有知识分子的高雅，上海人的矜持，又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他教体育课严肃认真，言行严谨。

他在8连干了几年农活，人晒黑了，但掩不住知识分子气质，反而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了。他妻子长得文雅端正，聪明伶俐，在学校教语文、音乐，样样出色。

雷家傲出身上海富商，身材高大，气质高贵，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都有三代贵族之气。他常常与娇小伶珑的妻子在校院碱土路上散步，夕阳余晖，令人羡慕。

刘西浦中等个头，聪明能干，眼镜后是深沉智慧的眸子。刘西浦打羽毛球动作干练洒脱，腾挪移步，极有章法，一望而知经过正规培养，训练有素。

我也常在晚饭后打羽毛球，动作自然比上海人差远了。自娱自乐，高兴就好。

童新尧是宁波支边青年的“头儿”，中等个儿，聪明精干。他经过师范学校正规体育理论的培训，他为团场培养了第一支正规化的篮球队。

42团高中男女篮球队在全师名震一时，我非常佩服童新尧的体育才能，他是出色的体育教练员。

陈文忠身体单薄，长相端正，文学功底深厚，讲课生动而又简练，当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对学生很有感情又很有分寸。

有位上海人告诉我陈文忠的来历，令人一惊。

他母亲年轻时曾参加上海地下党，在化名“伍豪”的周公领导下工作。1933年，上海地下党遭重创。他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离组织。

解放后被怀疑与地下党遭破坏有关系，被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陈文忠是外公外婆抚养大的，直到1965年他报名支边时，才经组织安排去北京与母亲见了一面。母亲非常镇静，鼓励他到边疆去好好锻炼改造。陈文忠对自己的家世守口如瓶。

惺惺惜惺惺。我时常特别注意陈文忠，甚至他打篮球的动作我都特别注目。

他身体单薄，球场上常常注意避开碰撞，偶而在篮下一个漂亮的左晃右闪侧手投球赢得喝彩一片。

可惜难以交流，他的心灵被包裹得太厚重了。其实，我自已的心理也是九曲回肠，五味俱全。

一方面特别羡慕上海人的气质风度，聪明才智，见多识广，处世乖巧，另一方面上海人一到木华里，我们这些“新疆白坎儿”靠边站了，连队里赶马车的鞭子都不会落在我们手里，更不必说卫生员统计员会计。

团领导对上海人是一盆火，对我们是一瓢水。如果不是我会点维文，在这个团场的“上层建筑”里绝无我的立足之地。

我有时暗自嘀咕：你们的英文俄文抵不过我的维吾尔文，贫下中农注定打败洋鬼子……哈哈，在这一点上我与贫宣队是一致的。

其实，那些高中生对学维语并不真正感兴趣。课堂纪律很差，我也从不纠正，不管不问，上完课就走人。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不学、学得怎样是你的事，我教完就尽义务了。

人一有了知识心眼就活泛。在与学校的上海人宁波人交往中，很容易觉察到他们对新疆不安心，对“运动”早没了热情，当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豪情壮志早已成昨日黄花。

8连一位上海支青回沪探亲，过马路时被一辆高级轿车撞断了腿。他住进医院不回木华里了。不久，上海劳动局来调函办调动手续，把他调回上海安排在某工厂看大门。

有小道消息说开轿车的是上海的造反派领XIU王H文！那可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兴奋了一一可能是听说要当接班人了，开车兜风撞伤了那位幸运的因祸得福的上海支青。小道消息绘声绘色，有位上海女老师私下说，要能把我们俩口子调回去，“阿拉一条腿勿要了！”

我听了这话很不舒服：你们都走了回去了！新疆留给我们走不了的“残渣余孽”你们放心吗？留下来我们共同守住木华里吧……

但是，1983年我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农三师政治部秘书王博英大姐家，所见所闻，观察思考，我深深理解和同情了上海支青的思乡情结。

新疆和上海反差太大了，我不能用“新疆白坎儿”的狭隘眼光看待他们，也不能用空洞的口号去要求他们对号入座。

一个在新疆边远贫困地区生活过的人，只要在上海人的家乡生活几天，就会赞叹上海支青真是了不起！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十万上海青年进新疆啊！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