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创造了数以千亿的财富，但统计后发现，它可能也是你我穷的诱因

AI创造万亿价值，我们却可能因此“变穷”？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经济周期大师拉斯·特维德以其独特的“双重凝视”，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最深刻的统计骗局：我们衡量社会进步的GDP，正被彻底颠覆。

从减少车祸到优化库存，AI带来的巨大进步，在统计上竟让我们“变穷”。是时候重新定义价值，否则，我们就是在用一张错误的地图，导航一个全新的世界。

拉斯·特维德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张力，仿佛一个活在两个宇宙里的人，一个宇宙里，他是历史的回响，穷尽半生心血写下那本全球畅销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告诉我们一切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而在另一个宇宙里，他又是未来的风暴，创立了一家名为Supertrends的公司，用最前沿的生成式AI，日夜不休地扫描着全球近四千项可能颠覆未来的技术。

这位连续创办了13家公司的丹麦人，拥有工程师、经济学者和宏观对冲基金操盘手等多重身份，如今选择定居瑞士，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这种内在的撕扯感，在他构思新书时达到了顶峰，他写过17本书，但面对那本关于经济周期的旧作，他一度感到无力超越。直到他遇到了人工智能，或者说，直到人工智能迫使他重新审视一切。

特维德的洞察力，源于他身上那些看似矛盾的身份，当他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管理着宏观对冲基金时，他必须像一个冷酷的猎手，在市场的瞬息万变中做出最理性的决策，这里没有温情，只有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盈亏。

但转过身，他又能沉浸在象牙塔中，成为一个历史的叙事者，在他看来，三百年的经济史并非枯燥的曲线图，而是一部由无数鲜活人物的欲望、恐惧和梦想共同谱写的宏大戏剧，他从周期的循环中，看到了人性的不变，也看到了规律的强大。这让他拥有了超越短期波动的长时段视野。

然而，即便是拥有这样独特的视角，特维德也一度陷入了思想的瓶颈。他想写一本关于未来的书，却发现自己所有的思考，似乎都无法逃出旧有框架的引力。

一位前Meta的经理丹尼尔·凯弗曾提议与他合作，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感到犹豫和困顿。真正的突破，来自哥本哈根的一场晚宴，那道思想的闪电，来得猝不及防。

促成这场会面的，是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如今是管理顾问。而晚宴的另一位主角，则是德勤的首席技术官雅各布。

这个雅各布堪称“非人类”——他一个人就拥有经济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哲学和数学，整整五个学位。特维德和雅各布的对话，像一场风暴，彻底击穿了他原有的思维壁垒。

晚宴后，雅各布发来的一条消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是点燃火箭的最后一道指令。消息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天才的宇宙演化”。

这个概念瞬间让特维德豁然开朗。他意识到，理解人工智能的颠覆性，不能再局限于人类社会短短几百年的经济史框架，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更根本的坐标系中。

这个新框架的核心是，将智能的演进，视为宇宙从大爆炸以来的简单到复杂的必然趋势。从基本粒子到原子，从星系到生命，再到人类智能，这是一个不断递归、复杂性不断升级的过程。

而人工智能，不过是这个宇宙级算法的最新、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步。这不再是关于经济学的故事，而是关于宇宙演化的故事。

原本构想的书名《天才的宇宙演化》，最终演变成了更直接的《超智能与未来》。这次世界观的跃迁，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一次彻底的“升维”，为他接下来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批判，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石。

站在这个宇宙演化的新视角下，特维德立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问题：我们用来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核心工具——GDP，正在彻底失灵。

这个论断的核心在于，GDP衡量的只是“经济活动的规模”，而非“经济活动的价值”，特维德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这一点：如果你开车去苏黎世，故意绕了远路，你浪费了时间和汽油，但你为GDP做出了正贡献，因为汽油消耗增加了，这个体系在奖励低效。

而在AI时代，这种错配被无限放大了。他提出了几个尖锐的悖论。比如，自动驾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大幅减少交通事故。

这显然是巨大的社会进步，但在GDP的账本上，汽车维修、医疗服务、保险理赔等行业的产值都会下降，从而拉低GDP。我们变得更安全了，但在统计上，我们“变穷”了。

另一个例子是供应链。AI能够精准预测需求，优化物流，让企业不再需要维持高额库存。这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效率提升，但在GDP的核算中，“存货投资”是一个正向指标。库存减少，意味着GDP的一个增长引擎熄火了。我们变得更高效了，统计上却再次“变穷”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各国对AI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确实在推高GDP，但这笔投资未来产生的巨大效率提升，反而会像前面两个例子一样，在各个领域抑制GDP的增速。我们今天为了“富裕”而投资，明天却可能因此而在统计上“停滞”。

特维德还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隐藏的泡沫，他观察到，当前中美科技巨头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循环订购”的现象。你买我的芯片，我买你的云服务，大家互相采购，共同推高营收和市值。

这就像一群人坐在一起互相卖咖啡杯，交易额很高，但没有为社会创造任何真实的财富。他预判，这种自我循环可能在两年后见顶，到那时，统计数据上可能会突然出现一次原因不明的经济放缓。

最终，这场批判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我们的经济体系，系统性地忽视了那些“未被计价的有效劳动”。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花钱请保姆照顾孩子，这笔支出会计入GDP。

但如果父母一方选择回归家庭，亲自育儿，这对家庭福祉的巨大贡献，在GDP里却是零。AI的潜力，恰恰在于能将人类从大量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育儿、养老、艺术创作这些真正提升人类福祉的活动。

如果我们继续用GDP这把旧尺子，我们将完全无法衡量AI带来的真正革命。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价值”本身，否则，我们就是在用一张错误的地图，去导航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个体创作的微观实践，特维德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国家治理的宏观蓝图。他认为，与其继续抱着陈旧的GDP不放，不如率先构建一套全新的、能够反映真实经济活力的实时统计体系，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GPS系统”，从而实现精准施策。

他甚至提出了几个新指标的雏形，比如“单位能耗的经济产出”，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人力资本再投资比率”，用来评估社会对未来的投入程度。

以及“实时经济复杂度指数”，用以动态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韧性。这些指标，都直指AI时代的核心价值。

至此，拉斯·特维德身上的矛盾得到了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