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45年进新疆，50年被判劳改10年，平反后享受副团级离休

我的祖籍在甘肃永靖县刘家峡。父亲8岁时，河州回族军阀马仲英造反，屠杀汉民。父亲随爷爷逃至大川。

11岁时，父亲读私塾。17岁时，“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时的父亲血正浓，气正旺，一身劲儿憋得慌。上大街，演话剧，一喊口号震天响：“打倒日本鬼子！”“还我河山！”

他们唱的学生自编的歌：“九一八平地起风浪，一夜里日本人抢占我沈阳。南京杀人几十万啊！国土遭了殃。哪个见了不心伤呀，伊呀咳！有钱的出钱把祖国保，买飞机、造大炮。没钱就不行了，要不贼兵到，拿你去当枪炮，有钱也命难逃！”

这首动员捐款的歌主要对象是有钱人。别看歌词粗浅曲调俗，效果不错。西北自古多血性男儿，甘肃人心眼儿实，兰州又挨了炸弹，一听这首歌纷纷解囊，募捐箱顿时装满钱。父亲因此受到学校嘉奖，被封为学校话剧团团长。

1940年10月，黄埔军校在兰州招生考试发榜：300名初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报考，录取50人。

父亲与好友杨正和、孔凡茹名列前茅。他们被编为5个班，顺甘陕公路徒步行军，开往四川。

走大山，过江河，进入盆地平原。学校在成都北校场。大家凝望学校大门，心情激动。上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两边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横批“亲爱精诚”。话浅理深，激发豪情。此门此联，久久凝望，铭心刻骨，践行一生。

父亲被分在骑兵科。父亲为人忠厚诚实，品学兼优，急公好义，深得校友信任。

有一次，蒋介石亲临军校讲话，父亲被派窗外持枪站岗。这是学校严格考核后予以学员的了不起的殊荣。同学们纷纷向他投来羡慕的眼光。

1943年10月，军校毕业，他被分到国民党第42军。部队要西进新疆。不久，他任191师师部见习参谋。该师移防至玉门，他到572团3营机枪连当排长，驻安西。

他们执行护路任务。当时苏联极力阻挠部队进疆，在外蒙古设骆驼骑兵队，穿过大沙漠潜入甘新公路埋设地雷。

父亲奉命巡路，排除地雷，防止袭击。那天，他率部从安西往星星峡。行至土门子听说一辆汽车被炸。

他们急赴现场，看到一辆美制卡车前轮己飞，车翻人亡。两个送往新疆收养的河南孤儿被炸死。

为防再遭袭扰，42军派2个骑兵营驻中苏边境的花海子。

这是一块美丽的戈壁绿洲，一脉小河，三百多户人泉，人称仙人岛。中国军人巡边，地雷炸车的事再未发生。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消息传来，花海子军民狂欢。

父亲以为战争结束，该过和平安稳的日子了，该回刘家峡大川老家重振家业了，没想到接到更严酷急迫的命令：急速进疆！

军令如山。是年冬，骑兵团冒着严寒大雪，抵达哈密巴里坤。

第二年春天，翻越天山向阿克苏进军。1200多匹战马，浩浩荡荡，军歌嘹亮。

1946年，父亲所在骑兵连驻伽师县，负责中苏边界苏洪卡防务。

父亲任排长，常年驻防西天山深处中苏边界苏洪卡。边卡到伽师县骑马走三天。此前，父亲到焉耆接来母亲，安顿在伽师县城一维吾尔人家里。

这家维吾尔人对汉人亲如一家。母亲是兰州女子乡村师范毕业，小学教师。他们是老家订的亲。

父亲带兵很严，以身作则，不嗜烟酒。他常给士兵讲自已的一段经历。

那年，他听说武威青云中学不要学费，约了同学从兰州走路到威武。夜宿大车店，几个马家军士兵气势汹汹进来“查户口”。搜查完后，他发现背包中仅有的6块银元不见了。

这可是他在学校半年的生活费啊！无可奈何，只有长叹：这些马家军连穷学生也不放过！他对士兵说：“别人的兵我管不了，我管的兵谁要祸害老百姓，军法无情，绝不轻饶！”

父亲深知军民联防的重要性。八十多岁时，他还重复42军军长赵锡光的一句训词：“当兵的是穿军装的老百姓，绝不能为害老百姓。”

苏洪卡边防是克尔柯孜牧民聚居区。他常去携礼物拜访部落头人，加强联系。克尔柯孜人祖辈曾遭受过沙俄的侵害，对苏联人高度警惕。

他们极积协助军队守边防，经常报告边界情况。在他们眼中国民党和后来进疆的共产党的军队都是“汉人军队”“依汉如依天”是祖先留下的圣训。

有一次柯族部落头人说，有一条山谷水草丰茂，克尔柯孜人祖祖辈辈去那里放牧。

这些年苏俄骑兵巡逻队武力将我方牧民驱逐，并告诫“如果再来就开枪”。当时中苏边界没有划定，苏方宣布的所谓边境“争议区”，历史上都是中华故土。父亲立即请示上级武装护牧。他亲率两个排的兵轮流进驻那条山谷，克尔柯孜人搭起四五十顶帐篷。

一个夏天三个月，牛羊吃得骠肥体壮，尾巴滚圆。第二年父亲带着士兵和柯尔克孜牧民又去了，又是一个牛羊丰收年。克族头人特地给那条绵延几十里的山沟起了地名“陈副连长克勒克”。

半个世纪后，我对儿女说：路途的计量单位是公里，水的计量单位是立方，黄金的计量单位是克，而两国国土边界的计量单位是寸！越珍贵的东西计量单位越小，国土在军人心头最珍贵，一寸河山一寸血。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万里边境上，曾经有一寸是以你爷爷名字命名的，尽管是克族头人口头命名，也没有标在地图上，但这是我们陈家子孙的骄傲！

1947年夏天，干旱少雨，烈日当头，石山如燃。

父亲和哈拉峻乡乡长苏里唐艾力骑马走过一片荒滩，又热又渴。乡长说找个牧民家喝点水。两人立马高坡，四处眺望，找到了一顶破旧的毡房。

这家克尔柯孜人的贫困令父亲震惊，帐篷里破毡片、破铜锅，光板板羊皮大衣又当衣服又当被子。

男人边放羊边采草籽，女人用手推石磨磨草籽，打成馕来当粮吃。满帐房干草籽的土腥味儿。女主人拿出羊奶做的酸奶子，这是她最珍贵的食品。

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小时读《孟子》“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勉强咬了口硬梆梆的草籽馕，喝了点酸奶子。

一路心里冰凉隐痛，到了哨卡，他不顾忌是否会触怒上级，立即发电报给团部：“山区大旱，牧草干枯，牧民生活困难，有的断粮以草籽为食，急需救济”。团部转至南疆警备司令部，又急转新疆省政府。

省府下文批准伽师县拨粮60担救济。父亲心头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是，救济粮发了一半，喀什专署一个大官儿说，克尔柯孜人吃草籽是祖传的生活习惯，不值得大惊小怪。救济停止了。

父亲几十年后还扼腕叹息：“穷得吃草籽怎么是生活习惯呢！太腐败了！天理良心何在？”

骑九旅组织参谋巡视团，检查边防情况。在父亲戍守防区，实地考察。对边境军队与克尔柯孜人的良好关系予以通令嘉奖，号召各边防部队学习。

1949年，父亲被提拔为骑九旅骑兵团4连连长。这时，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民解放军向西进军，摧枯拉朽，玉门关外，黄河之源响彻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中将领衔宣布和平起义。父亲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

“九二五”起义宣布后，解放军尚未进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间差”。

国民党军派系林立，互不服从。哈密、轮台驻军中反动分子发生叛乱，抢银行，抢富商钱财，杀人纵火，妄图逃亡国外。甚至轮台县县长的女儿被叛兵奸污。消息传开，人心震动。

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严令各部长官约束部下，严惩叛乱。并电请解放军急速进疆。

父亲那个骑兵连驻英吉沙县。一个姓张的排长租住在一个维吾尔富商家里。他悄悄告诉父亲这家有金条，咱们抢了出国。

父亲不动神色，立即向上级密报。团部密令将此人逮捕。父亲派人叫张排长来。一向待人宽厚忠厚老实的父亲突然严肃起来，一声断喝“把枪下了！”

早已安排好的警卫员迅速下了张排长的驳壳枪。父亲盯着他当面宣布团部命令，绑送疏勒县师部，等解放军来了处理。

随后，父亲向全连严厉宣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陶峙岳总司令、赵锡光军长已经宣布起义了，我们坚决拥护，等待解放军来接收。这个非常时期，谁敢抢人抢钱，叛逃国外，军法无情。

这一下，全连震悚，无人再敢有非分之想。全连无一人敢祸害百姓，军纪整肃。12月中旬，他们在英吉沙路边例队欢迎解放军。不久，那个张排长被放回来，说是“只有言论，没有叛乱行动”。

说实话，与解放军刚接触，他们心里嘀咕：怎么败给了这样一支军队！

论文化，国军排长以上基本是黄埔军校生，而解放军连排长大多文盲，甚至团长是“大老粗”；论武器，国军多是美式装备，而解放军三八大盖、七九棒子、水连珠等，汤姆式是缴获来的；论军容，国军将校有黄呢军服，士兵服装齐备，解放军甚至有穿日式大衣、羊皮背心的，而且官兵难分。

但是，当他们以军人的眼光真正认识了解放军，不由得衷心佩服：是“大老粗”，但不怕死，敢拼命；是武器七长八短，但战斗意志坚强，敢于亮剑，士气高昂；是军服不齐，但纪律严明，尤其是政治工作威力无比。

有个父亲的同事悄悄问共产党派进起义军队的指导员，国民党军队“三操两讲”光抓军事训练，你们共产党怎么光唱歌看戏、开会学习不搞军事训练啊？

那位指导员回答，唱歌看戏、开会学习是为了转变思想立场，只要你们思想立场转到人民一边，你们是好军人好部队。军事上不用操心，国民党早就已经把你们训练好了。

此言不谬！只要思想立场一转变，起义部队很快变成威猛之师。后来抗美援朝战争中，1948年10月长春起义的曾泽生为军长的原国民党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首批入朝，浴血奋战，立了大功。

父亲所在的起义部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八师第22团，父亲任团部正营职作训参谋。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枪杆子换成坎土镘。开荒地点是“水到头，路到头，人烟到头”的荒僻边远之地。

内地实行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消息传来，起义士兵们思想更不稳定，有的想回内地老家“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受不了艰苦生活和超人体极限的劳动。

父亲和解放军派进来的政工干部，深入连队做工作。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父亲与开荒的士兵们同唱《戈壁滩上盖花园》：“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劳动的歌声高又高。……自由的种子撒下去，幸福的泉水流不完。劳动双手能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歌词是老部队宣传部长马寒冰写的。唱歌的人吃的苞谷馕，喝的咸盐水，抡着坎土镘，在万古荒原开荒修渠。朴素的歌曲，美好的憧憬，使艰苦卓绝的拓荒者看到了希望。

父亲所在的骑八师二十二团二营五连士兵李彦西，开荒中拼命苦干，工效领先，起义半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荣立特等功。

1950年底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首届英模大会。又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父亲非常高兴，功臣出在他蹲点的连队，他给李彦西教过文化和唱歌啊！

也许正是文化启迪了士兵的人生觉悟，歌曲鼓舞了士兵的革命斗志。李彦西去北京时向父亲告辞问有无事情要办，父亲交给他6块银元，托他买支英雄金笔。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一场冤案悄悄张开了网……!

1951年10月，仅凭两个勤务兵捕风捉影的“汇报”，“骑八师阴谋叛乱案”震惊全疆。那些制造冤狱的当事人、具体细节，难以考证，但当时的简单事实是，一是起义部队战马无一匹，枪支无一杆，黄埔军人会赤手空拳“叛乱”？二是抓了300多人，后又放了100多人，口供乱七八糟，莫衷一是，理不出个“叛乱组织”！

没有组织会“叛乱”？然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凭“思想反动”就可以“不换思想换脑袋”！

父亲毫不知情就被突然逮捕。不久开宣判大会，96个被集体判刑的人油印的判决书订成一小册子。只有罪名，刑期，没有具体“犯罪事实”。

父亲罪名“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天日昭昭！欲言无由！父亲细检平生确实找不出那件事是罪过。

覆巢之下无完卵！认命吧！

国民党时代是“三黄”吃得开：黄金、黄埔军校、黄呢子将校军服。解放军来了开展大生产运动，“三黄”变成了黄风、黄沙、黄窝窝头。

父亲被押送劳改队，到荒无人烟的麦盖提县二浪卡开荒。先要引叶尔羌河的水，在300多米的凹沟里筑一条大坝。劳动工具是筐子扁担，劳动时间是两头不见太阳。

那天，管教通知有老部队的人来看父亲。一见面父亲心里一惊：这个时侯居然有解放军老部队的干部不避嫌疑来劳改队看他！

来者是营教导员石明和宋参谋。

父亲在骑兵团当作训参谋时，石教导员奉命去塔什库尔干执行任务，到起义部队借80匹战马。父亲说塔什库尔干高寒缺氧，环境恶劣，一定要挑最好的马。他与石教导员和宋参谋到一个个连队一匹匹地挑马。边挑马边讲授相马经，讲爱马之道。听得石教导员赞不绝口。挑出的80匹战马体膘好，耐力强，圆满完成了雪域高原战斗任务，而且没伤亡一匹马。

几十年后，父亲说那是从骑兵团一千多匹马中选出的最好的战马，有的连队舍不得，父亲硬是耐心说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亲手执缰强拉。

从塔什库尔干返回，两位有良知的干部难以相信，这样老老实实为解放军做事的人会“叛乱”。但军事法庭的判决已如铁案，无力挽回。

他们出于军人的良知、出于中国老百姓的朴实的报恩心情，特地骑马走了近百里路，到二浪卡工地劳改队来对父亲表示感谢。安慰父亲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并问需要什么。

父亲犹犹豫豫地说，把金星钢笔能不能还给我？这支钢笔有纪念意义。1950年，起义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父亲领导的那个连队成绩突出，战士李彦西被评为模范又立特等功，上北京参加英模会。父亲给他6块银元，托他带回一支金笔。关押时被没收了

。父亲还有个要求话到嘴边又强咽下去，能不能请石教导员看看他的判决书，究竟为啥被判刑？那天宣判只宣布刑期、没有宣布“犯罪事实”啊！但是，军人深知，军法无情，军人被砍头也要挺直脖子，不能问！况且与石明教导员仅仅一面之交啊！……

石教导员点头答应向有关部门反应。同时又向劳改队领导再三交待：这个人是老实人，帮了我们的大忙，要好好照顾。

“老实人”！后来无论换了多少单位，无论谁当他的领导，无论经历多少政治运动，这个超脱意识形态的道德评价伴随了父亲一生。

石明走后，父亲的金笔果然退还本人，生活待遇明显改变。他担任了劳改队的文化教员。每天干半天活，下半天记成绩、教文化。

“骑八师暴动案”发生不久，部队全部迁到石河子。只留下被判刑者在喀什地区开荒造田。再没有任何老部队的人来看望父亲。

六十多年后，父亲常念念不忘“老部队的教导员石明。要不是他去看我，鼓励我，我也许熬不过去那个恶劣的劳动环境，活不到今天。”平反后，父亲多方打听，石明在克孜勒苏自治州当了书记。

面对人生的巨大灾难，面临说不清道不明想不通的事情，父亲干脆什么都不想，坚守一条简单的人生信念：在学校读书要当好学生，在军校学习要当好学员，在部队带兵要当好军官，在监狱服刑要当好犯人。

从杨家将到左宗棠，为国守边没有错。起义坚决拥护共产党没有错。沉冤终有出头日，岳飞不是被害二十年后获平反了吗！咱的头还在肩上稳稳扛着呢！头还在，还要活，还要唱！

劳改队的干部、警卫和犯人们大多是文盲，学习文化十分认真，都把父亲当老师来对待。中华民族敬重天地君亲师的传统根深蒂固，在劳改队也不例外。这使父亲非常感动，满腔热情教唱《犯人学文化歌》：

枯树开了花，朽木发了芽。

自古哪有犯人学文化。

好比瞎子亮了眼，

好比哑巴能说话，

书报能读信能写。

人民政府恩情大，

胜过咱的亲爹妈。

那时犯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大坝必须在春灌前修好，否则荒地无水等于白开荒。父亲与众犯人挑土筑坝，唱起父亲教唱的《劳动歌》：

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高楼大厦平地起，

工厂机器全开动。

哎咳哟！全靠我们努力劳动。

六十多年后，父亲把这两首歌的歌词默写下来，郑重交给我，还是那句话“军人唱过的歌不能失传”。我听父亲嗓音苍凉，吐气吃力，但非常专心投入地唱这两首歌，曲调非常简单粗糙，不是“唱”而是在“喊”，拖长音调喊口号。

父亲蒙冤入狱时我才三岁半。

我们起义人员的小孩与解放军军官的小孩都被当成“祖国的花朵”，享受副排级生活待遇。

我从幼儿院、小学和初中，都是往宿学校，只有假期与母亲相聚生活短暂时刻。母亲在兰州乡村女中上学时学过缝纫和编织，解放后在22团被服厂工作。我上小学时，她受父亲株连被发配到草湖前进一场开荒。学校放假我到连队和母亲一块儿住地窝子。

地窝子住了五六个山东大葱女兵，常常争着搂着我睡觉。喜欢孩子是女人的天性。早晨爬起来连队地窝子空荡荡的，叔叔阿姨们都去地里干活了。

我去炊事班要点吃的，大胡子叔叔赶着毛驴驮着木桶去送水，我欢快地跟着跑着扬着芦苇赶着毛驴走。回来时木桶空了，大胡子叔叔把我抱上毛驴，我拿着红柳条儿作刀呐喊冲锋。

那年月孩子金贵，又没有“黑五类”“红五类”之分，都是“祖国的花朵”。人们没有因父亲的事而歧视我，而我也长久未觉察父亲出了什么事。

天是蓝宝石，荒滩是金沙浪，笑脸是向日葵，语言是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四川、湖南等五湖四海，动听悦耳。童年的我那么纯洁，那么甜蜜，会唱许多好听的歌。可惜父亲没听过我的童年的歌。他因表现积极，服刑8年，提前释放。我们家在木华里前进二场团聚。

我上初中时，开始懂得什么是饥饿。缺油少肉，月定量30斤原粮。在课堂里，上午第三节课时肚子就空荡荡的，脑子发呆，盼着午饭钟声。

那年暑假回家，家里正闹饥荒。兵团提倡“瓜菜代”，不知谁发明了用苞谷叶子作淀粉。方法是把叶子用石灰水煮了，用手搓出粉浆，再用清水洗净，纱布过滤就成了，掺上点面粉蒸馒头。

那馒头硬得打死狗，人吃了几天拉不下屎。父亲在水管站看水闸，离家50多里路。母亲每顿饭把苞谷馍切两片下来晒干，一片留给父亲，一片叫我上学带走。

父亲在离木华里30多公里的老分口独自一人看水闸。大河里渗出的水在堤外汇成一个个小水滩。

父亲顶着烈日用坎土镘挖出一亩地来，又千方百计借来稻种，种下一亩水稻。稻苗又瘦又细，苇子草一个劲儿疯长。

父亲整天泡在水里拔稻田草。偶而路过的维吾尔族老乡好奇地问：“是领导叫你种的吗？”父亲摇摇头。又问：“这大米你能吃上吗？”父亲又摇摇头。

这一下该骑毛驴的库尔班大叔们摇头了：头顶大太阳，荒原热得像大馕坑，这个汉族人自找苦吃为的啥？

水稻熟了。水管站派来几个人来割了稻子，互相监督，除了还掉借的种籽，不准留一穗稻子。牛车把稻穗拉回水管站，大家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大米打出来，要求留一点吃顿米饭或者稀饭也行。站长赵林彰命令一粒不留，派父亲送到农场粮库。

谁知粮库保管员板着面孔说，收购计划上没有大米，不收。他居然怀疑父亲在远离人群的看水点上投机倒把弄来水稻邀功请赏。国民党不就流行这一套！

父亲把牛车停在农场领导房子不远林带边，又不敢贸然靠近去找场长，只好等着张望着。

场长是职工眼中最大的官儿，他们房子后边就是武装警卫班。“刑满人员”胆敢走近首长住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轻则批斗，重则关押。

中午，分工管水常在大渠上奔波的刘副场长，回家远远一眼看见父亲，大声喊：“你在干啥？老陈！”

父亲举着赶车鞭大声回答：“交大米，粮库不收。”“什么？大米？哪里来的？”父亲就等着这句话：“我在老分口闸口种的。”

刘副场长走来高兴地捏着麻袋：“好！太好了！我带你去库房。送上门的好东西还不要？”

后来，冬天开群英会，刘副场长安排一百多代表美美吃了一顿素抓饭。当然没有父亲的份儿。他只要领导夸奖一个“好”，饿得前心贴后背也高兴。

水管站赵站长私下数落他：“粮库不收，你为啥不立刻拉回水管站？还呆呆等在那里送到首长那儿，不就是图个表扬落个好吗！粮库不收，拉回来咱就敢吃！”

水管站有个解放战争参军的老领导很有带兵经验，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带过不少“解放兵”“起义兵”。经过长期观察他私下说，陈积久这个人太老实了。要么他的案子确实是冤案，这么老实的人怎么可能是“历史反革命”！要么他的积极老实全是假装的，那更可怕！

这句话传到我母亲耳中，她连连点头：说得太对了太深刻了！

我是他的独生子，他对我十分痛爱关怀。但我和母亲没尝到他辛辛苦苦种的一粒米。我们也从来没有对他有丝毫抱怨。后来，读朱自清的名作《背影》，我心中立刻出现父亲弯腰曲背拔稻田草的身影……

我父亲的背影比朱自清父亲“吃力地爬过铁路”的背影更感人！

刘副场长是有情有义的人。1962年上级调拨春节年货，两千多人口的前进二场分了两辆自行车。连长指导员们为分配自行车争执不下。

刘副场长却下令买给父亲一辆，“五六十里路人家两条腿跑，拿菜拿面。这辆自行车谁也别争，给陈积久！”

我至今记得那辆自行车230块钱，相当父亲半年工资。当那辆天津飞鸽自行车光临我家，我高兴极了，在父母亲的笑容里，我骑车飞驶，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

父亲87岁时还不厌其烦地念叨刘副场长是个好人，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他给批的。水管站的人则说是几百斤水稻换来的。

1964年夏天，我年年三好学生，品学兼优，却因父亲属“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剥夺上高中的权利。“父亲”从此使我冰透肌骨，青春的血液中羼杂进了阵阵凉气。

1964年秋天，我到42团园林连报到当了农工。那时我16岁，一瞬间由学生变成了兵团农工。

从此，我心头时时流过两股血，凉血热血。母亲是热血，父亲是凉血；理想是热血，现实是凉血；激动时热血涌流，灰心时冷血颤抖……

特殊时期，父亲被集中到“军管连队”基建二连，又开始了地窝子、干打垒、土块房的新的人生轮回。

当年“镇反”进了劳改队的“政治犯”们又相聚在大漠荒滩上，满脸冰霜，唏嘘不已。“相见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那时，我在测量组当测工，常跑戈壁滩。与父亲久未见面，知道他被“清理”出水管站、被分在“军管连队”基建二连。

在这个连队建立之前，我们测量组测过那里的地形图，荒凉死寂，没有人烟。那天，我去送规划图到基建二连。走过红柳包、白沙滩，满腿沙土，一脸疲惫，到那里天已黄昏。夕阳残照，沙丘如浪，收工的人群扬起的飞尘如紫色烟雾。人在搅动尘土，尘土在缠绕人。

幸亏有炊烟，有歌声。地窝子干打垒围成的院子里，他们聚在一起正唱歌。大漠炊烟，人气如歌。这回是唱语录歌，也轮不上父亲来教唱了。

“三块钢板”们年轻气盛，根红苗壮，身穿绿军装，背着红宝书，领着他们“早请示，晚汇报”，教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在食堂吃了盐水煮南瓜、苞谷馍，站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目光扫过人群，看到父亲。他端端正正坐在人群中，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目光有神，唱起歌来还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精神。像当年在兰州动员抗战一样，像在苏洪卡骑马巡边一样，像在劳改队教唱歌曲一样……

父亲住的地窝子是集体宿舍，我被连队指导员安排在放水班的地窝子住了一晚。如芒刺在背，一夜难眠。

父亲身披沙土，衣服破旧，白发过早爬上鬓角，但是，他唱语录歌的神态那么有精神，那么有激情。莫非他内心深处还藏着什么希望……

还有什么希望？我都时时为前途绝望……

那位指导员是1966年进疆的复员军人，“文革”开始被突击提干来到基建二连，不知道我父亲就在这个新组建的“军管连队”，也不知道我的底细。

把我当成团生产科的测量技术员，对我很客气。离开连队时我们一起走了一截路，我说在这个戈壁荒漠的连队ZZ气氛这么浓，这么活跃，没有菜地，没油没肉，能吃饱肚子不容易。

他大大咧咧地说：“我以为这些刑满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来了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整天乐呵呵的，语录歌成天挂在嘴上。‘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叫花子唱山歌一一穷开心。我真弄不明白他们高兴啥？不过，不准他们唱黄色歌曲，什么‘在那遙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

这是在说父亲！这正是父亲喜欢的歌！幸亏他不知道我是父亲的儿子！我不动声色地听他讲，心里叹息：他不懂我父亲那辈子人；他太年轻了，不懂国共两党的历史；他是解放军复员士兵，但不懂黄埔军人。他没读懂父辈们唱过的黄埔歌……

而我真正读懂这一切，是在“知天命”之年以后。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施光南的《祝酒歌》响彻云霄，激荡神州，宣告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父亲又调回水管站，我们又经常团聚了。我已成家，妻子小学教员，住在学校，儿女成双。

这时，到父母亲家的人渐渐多了。我第一次听到雷立德叔叔称呼父亲：“陈连长”。

雷立德也是“骑八师叛乱案”的受害者。起义时是父亲属下的排长。他们互相串门，交流信息。父母亲的家成了联络点。几十个难兄难弟奏了路费，推举最年轻头脑最灵活的雷立德为代表，踏上漫漫上访路要求平反。

母亲听人叫父亲“陈连长”心中一颤，神色凝重悄悄叮嘱我，他们要求平反的事你别管，千万别过问。万一成不了事会牵累你。

母亲知道我正在积极申请入党，42团机关党总支已把我例入发展对象。别管父母受过多少委屈，你一定跟党走。母亲的嘱咐深深感动了我。

雷立德找到南疆军区，答复是“档案在新疆军区”。找到新疆军区，答复是“要有上级批准才能查档案”。找到当年骑八师领导，有的推诿，有的宣称“那是铁案，翻不了”，但也有良知健全的领导干部支持他们的申诉。关键是要把申诉书送上去，有个受理部门。

经高层人士指点，雷立德壮着胆子找到自治区韩有文。韩是原国民党“九二五”起义将领，长期驻在北疆。对喀什“骑八师叛乱案”曾有所闻，但不知详情。看了申诉书，沉思半晌说：“我去北京开会，一定面呈王震将军。他最了解那段历史，只有他能推动这个案子平反。”费尽周折，终有成果。王震将军亲自批示新疆军区复查。

“来若雷霆罢震怒，去如江海凝清光”。制造冤案时雷厉风行，夜捕百人；平反冤案时推诿扯皮，一波三折。

我坚信父亲是无罪的，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1981年，在经历两年多申诉奔波，父亲那一批“叛乱案”的幸存者获得彻底平反。第二年，父亲落实了副团职工资待遇离休了。

父亲在被判刑31年后，终于看到了自已的判决书。无知轻信、诬告陷害、宁枉勿纵，加之当时社会情况复杂，一个大冤案就炮制出来了。

母亲看了判决书数落父亲：那时你太老实太听话，你们那一帮党国军人有人忌恨你陷害你，告了你的黑状！而你一点都没有察觉……

我看了判决书震惊愧恨：我对父亲的疏远冷漠怨恨，一下子变成负疚自责。“父亲”从1964年成为我心头的“凉血”，“文革”中我竭力与他“划清界限”，我也在冤枉他伤害他。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被在起义后判刑，他说他确实不知道，没见过判决书。当时军法处长宣判时，只说判无期徒刑的是某某某，光念了一串名字；判二十年的谁谁谁，又是一串名字。父亲的名字在判十年的一长串名字中。

原来如此！我对父亲说：你没有罪，即使按当时“镇反”的标准来判定，你也没有任何罪过。

母亲1996年7月26日病逝后，雷立德叔叔到我家来说：你妈妈真了不起！一句话救了你父亲的命！

那时“叛乱案”一下子抓了几百人，你父亲和我都被关押起来了。22团的张政委在院子大门口碰见你妈妈，妈妈拦道质问陈积久犯了什么错？你们为什么把他押起来？

张政委一愣反问：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妈妈大声说谁说陈积久是坏人，打死我也不相信。说完扭头就走。张政委吃了一惊，没有一个起义人员家属敢对他这样说话。你妈妈的话起了作用，你爸爸是判得最轻的。

1982年9月，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后，收到一封极其珍贵的来信。

“陈积久同志：你的来信，因我外出才收阅。知你问题已平反，我很高兴。对你参加叛变一事，我一直有怀疑。我从许多方面了解，你不会干这种事的。但当时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见），我也没有抵制往。故对你的错判，我也有责任，向你检讨。……”

父亲看信双手颤抖激动万分，连声慨叹“好人！好人！他了解我！三十年了没忘记我！”

写信人贺汉德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解放初是解放军派往起义部队的领导干部，任父亲所在22团的政治处主任。父亲在他领导下工作近两年，他最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父亲恭恭敬敬把信抄在笔记本上，珍藏起来。

我对父亲说，你应当高兴。在解放初期那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不发生冤假错案。你们骑兵团团长被枪毙，4个连长1个死刑，1个死缓，1个无期徒刑，你被判10年是最轻的，因为你这一生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起义后积极拥护党。想想那些丢了脑袋的人，你活到今天、活到平反之日是个奇迹！应该高兴！应该歌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