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四野教导团排级干部奉命全部留在广西南宁地区工作

有时候命运的转弯，既不是自己选的路，也不是谁在后面推一把，就是那么突然的一下子，人生就拐进了不一样的风景。那时候，1949年，我还只是个在湖南洪江市读书的少年，一心想着好好读书，将来做点正经事。可等到年底，世界像被打翻的水缸，事情变得急风骤雨。家里也没什么大人物，都是普通人，有些同学已经去了外地，也有几个在闹腾着要参军，我想着，既然国家在变动，我这18岁的小伙子也不能落后。于是，稀里糊涂地就参了军，分到了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直属教导团，三营二连副排长。我当时哪懂什么副排长，满脑子想的是：赶紧上阵，别让自己掉队。

话说刚到部队时，大家伙儿聚得紧，训练忙得很。时间没多久，南宁解放了，我们兵团在南宁歇着，原计划要往广州进——这事儿听起来像走亲戚，可事实上大家心里都紧绷着一根弦。广西的土匪，那可不是说说玩的。解放在报纸上看着风风光光，可南疆这块地，四野打下来后，地面还是乱糟糟。我当时得到的命令是转业，搞地方工作，因为广西多的是匪患，急需干部。那些从排级上调下来的兄弟，没一个不是咬着牙上的。有人背后嘀咕，说咱们成了“白纸干部”，啥也不懂税收，可管别人那么多，哪里需要，哪里就站着。

其实，我从小是见不得土匪的，一想到他们闹事，心里就堵着。可你倒霉，老天爷就偏偏把你扔进这锅粥里。我压根没能按分配去横县报到，路断了，水里也是土匪。哪有通行证给你用？大冷天，我就留在邕宁县税务局，一留，就是40年。谁又能想到这么一歇，就成了跟共和国税收干上了劲，一辈子都脱不掉。

那会儿的广西，不比现在，说句玩笑话，牛都能丢，一夜砍了绳子就不见了。横县和邕宁之间，山多水多，藏匪如同藏骆驼。这些土匪，可不是只会抢东西，他们盯的就是新政府的招牌，谁穿上解放军皮，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我们这些被分到良庆税务所的转业干部，总共4个人——曹海，曲文辉，薛光华，还有我——身上配着枪，穿着军服，像是把小小税务所搞成了前线小队。

我记得上头给过我们一支美式冲锋枪，一把手枪，两个手榴弹。平时收税，大家分工——一个人坐那儿收票收钱，剩下的三个人，把武器擦得锃亮，在旁边站着保卫。圩日最闹，群众混着土匪，你想一眼认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是做梦。别说老百姓，朋友家里有人亲戚被抓去做了土匪，死活也没个准信。所以每回收税，大家都不敢眨眼，生怕一个闪失，把命丢在风口浪尖上。

真要说“革命干部”到底啥样？不是喊口号，也不是上纲上线。就比如刚到良庆的第四天，突然接到举报——说有艘船在邕江运走私盐，还是带枪的，三个船。一听到盐，我心里头就嘀咕：这可是命脉，盐比米紧要。曹海二话不说，让我和曲文辉、薛光华夜里去卡点。大家在河边等到开天亮，白天夜晚混成一锅，蚊子叮得人皮疼。眼看上游飘来三艘大船，喊停查验。结果人家根本不听，还冲我们开火，可算碰上真货了。别看我们人少，三杆枪对着一艘船猛轰，逼得他们靠岸。不过另外两艘趁乱跑了。那天我们没睡觉，一边警戒一边搬货，满船的盐弄上岸，贴着腰带送到南宁。后来盐务局奖了我们一人一套衣服，还给了税务局一笔奖金。大伙虽然说不出来啥感想，但那种兴奋劲，像小孩抢到糖，满脸都是。

可是你打了土匪，他们哪有那么容易罢休。有时候我夜里都睡不安稳，生怕哪天盯上自己。果然没多长，七月十三号，天还黑着，土匪一百多人围攻良庆，切断电话线，想炸平税务所。幸亏我们一早警觉，守住了街口。就那么几个兄弟，顶着枪火死命射击。最后土匪扔下几具尸体，慢慢退远，外面天还是蒙蒙亮。我们不敢松懈，盯了整夜。

其实，那一年光税收干部就在与土匪恶斗中死了好多个。像那马站的黄仲明，为保票款，被匪围攻时牺牲。大塘的单永福、陈赐德、李文荣，三个活生生的人，在税所里跟土匪正面硬拼，弹尽粮绝后倒下。蒲津、金陵、石埠这些地方，多的是税工为报税、查税过程丢了命。家属在收到消息时，听说是报税遇害，都说“哎，命苦。”可谁又肯退缩？大多数是家里的长子，老人只说：你为国去，家里挺你。

地方上还开追悼会，哭声一片，那氛围和现在的庄严不一样，是粗糙的，是带着泥土味、糯米饭的。中央财政部送来的诔词，看着就让人心里发紧：“税工耕耘，年余奋战，备尝艰辛——”这些话听着隆重，其实落在个人头上，不过是一口气喘得更重点儿。有一次，全国中南区在武汉搞烈士悼念会，我是硬着头皮去的，看到和自己年龄差不多，或者说话还带笑的人，没有了，就只剩照片和名字，心里像踩到冰一样凉。有个湖北来的老税工，边喝水边念叨，说：“我们等于是在新政权的缝里拔钉子。”这话让我一直记得，后来和别人聊天时还经常提起。

到了后来，日子慢慢变顺。路修好了，匪患少了，征税也从武装收税变成了柜台收税。可每回县局开座谈会，谁都不忘以前那些一脚泥两手枪的日子。有人说四十年如一梦，可我觉得，就是睡到如今，手还不会停，耳朵还在听外面有没有风声。

我退休那年，国家给了我一张“从事税务工作30年以上”的荣誉证书，戴了块荣誉章。好像一条百褶的河流终于汇入大海。可一想到当年那些烈士、失踪的同僚，还有老百姓在乱世中赚下的一点点苦钱，被我们护在腰包里，大多数人心里是暗暗地感谢，又有点舍不得。四十年风过，如今税收局办事大厅里人来人往，很少知道我们那时在土匪中收一分税的钱，要顶什么样的风险。

讲了这么多，说到底我这一辈子其实没有什么大本事，就是赶上一波浪。也许有人说，这种经历太“苦”，可在我们广西地头上的老干部心里，这点苦扛着就过去了。只不过深夜有时梦里，还会听见河边的脚步声，那些曾经一起拼过命的人，现在还好吗？谁又后来走到了哪儿，谁又在哪里笑着讲着税收改革的故事，等着下一个茶杯落到手里。你说这是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