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燕园的黄金时代，我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 | 二湘空间

编者按：

这是十七年前的文字。

那时我还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

以为天底下还有很多可做之事，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可描述的可能性。

现在，我是一个自觉的乐观主义者——

——一个气力早已莫须有的八十年代遗民。

《这些人》里写的这些人，大都是《走起书》里的原型人物。

2008年，北京民间同人刊物《手稿》第四期以“我是怎样认识你的”为主题组稿，我写下了这篇文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了《走起书》（初名《走起》）的写作，2011年左右完成初稿。因为自忖没地方出版，它便成了我手里的一本写不完、放不下的“西西弗斯之书”，再之后，它就躺在电脑里，变成了一本独自存在的“废稿”。

2021年6月，《走起》在“二湘的六维空间”连载了前几章。自此，《走起》开始“走起”，先是变成了《走起书》，被《花城》杂志节选为中篇小说刊登，之后又获得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垂青，得以付梓出版，幸运地走出了“废稿”状态。

这些人

文/范伟

你不会每天想这些人和事，但你知道，这些人和事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以某种方式起作用，影响着你。——你们是怎么遇到的？用狄德罗的话来说，像世间所有的人一样，是萍水相逢；——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或反目成仇的？这不关你的事，甚至也不关我的事；——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野狐禅问题我已经不再问、不再想、也不再费力回答了。

我和邱、缪是1984年秋冬在燕园认识的。邱、缪高我两个年级，我们都是河北石家庄人，有同乡之谊。在大学，年级是一个篱笆，高年级一边看低年级差不多都是小崽子、生瓜蛋，低年级一边看高年级差不多都是老油条、老混混。中文系高低年级之间没有互认同乡的传统，因此我入学之后很久才认识他们。那时候的燕园正值黄金时代，每天都有不可胜数的赏心乐事。

一天晚上，德语专业的一个高年级同乡约我到办公楼礼堂看话剧，说是我们中文系话剧队排演的，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中文系有个话剧队。那是一出外国话剧。邱是这个戏的导演兼演员。当时麦克风坏了，每一个演员都得在舞台上大声叫喊，才能让观众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中间什么时候，邱出场了。他刚一露面，就不由分说被其他人强行塞进一个筐子，用一根绳索吊到了半空。看样子，拘在半空筐子里的邱很不舒服，他像一个真正的剧中人——或者一个真正的“局中人”那样——借助无助的手势，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

筐子固定得不够结实，不停随着他的动作旋转、倾斜、下落，又突然间被隐在侧幕的操绳手拽上去一点。按照那个时代的流行精神，邱扮演的这个人物被命运无情捉弄，只能做一些徒劳的申辩。因为没有扩音设备，现场从头到尾都乱哄哄的，大家一边观剧，一边伴着舞台上的剧情、人物笑闹，最后演变成了几百人的一个大笑场，台上台下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成了演员，成了舞台的一分子。没有人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你要是在这时候讲究观剧礼仪就太傻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对我胃口的一次剧场盛事。“邱，他妈的！”散场后，领我去办公楼礼堂的高年级同乡激动地高声咒骂，坚持要我陪他到未名湖 “再转一圈”。

走到未名湖中圈位置，高年级同乡又追骂了一句：“他妈的！邱。”他大概是在赞美邱。我当时还没有被燕园风气充分浸染，所以领会不到他的真正意思。在我的印象中，邱很适合他在舞台上扮演的那个角色，他的那种徒劳无声的姿态在我心目中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就是这样先从舞台上远远认识邱的，以至后来怎么真正认识反倒模糊不清了。大学时代的邱是校园玩家。凡是能聚众玩的事儿他都能来一手。另外，他还是个狂热的武侠迷。我始终无法理解他对武侠小说的热情。在我看来，除了《鹿鼎记》等少数几本金庸作品，其余都是一些莫明其妙的玩意儿。当然，邱有的是精力，也有消化一切的强健胃口。

缪和邱是同班同学，我入学的时候，缪已是北大“五四”文学社有名的诗人。缪喜作禅语，诗风空灵，在一众诗人丛中特立独行，别有身姿。第一次见到缪，是在他们那个位于32楼楼角的套间宿舍，也是那个德语专业的高年级同乡结的“孽缘”。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奇特的学生宿舍，里外间住着十几个人。宿舍门不知被什么人踹坏了，就那么一直豁着，虽设而常开。各色人等出出进进，大呼小叫，旁若无人。

那是一个自由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脏乱差的世界，我当时所能认识的世界本来面目大抵就是这副图景。缪穿着参加国庆35周年游行配发的蓝颜色短袖上衣，手里拿着一根香烟抽抽灭灭，灭灭抽抽。那件蓝颜色短袖上衣大概是他这辈子穿过的最难看、最不得体的衣服。不过，这难看的衣服罩不住他天生的飘逸风度。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了，只记得那个德语专业同乡多次试图跟他讨论一下诗歌，他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敷衍，最终把话题彻底绕开。很久后的一天，我们在图书馆的过道里偶然碰面，互相认了出来。缪问我过得怎么样，在忙什么。我说，“没忙什么。”“没事就谈个恋爱吧。”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给我的最具建设性的忠告。之后，我和邱、缪又在燕园共处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彼此就像泅水一样，偶尔在换气的时候瞥见一眼，然后又各刨各的，忽而不见了。

真正跨年级的友谊多产生在走出校园以后的日子，我和缪邱交往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他们俩毕业后都回了老家石家庄，两年多后的1989年，我也几经周折回到了那里。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段时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自那之后，抽象的春天结束了，每个人都不得不校正自己的生活态度，大家都过上了自古而然、于今为烈的双重生活。白天，我们在各自的“单位”上班，晚上则频繁啸聚在各种各样的酒桌上。石家庄这个城市，正如它的名字所明示的，是一个大村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可去。

这个城市的所有季节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它的夜晚。我能记起的一切胜事都发生在夜晚。那时，我们喜欢在酒桌上斗拳。邱有一套花式拳法，不管胜负结果如何，他看上去都像个行家里手。缪不擅此道。他每每夸张出拳，手指只能出最方便的一或四，对手很容易抓住他的漏洞，把他击败。缪在拳阵上的手就是被称作“笨得跟脚似的”那种手。不过，缪的酒量远远好过他的拳法，他常常回击对手说：“老子拳不好酒好。”

那时，我在一家银行工作，每天干一些离题万里的差事，我对单位的描述是：八点钟必须上班／上班没事干／没事干还发钱／发的钱又不够花。描述虽然轻浮，却是实录。缪和邱的情况则好我很多，他们在“单位”都不坐班，都有大把的时间自娱自乐。缪不再作诗，转而把精力花在英语上。他用农民式的算法计算他学英语的进度：“一天读几十页，一天落手里十来个词，一年以后差不多就一马平川了。”缪有很多来历复杂的英文原版书籍，这使他的读书生活显得神秘莫测，多年后，他这个一天也没有在英语世界呆过的人竟成了英语通，翻译出版了好几本艰深的英文著作，你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那些日子，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出现在我面前的邱永远是个打牌下棋、吃喝玩乐的邱，他的家里甚至没有书架，他有限的书全都堆放在地上，像个长期不被问津的冷摊。缪经常当面指斥邱：“你丫老大不小了，也该干点正事儿了。”邱总是隐着笑飞快地看缪一眼，继续说一些不着四六的笑话。

通常，我们喝酒的人数不少于四人。我只有一次跟邱两个人相对喝酒的经历，跟缪，则一次也没有。邱是一个天性快活的人，很少为什么事真正烦恼。那段时间，我在写一本关于俄罗斯的小说，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吃一顿饱饭，然后开始写，一直写到晚上三四点钟。只有跟姑娘约会的时候，这个节奏才会暂时改变。当时，邱和缪同在河北省社科院工作，每周坐班一次，他们几乎每个坐班时间都会分别光顾我的单身宿舍，给我带来香烟和江湖新闻。一天，邱来了，看上去有点心事重重，这多少有点反常。我们来到距我住处不远一个小饭馆，点了菜和啤酒。

“我老婆怀孕了。”邱说，表情有些沮丧，同时也有些兴奋。这就是他的烦心事。

“孩子是你的吗？”

“废话。”

“有了就生呗。”

“养个孩子，那得多麻烦。”看得出，邱对这件事拿不准，就像当年他拿不准该不该结婚一样。我不必费力捉摸他的真正意思，也用不着费力劝慰他什么。他只是稍稍犹豫罢了。从生活状态上说，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他身上，该发生的一切都会发生，结婚、生子，诸如此类。这跟他在思想方面的坚持、不苟且恰成对比。

“等孩子大了，我们也就老了。”喝到中途，我胡乱感叹。

“没有孩子，我们一样会老。”邱飞快地回应道。

该发生的一切果然都发生了。后来，邱不光有了自己的儿子，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名为《玻璃屋顶》的书是网络的产物，是他跟网络交媾下的蛋。邱对一切流行的东西没有敬意，这使他理所当然成了一个讽刺家。那时候，邱化名“三七”活跃在一个网络论坛上，跟各种不曾谋面的人逗趣、争论、交锋，获得了一种对他来说最为自在的表达方式。那段时间，邱出人意料地多产，隔不几天，就有一篇文章问世。他的立场、姿态和文字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倾心追捧，他就是发个“阿嚏！”的帖子也会引来众多拥趸的热烈回复。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多是邱的即兴之作，不过，这已经足够建立起他在文字江湖上的名声。

邱、缪和我一度在同一个单位共事，生活在同一个“筐”里。那段时间，我们都感觉像是恍然回到了大学时代。生活安闲自在，同时也鸡零狗碎，缺少变化和激情。我一时心血来潮，想试一试当时歌舞厅流行的刺激物。我请一个能干的姑娘帮忙搞到了两粒摇头丸，就着红酒吃下了一粒，之后大音量播放一盘摇滚乐助兴。那天余下的时间，我把半辈子的头都摇了，我真该就此去参加所有的会，在所有的会议上一言不发，只是摇头。我把这事跟邱说了，邱以他惯常的玩笑态度建议把另一片偷偷给缪吃，让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摇晃他的光头。我们为这件想像中的事乐了好一阵。

后来，我把那粒本该奉献给老缪的红色小药丸丢进了下水道。不过，没有借助药品，我们还是摇了头。2001年，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一同辞掉了工作，对天气，对“单位”，其实也不专门对什么，说了声：“去你妈的。”这种感觉真让人释然。那之后，我只身一人到了北京，邱、缪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继续留在石家庄。不止一次，邱满心欢喜地赞叹：“家真是一个好东西。”经过多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我赞同这个说法。

我每次回石家庄省亲，都会和邱、缪等朋友们小聚一下。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槐北路、清真寺街或者富强大街一带的酒馆流连。辞职三年后的一天，我们坐在清真寺街一个闹哄哄的小酒馆里，缪透露了他准备跟某先生念博士的事。他要念的专业方向是艺术史。后来，我逐渐明白，这是一个师父找徒弟的事。缪说，某先生让他着重关注一下“李唐”这个人。

“我起先根本不知道李唐是谁。”他说。

“你丫还以为是李家唐朝呢吧。”

缪笑了起来。这不成问题。民间做专业学问，专家做业余学问，这差不多是通例。久处民间的缪尽管不知道李唐是谁，但他知道李唐以外更多的人和事。现在，缪已经博士毕业，开始了他的博士后课题研究。如今的缪，从里到外都是一个标准艺术史学者的模样。

“我写大了。”缪这样谈论他眼下的工作。他本来打算写一篇四万字的论文，现在差不多多出了一倍的字数。

“那是碱放多了。”邱含混地接口说。辞职后，邱一直在给一些杂志写专栏，卖文为生。

大家都笑起来。邱开始谈论他前些日子在家里蒸包子的经历。你不能确定他蒸过包子这回事，他尽量把它叙述成真的。在座的没有人信他这一套，大家都知道他在胡扯，可还是愿意听一听。大家一路顺“包子”说下去，话题变得自由而宽泛，在形而上下之间来回游走。这往往是一个信号，一个好的开端，这会渐渐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会在深夜的某个时候使周围的庸常事务焕然一新、熠熠生辉。……亲爱的兄弟……此去经年……别来还是无恙吗？——一个老朋友的诗句似有还无回响在耳畔。聚会还没有散，我已经开始遥想下一个聚会的日子。

移居到北京不久，我跟诗人骆驼重新接上了联系。我是1993年在缪府认识骆驼和张爽的。那时候的骆驼好像比现在还要高大一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longfellow”，张爽的样子还像一个清纯的女大学生。那天晚上，我们聚在缪家喝酒闲谈，座中的两个女人——张爽和缪夫人阮丽——都还很年轻，同一个房间，不同的漂亮，给那个晚上平添了难以言说的魅力。骆驼读起了一篇奇怪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得了一种语言病，说出的每一个句子都没有名词主语，只有代词主语。说到“羊”，他本来是个羊倌，倒把那东西的名字忘了。“这个，这么大，”骆驼用缓慢的语速读道，“他比划着，把叉开的手指放在头上比划角，——有这个，——跑了。”“还有这个，他在他齐腰高的地方比划着，跑哪儿去了？——他说的是他的儿子。”

多年后在北京再见到骆驼，他已经把那个无主语的天赋之夜彻底忘掉了。这些年，骆驼一直在写诗、旅行、喝酒、沉思。他的大部分诗作收在《20世纪最后的抒情杂咏》里，在诗中，骆驼借惠特曼的的声音宣称：“……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从这时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他勉力这样做了。骆驼成了我这个北京新移民的引路人。他把我引进了北京朋友圈，介绍我认识了《手稿》的大部分成员。

这些人中，哲学家张松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也是最特别的一个。从少年时代起，早慧的张松就强作自己的主宰，不参加高考，不接受任何强制性教育；成年后，他也没有在任何形式的“单位”工作过。张松没有同事，只有朋友，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维护了作为一个独立哲学家的尊严。初来北京的日子，我曾经被各种问题困扰，有些郁郁寡欢，张松给我开的药方是“散步和手淫”。这个药方虽然对我没有意义，不过，我大体理解他的意思。张松还送给过我一本他精心设计的、名叫《空书》的书，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古怪的一本书，我被这本没有一页内文的书搞糊涂了，它太不同凡响，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愿意把最大的敬意献给这个北京炮局一带土生土长的斯宾诺莎。

现在，在各种各样的酒桌上，我把《手稿》的朋友差不多认全了：严勇、赵大为、赵枫、宁中、王溥、艾丹……。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奇，每个人都有一份传奇的经历。他们有时候单独作案，有时候结伴历险；有时候狂饮烂醉，有时候滴酒不沾。他们在摇钱树下悟道，在肉蒲团上修行。——这一刻，想起这些人，想起这些人半辈子的所作所为，我忍不住想笑，忍不住笑出了眼泪。还能说些什么呢？一些东西在离我们远去，一些东西迎面而来。一切都不那么简单。有时候我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长时间的困顿，频繁的醉酒，一次乾坤颠倒的牌局，一次转瞬即逝的爱情，一首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诗作……这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会像地壳深处的沉积物一样，终将轰然燃烧，发出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