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拉车人”的悲惨命运：几乎活不过40岁，一生渴望拥有黄包车

前段时间去北京游玩，从弯曲的南锣鼓巷的胡同里出来后，穿过一条小街，一排整齐的黄包车就出现在了眼前。

老红色棚顶，干净的竹席座椅，统一的三轮车型前挂着车牌，车夫们统一穿着黄马甲，马甲正面写着“北京胡同游”。现如今北京的黄包车胡同游，伴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在弯曲的胡同中蔓延开来，让人流连。

在上个世纪，黄包车曾经一段时间作为主要的双轮客运工具。黄包车本来也叫作东洋车，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传入我国以后，车夫为了引人注目以此招揽生意，往往给车身涂上黄漆，所以也叫黄包车。

记得年少时，最开始了解黄包车，是因为老舍先生所著的《骆驼祥子》。

1936年，老舍先生和一位朋友闲聊，闲聊中朋友聊到，说北平有一个车夫，干了十几年的苦力活，终于赚够了积蓄买一部洋车。可是车夫没高兴几天，就惨遭变故，不得不卖车去抵债。以至于这个车夫一直过着苦日子，为了糊口只能继续拉车，从此堕落。

这个故事让老舍十分触动，同情之余，老舍以这个车夫为原型，写下了著名小说《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的故事，现如今的我们读了也会为祥子的悲惨命运而唏嘘不已。

而事实上，《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正是当年大多数人拉车人的命运。

黄包车在清末民初之时，便已经风靡京、津、沪等各大都市了。黄包车受人欢迎是因为机动灵活，随叫随到，可以到偏僻小巷和千家万口的家门口，很好的适应了弯曲狭窄的城市街道环境。

黄包车是苦力愁苦的象征，很多拉黄包车的工人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村，他们终日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十分劳累而生活却十分贫苦。

他们住在车行的小阁楼里，小阁楼低矮潮湿，空间狭小，没有专门的床，只有一张席子就算是床铺了，每个人只有一条破棉絮做的被子，但是每一间阁楼却要住上二、三十人，甚至更多。

黄包车夫的伙食条件同样十分糟糕，吃的是粗糙的米饭和几片菜叶，很少见荤腥。黄包车夫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每个人都穿着一种很短的褂子，此外再穿一条大裤衩，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全身油滋滋的满是污垢和尘土。

黄包车夫自己根本买不起车，只好去车行里去租用。民国初年，北京的人力车夫，数以万计，人力车行也有百家以上。这些车行，既可以修车，还可以把车出租给拉车人，坐收租金。

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专门出租黄包车的车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黄包车工人不能直接向车行租车，必须经过车包头之手。所以车包头是一种中间剥削，一转手车租就抬高很多，黄包车工人辛苦了一天常常偿付不了车租。

车是属于车行老板的，黄包车夫们从老板那里借了车出来，就按照自己当天的心情迈开双腿向某处走去，待到有了客人以后，就遵循客人的吩咐往哪里去，到了目的地把客人放下之后，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

当黄包车夫行走在路上时，当有人大声呼叫一声“黄包车”，附近的黄包车就会争先恐后地奔过来，最先奔到客人身边的黄包车就停歇在客人的脚边，于是客人就坐这辆车。

客人坐在不宽不窄的后座上，车夫抬起两边的拉杆，坐着的悠游自在，拉车的汗流浃背，这一趟的行程也就此开启了。

只是车夫拉车的时候需要消耗的体力过大，车夫们抓着车杆的后部，握成拳状的双手抵在两边的腋下，弯着腰身体向前倾，一个劲儿地胡乱向前跑。

如果座位上坐着的是身材纤细的女子倒也还好，如果是体态壮硕的成年男子，足以让车夫筋疲力尽，长年累月的高负荷工作，也让拉车人的身体逐渐衰退下去。

不仅工作强度高，车夫之间的竞争还很激烈，因为大量的无业游民谋生无路，即使拉黄包车再辛苦，也纷纷挤进去以求得一线生机。

黄包车夫中，常常为了抢到一个客户，彼此叫骂争斗，常常大汗淋漓。有人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找人作保，说尽说话，甚至还有的主动要求上调租金。在路上为了抢生意，互相争吵和动武伤人毁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车夫们像箭一样从各种车辆、窄街和摊贩以及外国游客的缝隙里穿来穿去，更有些无赖的人，坐车不给钱，当车工向他们索要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拳打脚踢，

拉车的，有拉包月的，有拉散座的。一般拉包月的都是有固定雇主的，车夫准时到家门，接送雇主出行，雇主按月给拉车人付报酬。当时有点身份的少，都拥有私人黄包车。

拉散座的一般都是按照路程计费，比如民初的北京，从宣武门到前门收费一角。黄包车夫的工资低廉，租一辆黄包车拉，除掉租金，平均“每月十二元”。

但就是为了这低廉的十二元，他们要一个月从头到尾，不论晴雨天气，从下午到很早的早晨，平均一小时跑十公里，过度的劳累，每一步都是用生命在换钱，使得他们很多人患上了肺痨病和心脏病。

有的车夫由于过度劳累和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沾染了不良嗜好，拉车的时候跑不了几步就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甚至有人在过度劳累后，两腿不听使唤，踉跄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这一切都使当时黄包车夫的平均年龄大多是40多岁。

不过，在众多的黄包车夫队伍里，却有一个车夫比较与众不同，他就是末代克勤郡王晏森。

说起晏森，要追溯到第一代克勤郡王叫岳托，作为代善的长子，岳托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智勇，还骁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岳托英年早逝，在岳托死后，皇太极追封他为“克勤郡王”，成为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岳托这一脉克勤郡王世爵共传13世17王，第一代是克勤郡王，第二至三代是衍僖郡王，四至八代是平郡王，乾隆期间第九代改回克勤郡王，自此以后至第十七代皆为克勤郡王。

在清廷逊位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初，14岁的晏森成为了第十七位克勤郡王。但没想到晏森的“铁帽子”戴了两年，才领了两年俸禄以后，大清就没了。

大清亡了，晏森的宗室特权也自然没有了，晏森家族和其他皇族们一样，随着“树倒猕猴散”的不可逆转而很快走向了败落。

按理说，作为皇族，晏森应该有不菲的财产，但是因为坐吃山空，而晏森全家成天喜欢饮酒、赌博、看戏等，又不出去劳作，家产很快败光了。

晏森便开始变卖祖业度日，克勤郡王卖祖业和其他王府不同，其他王府大多是先典当祖上传下来的古玩字画，最后无奈才打王府的主意。

但是克勤郡王晏森主打的是和别人与众不同，他一出手就放大招，直接卖王府。

在隆裕太后宣布退位前，曾经将各王公的府邸、旗田、园寝等公产赐为私产，所有者可以自行处分。

克勤郡王府是清廷分封给岳托子孙的三处宅第之一，建于顺治年间。从《乾隆京城全图》可以看到，在众多的郡王府中，克勤郡王府地处西单石驸马大街路北，规模最大，是三进院落且带东西跨院，空间广阔，自然吸引了很多买主。

最终在1914年春天，出钱买王府的是当时的民国总理熊希龄。至于王府到底卖了多少钱，却很少有人知道，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熊希龄这边不透露，晏森也守口如瓶。

不过，当时的王府应该卖不了太高的价钱，可以参考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宫后，那一年引发了一场出卖王府的热潮。如庄王府卖了20万，豫王府卖了12万，顺承郡王府卖给张作霖，报价15万，结果给打了对折，而且还得包括家具摆设，没得商量。

而且从后来晏森卖祖坟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王府肯定是没卖出高价钱，哪怕十几万，也不够晏森一家人挥霍的。

晏森把房子卖给熊希龄以后，搬到了复兴门宗帽胡同居住。

可晏森改不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在卖光了家里的古董、青铜器、书画和古玉以后，紧接着第二年又卖了田村的祖坟，买家是原先内务府的钟扬家。过了两年又先后卖掉了包括冯村等无处历代克勤郡王墓地的上万棵松树，卖给了木头厂子。

就连晏森祖坟陵墓中最为气派的御赐驮龙碑也被辗转卖到东北，树在了张作霖的墓前。

如果说晏森光是卖王府、卖祖产还不算最惨，后来因为生活无度而破产，只好到街上去拉洋车，奔波于四九城的大街小巷，被百姓们戏称为“车王”。

1931年9月，北京的报刊上海曾经刊出“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晏森连人带照片，上了北京的报纸，轰动一时，也成了京城一景。

晏森利用自己的皇族身份，在拉黄包车以后，做的风生水起。因为很多人想享受昔日皇族王爷为自己拉车的滋味，特别吸引了一大批外国人。由于客户多，有时候还有外国人，这样，晏森的收入是普通车夫的三倍。

而且晏森毕竟是前朝王爷，也算有头有脸，也没有遭遇同行的欺压。甚至晏森自从成为黄包车夫后，曾经以前嫌弃拉黄包车丢人的人也会说：“别抹不开面儿，人家王爷都去拉人力车了。”

不过，后来的晏森没有一直拉黄包车，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以后，得知晏森因为王爷身份拉黄包车，感觉脸上没光。于是接他去了长春，自此，末代克勤郡王晏森便人间蒸发了。

当时的很多人推测说，溥仪没给他官职，但是给他赏赐了一些钱，但是要求他不能再去抛头露面拉黄包车。

从此以后，晏森就没有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露面了，连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祖上的坟墓也被戏称为“车王坟”。

但大多数黄包车夫没有末代王爷晏森的这般待遇，民国大多数“拉车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几乎活不过40岁，而他们一生都在渴望拥有黄包车。

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汽车取代了落后的黄包车，除了景区，黄包车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