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人西迁新疆溯源

河北政协

每次到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去，见到蒙古族朋友，都非常亲切，叫我这个河北人“老乡”。博州是新疆的两个蒙古自治州之一，当地很多人祖上是西迁的察哈尔人，原生活在张家口外坝上一带，跟我不就是老乡吗？清代乾隆中期，他们奉诏远离故土，西迁新疆，至今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260年。

那群人是为了填补边疆的空虚而去的。清代前期，蒙古族准噶尔部实力强大，控制着从新疆到漠北的广大地区，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经过康雍乾3朝的征讨，特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最后惩戒，准噶尔部受到毁灭性打击，从准噶尔盆地到伊犁河谷的辽阔地带，“数千里内，遂无一人”。没有人口怎么保卫边疆？清廷移民实边的举措开始了。总体安排是把东北的锡伯人、漠南的察哈尔人西迁准噶尔盆地，从事游牧。把南疆的维吾尔族（当时叫“缠回”）北迁伊犁河谷，从事农耕。

远徙万里，孤胆镇边，必须是忠诚而骁勇的部族。明代察哈尔部东迁到大兴安岭一带。进入清代，朝廷又令察哈尔部回迁宣化、大同以北，设置左右两翼八旗。从此，察哈尔部游牧于漠南京北地区，拱卫京师。慢慢地，部族的名称成为地区的名称，这一地区也被称为察哈尔了。

察哈尔人西迁的时间集中于乾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1762—1764），分为3批，一年一批。第一批有兵丁1000名，其中察哈尔兵丁800名，厄鲁特兵丁200名，均携带家眷。第二批也是1000名兵丁，其中察哈尔兵丁966名，厄鲁特兵丁34名，也均携带家眷。第三批为妇女420名，为西迁兵丁解决婚配问题。成员是40岁以下寡妇和15岁以上包衣女子。西迁女子当中，奉令而行者258名，还有自愿前往者162名。

3批西迁察哈尔人，经过万里跋涉，于乾隆二十九年底在赛里木湖畔会合。除途经乌鲁木齐时留驻200名兵丁及其家属外，抵达终点者共2043户、6090人。按照清廷的安排，其中200户、542人继续前进，在塔尔巴哈台山与额敏河之间地带安家。其余1843户、5548人就地安置，作为西迁察哈尔人的主体，在“一河两湖”（即博尔塔拉河和赛里木湖、艾比湖）流域开始新的生活，这里就成为后来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基本版图。西迁察哈尔人经过150年的繁衍，到清末发展到近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口达到16,000余人。现在，人口为28,500人。原因一方面是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寒冷地区，生育率不高；另一方面是蒙古族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得较好，有些蒙古族的后裔转成了其他民族身份。

人口虽不多，但让西迁察哈尔人感到骄傲的是，200多年来，他们中间没有缩回老家的，没有逃往国外的，更没有参与叛乱闹事的。他们世世代代忠于职守，戍边放牧，始终民族气节凛然，家国情怀浓厚。历史车轮滚滚，不论什么时期，耿直执着的察哈尔人都一心一意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条路

那个时候，从京畿地区通往新疆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南路，经晋北、陕北、宁夏，穿越河西走廊，从哈密入疆，所经之地人口稠密，府台连绵，是为官道。另一条是北路，穿行漠北草原西进，从科布多、阿尔泰附近入疆，所经之地人口稀少，地势开阔。乾隆年间，清军剿灭噶尔丹走的就是北路。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新疆走的是南路，因为他的后方基地在陕甘。

察哈尔部本来就在京北草原一带，同时携带大量牲畜，自然要走北路，这是漫长而又凶险的。那时候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有的只是戈壁荒滩、崇山峻岭，有草木的地方野兽出没，没有草木的地方就是千里无人区。每日的风餐露宿自不必说，有时还面临着连日饥饿和酷暑严寒。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向西而行。

第一批人员于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集中于察哈尔核心地点的达兰图鲁，编队集训，分配物资。对西迁察哈尔人来说，达兰图鲁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那是他们的集结地和始发地，其意义就像中原汉人心目中的山西洪洞大槐树。

第一批人员在达兰图鲁集训5天，分为4队，装备了大量马匹、骆驼，以及行程所需。自三月二十六日起，4队人马依次登程，一天一队。经过13个月的漫漫征程，于次年五月十七日扺达终点——赛里木湖附近的托和木图，也就是现在的博州精河县。

第二批人员给养配备和第一批人员基本相同，但却兵分两路。原因是，这批人员要携带调往伊犁的4万只羊西进，羊群途中要吃草，必须要走全程水草的地方，那就要向北绕更大的弯子。第一路人马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初九出发，第二路于半个月后出发。翌年四月初第二路迟发早至，六月十一日第一路抵达终点。

第三批的“妇女团”走得更快，因为她们既没有老幼病残的拖累，也不用照料磨磨蹭蹭的羊群。她们共编10队，每队42人，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二十七到七月六日依次出发，每日出发一队。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就抵达赛里木湖，途中仅走了半年。到后，除31名病残妇女外，其余347名健康妇女分别嫁与兵丁为妻。

3批人员最终会合一处，与出发时相比，人员也有变化。首先是增加了100多名婴儿，他们都是西行途中出生的。也有100多名老弱在途中亡故，其中包括“妇女团”中的42人。

那些事

西迁察哈尔人在“一河两湖”流域勤勤恳恳地生活生产，兢兢业业地戍边卫国，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创造了新的历史。论其贡献，主要在驻守、征战、放牧、屯垦4个方面。

戍守边陲，无疑是西迁群体第一位的重要任务。西迁的察哈尔人、锡伯人、索伦人、厄鲁特人分别编成察哈尔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与早已存在的满营、汉营构成防御体系，分别驻扎各处卡伦（蒙古语，即“哨所”之意）。早期的卡伦职责有二：一是对内管理，查办刑事案件，处理民事纠纷，办理边境手续等，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二是对外防范，维护主权，相当于现在的边防哨所。卡伦又分3种：一是常设卡伦，多设在位置要冲而又交通便利之处，为永久驻守之所；二是添设卡伦，是常设卡伦的前端哨所，与敌更近；三是移设卡伦，就是随机哨所。察哈尔营负责的“一河两湖”地区共设卡伦21座，其中常设卡伦9座。卡伦间距10余里、几十里、百十余里不等，因情而定。每座卡伦设置官兵10余人至30人不等，很像现在的边防哨所，小的驻一个班，大的驻一个排。

驻守卡伦并不是天天在里面待着，还要外出巡逻，是“驻巡”模式。巡逻的时间、频率和路线都有明确规定。驻守卡伦也有任期，一般兵丁是一年一换，头领是3年一换。事实上，不管换不换，他们的家庭都在附近游牧，这种方式叫“驻牧”。家人相距不远，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安心戍守，另一方面家里有什么事也可以照应。有时他们也被调往较远的地方驻守，比如塔尔巴哈台甚至喀什噶尔一带，不过那都是特殊时期的临时任务。

驻守军台是另外一种工作模式。军台既是驿站，也是兵站；既负责传送公文情报，也负责转运官兵和物资装备。卡伦是沿边防线横向排列，军台则是连接前线与后方，沿交通线纵向排列，一般相隔五六十里。察哈尔营负责的军台有5座，分布在赛里木湖南岸到乌苏一线，这是从伊犁将军府到京师交通线的组成部分。每座军台有官兵十四五人，另有车辆二三和马驼数十以备使用。卡伦和军台的建制延续200多年，历经清朝和民国，有的地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被现代国防措施所替代。

征战比驻守激烈多了，但对蒙古族来说却不在话下。西迁之后，他们几乎参加了新疆所有战役。嘉庆、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察哈尔营冲锋陷阵，有两人被评为功臣，画像悬挂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道光年间平定七和卓之乱，察哈尔营奋勇争先，10余位官佐受到升用，几十名勇士被赏赐顶戴；光绪年间收复新疆，察哈尔营积极协助左宗棠大军，尤在玛纳斯战役中功勋卓著，多人受到朝廷赏赐；同治年间抵御沙俄入侵，察哈尔营当仁不让，在收复伊犁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多人又获嘉奖。左翼总管索托衣，戎马生涯29年，历经战斗十几场，战功赫赫，官至二品。更多的兵丁却是埋骨沙场，以自己的血肉浇筑了祖国的西北长城。

驻守的同时，征战的余暇，放牧是察哈尔人常态。放牧对蒙古族来说是看家本领，但是一个时期他们还从事了垦荒种地。这可是够稀罕的，其中隐藏了一段悲壮而无奈的历史，那就是“十年孤岛”时期。1871年，阿古柏匪徒继占领南疆之后又北跨天山，相继占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一带，切断了伊犁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以“代守”为名占领伊犁九城——当时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偌大的新疆，留在清政府手里的只有博尔塔拉和塔尔巴哈台这西北一隅，可它们又处在沙俄和阿古柏包围之中，成为一块无依无靠的孤岛。但是驻守此地的察哈尔、锡伯和满汉各族军民并没有放弃职责，顽强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问题是，来自国家的物资支持被切断了，地方政府也沦陷了，正常的粮饷供应终止了。数千人马衣食枯竭，啃食树皮。不向敌人屈服是可贵的，但怎么活下去？朝廷指示就地屯田，自给自足。于是，锡伯营领队大臣兼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便组织大家开干一项从未干过的事情——开荒种地。他们在水土条件较好的濒河临湖地带扎下营盘，拿马鞭的手操起䦆头，笨拙而又坚韧地干了起来。初干农活儿没有经验，再加上蝗虫肆虐，天旱无雨，第一年劳作颗粒无收。没有退路，总结教训再干！喀尔莽阿也豁出去了，将个人的家产包括家眷的首饰悉数捐出变卖，重金购买粮种，并组织人力挖渠引水，老天被感动了，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激励之下，再接再厉，收成年年增加。人马有了吃的，斗志昂扬，把这块土地看得死死的，直到1881年清朝收回伊犁。这十年间，无论是沙俄帝国还是阿古柏匪徒，都没能染指这块不屈的土地。万里之遥的朝廷都被感动了，给予喀尔莽阿“优叙”奖励，其他有功人员也予以“加衔”。

这批拓荒者的业绩至今被镌刻在博州的土地上。他们最早扎营垦荒的无名荒地，过去随口被称为大营盘、小营盘，久而久之竟成了正式的地名。1920年，大营盘更名为博乐，设为县治。1955年，“一河两湖”地区设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下设博乐、温泉、精河3县，博乐为州府。1985年，博乐撤县改市。倒是“小营盘”一直没有改名，今天是博乐市郊区一个镇子。喀尔莽阿带人修筑的那条水渠，如今仍在温泉县发挥作用，水渠的名称就是这位大人的名号。今天博州的第一产业仍然是半农半牧，有限的农区基础就是当年垦荒的地盘。

这份情

万里西迁已经逾两个半世纪，西迁察哈尔人早已把他乡当故乡，对察哈尔老家的概念则停留在传说中，只知道根在那里，但那份埋在内心深处的情愫却是抹不掉的。

年过八旬的普尔巴老人常常回忆儿时的故事。那时，七八十岁的上代老人常常谈起察哈尔故乡，特别是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首《察哈尔八旗》的古老民歌，经常被他们唱起：

徐徐升起的太阳哟，

烟雾朦胧一片。

故乡察哈尔八旗哟，

不知离这儿有多远？

徐徐升起的太阳哟，

云雾四散晴了天。

故乡察哈尔八旗哟，

离这儿一万三千里！

徐徐升起的太阳哟，

我多想回乡转一转。

假如我是那雄鹰哟，

一定要把双翅展！

这首歌唱得比较哀婉，似与豪放的蒙古风格不大匹配。然而这戈壁荒边，没有那么多诗与远方的浪漫，更多的是胡天飞雪、大漠血光。国家的需要让他们义无反顾，但并不代表他们内心从未有过煎熬。

2014年6月28日，张家口市韦三路上演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两位花甲老人走下旅行车，跪在地上捧土亲吻，泣不成声：“回家了，我们终于回到老家了！”两位老人一个叫尼玛，一个叫森格，都是来自博尔塔拉的察哈尔人后裔。回到先人故里看一看，是他们一生的愿望。在人生暮年，他们终于等到了、走来了，怎么不让他们激动万分？要知道，有此愿望者千千万万，可真正能够实现的寥寥无几！

如果说老一辈对故乡更多的是思念，后来的人就渐渐地变为好奇了。我的同龄人达布图尔说，20年前第一次去北京，他不像别人那样去逛逛故宫、登登长城，而是到张家口去了一趟，去看一看那个被老人挂在嘴边的故乡。结果人地两疏，毫无感觉。向当地人介绍自己是察哈尔人后裔，也未受到格外欢迎，真是相见不如思念。自己生在博州，长在博州，亲戚朋友、老婆孩子都在那里，感觉那里才是故乡。我对达布图尔说：“你就当旅游一次好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还真以为回老家走亲戚啊！我们去山西洪洞参观老槐树，谁把我们当亲戚啊？喝瓶矿泉水也得掏钱哪，远水解不了近渴。”

年轻一代对察哈尔老家则是另一种心情。额尔登今年30多岁，谈起张家口，一脸羡慕：“那是北京郊区啊！一个小时就到了首都。我们博州去趟乌鲁木齐都得四五个小时！赛里木湖是很漂亮，可再漂亮冬奥会也不在这儿举办哪！国家越野滑雪队在温泉县集训那么长时间，可最后的辉煌还得去张家口展现！对我来说，‘诗和远方’在北京，在察哈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念。人不能活在历史中，总得踩着现实的土地。但对整个西迁群体来说，他们以几十代人的接力奉献昭示了一种精神：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组织，小家服从大家。他们未必知道“家国情怀”这4个字，但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无惧狂风无惧沙，车轮滚滚走天涯。借问故乡何处是，万里山河万里家！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2年第9期

作者：马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