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西走廊到阿姆河：大月氏、塞种的西行记，如何点燃丝绸之路

#全民科普在行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欧亚大陆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莫过于大月氏西迁与塞种的南迁，它们的迁徙不仅重塑了中亚的政治格局，还深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这场迁徙始于匈奴崛起对河西走廊游牧民族的军事打击，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贵霜帝国和乌孙王国的崛起以及丝绸之路的形成。

本期文章我将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共同揭开这段史诗级的迁徙，通过月氏、乌孙与塞种的迁徙轨迹和文化互动，帮助读者理解欧亚大陆早期文明交往的关键视角。

公元2世纪的贵霜帝国和乌孙

上期文章我们讲述了公元前5—前4世纪，欧亚北方草原形成塞种、月氏、东胡三强并立的局面。东胡整合蒙古高原东部至大兴安山区的狩猎部落，称霸东方；月氏占据河西走廊至东天山廊道的交通枢纽，与伊犁河谷及中亚的塞种人共同主导着彩陶、玉石等东西方的物资及文化交流。

然而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亚历山大东征，不仅重创了中亚的塞种人邦国，而且攻灭了波斯帝国、粟特邦国，和南亚西北的雅利安众小国。希腊-马其顿王国的军事行动彻底摧毁了塞种与粟特、波斯建立的贸易网络，使其走向衰落。月氏趁机向西扩张势力，吸纳河西走廊西部的乌孙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塞种吐火罗（Tochari）诸部，一跃成为草原新的霸主。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晚期，月氏与东胡共同压制阴山南北的匈奴，主导着草原秩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月氏西迁以前的欧亚草原格局

然而变数从中亚开始，公元前324年，逞雄一时的亚历山大突然病逝，庞大的马其顿王国瞬间崩溃，分裂为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等国。波斯、粟特、塞种等被征服族群立即发起反抗，建立了康居（粟特人建立）、奄蔡（咸海北部塞种国家）、大宛、帕提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为安息）等国。希腊殖民者虽然在索格迪亚纳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泽拉夫善河流域）保留了巴克特里亚王国，但主体民族是粟特和塞种，文化上保留了祆教等塞种特征。这为以后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塞种阿斯伊（Asii）、迦萨尼（Gasiani）部由于没有了外部的军事压力，转入休养生息阶段。（塞种四部的渊源请查阅往期文章：允姓之戎西迁记：被华夏驱逐的“梼杌”，如何成为塞种霸主？）

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约公元前210年，匈奴单于头曼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将儿子冒顿送往月氏做人质，转而专心应对东胡的入侵。但冒顿在人质期间（约公元前209年），头曼欲改立储君，竟企图借月氏之手除掉他。冒顿察觉后逃回匈奴，以 “鸣镝弑父” 之法自立为单于。继位后，他迅速突袭东胡，将大量东胡部族及附庸势力纳入麾下，匈奴也由此一跃成为能够与月氏抗衡的草原强权。

匈奴最强盛时期的疆域

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第一次较量中，月氏战败。此战使乌孙看到了摆脱月氏统治的希望，于是逐渐倒向匈奴，成为匈奴的盟友。对于乌孙的背叛，月氏王是忍无可忍的，他于公元前177左右对乌孙发起征讨，乌孙昆弥难兜靡在混战中被杀。刚出生不久的王子猎骄靡孤苦无依，被弃于荒野。但他受到上苍的眷顾，传说“乌衔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因此得以存活。冒顿单于听说后，认为此子神异，将其收为养子。这一情节融合了游牧民族对狼的图腾崇拜（如突厥的狼祖神话）和 “天命所归” 的政治叙事，旨在神化猎骄靡日后统治的合法性。

对于乌孙难兜靡的战死，史书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为：“昆莫父难兜靡，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汉书・张骞传》记载为：“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这一矛盾说法可能源于司马迁对乌孙早期历史的模糊认知。到东汉班固创作《汉书》时，他得到的史料更详实，如张骞出使西域报告，以及他的弟弟班超在西域从乌孙听到的更多当年的故事，因此予以修正。现代学者多采信《汉书》说法，认为匈奴是乌孙复国的支持者，而非灭国者。

影视剧中的乌孙昆弥猎骄靡

乌孙被灭后，冒顿单于和继任者老上单于立即做出回应，于公元前176—前174年对月氏发起灭国之战。月氏战败，国王被杀，头颅被制成酒器 。对于此战，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只给出结果：“（匈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此处的“呼揭”，是西域阿尔泰山南麓至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政权，属于塞种“行国”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塔城地区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中，出土了青铜短剑、鹿形金饰等文物，与塞人文化遗存高度相似，印证了呼揭的族群属性。而楼兰是罗布泊地区塞种分支吐火罗部建立的“城邦国”。

从这些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月氏的战败，不仅导致其失去河西走廊的家园，而且使塞种的力量也遭受重创。战败的月氏被迫实施战略大迁徙，大部分部族经天山北麓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等地，西迁至水草丰美的伊犁河流域，他们被称为“大月氏”。一小部分留在河西走廊的部族，称为“小月氏” ，后融入西羌。当然月氏的西迁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前后经历了十多年，从冒顿晚期一直持续到老上单于时代（约公元前176—前161年）。

大月氏的西迁路线及欧亚草原格局

月氏第一阶段西迁，彻底重构了西域诸国的分布格局：西域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吐火罗与羌戎诸部，原本是月氏的附庸部族，月氏战败西迁后，他们脱离其统治，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从西向东分别有温宿、姑墨、龟兹、焉耆等国，而罗布泊地区的楼兰与阿尔金山南麓的婼羌也相继立国。与此同时，塔里木南缘的塞种萨迦劳里（Sacarauli）分支与羌戎也建立了疏勒、捐毒、于阗等国。它们共同被称为“西域三十六国”，后来成为汉西域都护府统辖下，主导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坚力量。此外大月氏的西迁，使乌孙得到喘息，它们在匈奴的扶持下，聚集于猎骄靡麾下，在为复国做最后的准备。

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使塞种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压缩，两族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地发生了。史书对于这场战争同样没有详细的描述，只记载： “（月氏）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这里的 “塞王” 指的就是伊犁河流域塞种阿斯伊（Asii）和迦萨尼（Gasiani）部的联盟首领或者国王。

西域三十六国中塞种人建立的国家

根据现代史学家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的描述，塞种迦萨尼部大部投降了大月氏，其余随阿斯伊部南迁到兴都库什山区，一部分向东来到 “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后分散为疏勒、捐毒、休循等十多个小国。另一部分则继续向西南的阿姆河流域挺进，与索格迪亚纳地区的萨迦劳里（Sacarauli，亚历山大时代战败被移民的塞种）联合，击败了巴克特里亚王国。所谓的“大夏”就是由塞种获胜后，与粟特、希腊移民共同建立的政权。真正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残部在兴都库什山以南顶着塞种和帕提亚王朝诸邦的轮番打压，坚持20多年后迁徙印度河流域，分裂为众多小邦，最终在公元1世纪，被崛起中的贵霜帝国吞并。

当然对于这个观点，学界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西方学者认为巴克特里亚王国或者大夏，始终都是希腊移民主导的国家，他们过分强调希腊化在中亚、南亚的历史贡献。中国学者余太山、林梅村等人则认为：大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但大夏是塞种建立的政权，主体民族仍然是塞种和粟特。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明确记载，希腊东征军出发时仅有“步兵五千，骑兵三万”。即使在攻灭波斯过程中增加了兵力，到达中亚时，随军移民及后续定居者总数亦不超过十万，这对于百万计的粟特和塞种等族群来说，简直是泥牛入海。他们是不可能长期主导当地政治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余太山等人的观点。

希腊东征军与塞种部族早期的迁徙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猜想。西方考古队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核心区域——阿富汗北部，发现了希腊式城堡，如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并出土了带茛苕纹饰的石柱。茛苕是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灌木，希腊人用层叠环绕的锯齿状茛苕叶图案装饰建筑物柱头，形似盛满花草的篮子。这种石柱被称为“科林斯柱式”，是希腊文化的标志物。这些发现表明在希腊殖民早期，希腊文化确实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联合考古队在2017年的考古调查中，在乌东部地区（大夏核心区）除了发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贵霜钱币、陶器等，并没有发现太多的希腊文化遗存，大多都是与塞种风格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这说明主导大夏的是塞种等游牧族群，希腊化影响在当地有限。

希腊保存的“科林斯柱式”建筑柱头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出土的“科林斯柱式”建筑构件

月氏在伊犁河流域的统治仅维持了约 40 年，之后又遭到战火荼毒，最终也沿着塞种的脚步，进行了漫长的南迁。公元前 130年左右，匈奴军臣单于将乌孙部族全部移交给已经成年的猎骄靡，并协助他建立军队，向昔日的仇敌月氏发起进攻。大月氏人还没有从上次的战争阴影中缓过神来，就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对于这场一边倒的战争，史书只给出结果，《汉书・张骞传》记载：“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 月氏西迁中亚后，猎骄靡迅速占据伊犁河谷，将没有迁走的大量塞种、大月氏纳入麾下，建立了乌孙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为：“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大量塞种和月氏遗民被乌孙同化后，力量迅速膨胀，成为西域霸主，匈奴借助它来维护西域的统治。

大月氏征服大夏的过程与大月氏被乌孙击败的过程有些相似，当地的塞种、粟特族群刚刚与希腊殖民者以及崛起中的波斯提亚王朝东方诸邦经历了多场战火的洗礼，大量损失的人口还没有得到恢复，百姓对战争的忧惧尚在，月氏和塞种人就如潮水般越过阿姆河，闯入了家园。大夏人未作顽强抵抗便选择投降，这恰好与张骞“其兵弱，畏战”的评价互相印证。大月氏人在阿姆河流域整合塞种、粟特、希腊等族群，“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重构了自己的王国。

大月氏西迁后的政权范围及乌孙等国

此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抵御匈奴。公元前128年，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大月氏时，见到当地物产丰富、各族群安居乐业，大月王并无意复仇，不愿意再次卷入战争。《汉书・张骞传》记载为：“（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为了说服大月氏，在此滞留一年，甚至南下大夏（今阿富汗）考察。最终仍无果而返。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成战略目标，但也与大月氏、康居、大宛等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为以后丝绸之路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影视剧中的解忧公主

与此同时张骞也发现了乌孙这个潜在的盟友。乌孙虽然与匈奴是亲密的盟友，且有助其复国之恩，但匈奴对其的压榨很重，每年需进贡大量的牛羊马匹。这使乌孙产生疏远匈奴的想法，猎骄靡晚年拒绝参加匈奴每年的“龙城大会”。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目的就是联络乌孙，欲“断匈奴右臂”。最终汉朝通过“妻以公主，与为昆弟”的策略与乌孙结为盟友。

汉武帝在公元前 105 年至公元前 101 年，连续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乌孙。解忧公主带来了许多中原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使乌孙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从而使其彻底摆脱匈奴的统治，成为丝绸之路天山道的主导者，著名的“乌孙古道”就是在解忧公主主导下建立的商贸通道。

乌孙古道

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欧亚大陆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在东方，汉朝通过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打通河西走廊，迫使匈奴退居漠北；在西域，诸国臣服于大汉，乌孙等国和睦相处，成为西域都护府下辖的汉朝属国；在中亚大月氏翕侯（部落联盟首领）丘就却于公元25年统一了大月氏、塞种、粟特诸部，建立了贵霜王朝；在伊朗高原，帕提亚（安息）统一诸邦，成长为波斯历史上的第二个强盛帝国；在环地中海地区，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争雄终于落下帷幕，屋大维于亚克兴海战中彻底击败安东尼，并趁势攻灭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27年建立了罗马帝国。

至此，欧亚大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黄金发展期，一条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贵霜、安息，直达罗马帝国的商贸通道终于形成，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虽然沿途的贵霜与南亚诸邦以及帕提亚与罗马帝国之间仍然有局部的战争爆发，但和平与发展成为各方的主流共识。这点从东汉经营西域的细节就能看出来。当东汉建立后，西域各国立即请求朝廷恢复西汉末年被废置的西域都护府，以维护丝路秩序；当带领西域摆脱北匈奴控制的班超，即将退休回乡时，西域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汉使弃我，我必复为（匈奴）所灭耳！”（《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一》）

公元2世纪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

由此可见，任何时候战争是被普通人摒弃的，和平稳定的发展才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丝绸之路的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多的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族群融合。下面我们通过中亚考古遗址的成果，来具体展现文化民族的融合。

2017年至2018年，中乌两国的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州的“拉巴特墓地”取得重大发现。该墓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使用年代从公元前2世纪末期延续至公元1世纪，正是大月氏西迁的高峰时期，因此被认为是大月氏西迁中亚的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考古队对其中的76座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墓葬呈现的文化特征，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开启后，大月氏所在的阿姆河流域成为中亚的文化熔炉。

拉巴特墓地考古现场

拉巴特墓葬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高等级墓葬带有1~2个偏室，形制与上期文章介绍的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墓葬群完全一致。（若对月氏西迁以前的历史、文化感兴趣，可查阅往期文章：揭秘月氏塞种共同奠基的丝路前夜：石人子沟遗址背后的草原往事）。

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

拉巴特墓地出土的文物包括：金属器、陶器以及饰件工艺品三大类。

其中金属器包括：铜镜、铁短剑、铜戒指、铜牌饰等。铜镜是来自中原或当地仿制的汉式铜镜，一般在背面带有八段连弧纹和汉字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即日光镜）、“内清质以昭明”（即昭明镜）等。铜戒指大多铸有简化的希腊神祇形象。铁剑少数是茎条形的汉式短剑，其余是剑首呈半圆的心形或新月形，不似汉式剑那样尖锐，其装饰效果大于实际应用。铜牌饰则延续了塞种文化的动物纹饰，模压或錾刻浮雕、镂空的骆驼、马等图案，少了狮虎等猛兽，似乎预示着大月氏从此退出草原争雄，做一个平和的农耕民族。

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汉代“日光镜”

陶器大多是颈部收缩明显，腹部鼓圆的束颈罐和便于加热的三足罐，纹饰除了延续石人子沟文化陶器中的三角纹、折线纹、涡旋纹外，还增加了当地塞种的同心圆、交叉纹以及希腊的棕榈叶纹、茛苕叶纹、葡萄藤纹等纹饰。此类陶器以轮制为主，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的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中较为多见，并且种类更加丰富。月氏人舍弃了携带不便的盆、盘等器型，只选择适应游牧生活的钵、罐、壶等器物。

拉巴特墓地出土的希腊风格的束颈壶

工艺品中最具特色的是半透明的切角玻璃珠和绞胎波纹玻璃珠，此类玻璃饰品起源于西亚，在印度河流域的塔克西拉遗址（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附近）中较为常见。其制作工艺是将纯度较高的石英砂等原料混合加热到1000℃左右，然后添加钴蓝、铬绿、二氧化锰等呈色原料。按照设计将不同颜色的玻璃半熔化液拉丝堆叠成珠胚，最后用金刚石砂轮抛光或切割成类似钻石的多面体，就成为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各类玻璃珠。此类玻璃珠由于制作技术复杂，成为欧亚大陆流行的奢侈品，而被王室收藏。月氏王室也不例外，证明拉巴特墓地可能埋葬着月氏王。

拉巴特墓地出土的玻璃珠等材质的项链

拉巴特墓地的文化遗存蕴含汉地、月氏、塞种、希腊、粟特、波斯、古印度七种不同文化元素，堪称古代世界多元文明交融的典型缩影。其出土文物与文化构成表明，月氏、塞种等族群以游牧业为基础，依托丝绸之路枢纽位置，广泛参与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互动，为推动欧亚大陆文明交流作出了独特贡献。该遗址的研究成果为深化月氏历史、丝绸之路考古及早期全球化进程的理解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

拉巴特遗址出土的汉式铁剑

当然塞种和月氏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随着贵霜帝国的崛起，他们将入主南亚，对世界政治格局以及佛教的传播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月氏、塞种南迁后又将与印度土著擦出怎样的火花？下期文章为你讲述塞种月氏对佛教的发扬光大和传播所做的贡献，敬请期待！（由于查阅与整理资料难度较大，更新稍慢，敬请谅解。若您喜欢本文，欢迎点赞、评论、转发，让更多人看到。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