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得有多荒谬？

话说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三百年内，必会有朝兴国灭。由此一来，光是被二十四史视为正统的王朝就有七十多个。

而其中大多数政权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开局即巅峰”。哪怕因为长期战争等因素导致在经济上暂时还拿不出手，但论到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尤其是军事上的硬实力，还真鲜有哪个孝子贤孙就敢说能强爷胜祖的。

典型如唐朝。虽然老李家是到了开国一百多年后的开元年间才达到极盛期的，但我们只要提出一个小问题，就能让李隆基的任何攀比之心骤然哑火。

都不用提安史之乱，就问“天可汗”专指的是谁？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像西汉的极盛期，就在武、昭、宣这三帝在位的那几十年里。即便刘邦这位大汉朝的开山老祖，应该也没脸跟自己的曾孙、玄孙、来孙比试一番。

再如清朝。甭管把努尔哈赤（立国）、皇太极（改国号）还是福临（君临天下）中的哪一个视为开国之君，在康雍乾这个堪称无敌的皇帝组合面前，都没有任何还手余地。

但这少数的几个例外，都有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想实现对自家祖宗的逆袭，就必须先拿出“千古一帝”当底牌。而且零星的冒出一个半个都不行，还必须是“连张”的出，都得千古一帝，起码也得有半只脚迈进千古一帝的门槛。

反例还是李隆基——这厮倒是具备了雄主明君的基本素质，但无论在他之前的李显李旦，还是在他之后的李亨、李豫，各方面都差得太远。所以哪怕这位唐玄宗在位晚期没昏聩，大唐厚积薄发之下的国力巅峰也难以维系，各种结构性矛盾也甭想压得住。

所以就算没有安史之乱，没准也会弄出个张王、刘李之乱什么的。

但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太厚，所以正应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句话，还真是什么奇葩都翻得出来。比如北宋——别人家到了王朝末期都是一副半死不活、任人宰割的衰相，偏偏北宋却是一片鲜花着锦、热火烹油的极盛之相。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是都处于北宋167年间的最高水平，也不为过。

而这些，居然是在一个无论正史、野史皆被众口如一的斥为昏君，而且在历朝历代昏君中都能位列前茅的宋徽宗赵佶的领导下实现的，难免就让人为之目瞪狗呆了。

更夸张的是，一个看似蒸蒸日上的有着无限可能的王朝，偏偏就在赵佶的手里突然就栽进了万劫不复之地。不仅如此，就连亡国都能亡出个与众不同的花样，直接搞出个堪称历代国耻之最的靖康之变。

说北宋是亡于盛世，也毫不夸张。

靖康之变前的北宋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无非是政治上奸佞满朝，忠良不是被陷害就是遭贬黜，然后就是各种谄上欺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反正没谁想干个人事；经济上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为此只能疯狂压榨百姓，导致民不聊生，纷纷造反起义；军事上将者无能兵无斗志，凡战必败，没完没了的丧师失地，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思想文化上享乐主义和及时行乐情绪盛行，就算有求变革新的呼声，也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渐渐消于无形。

反正就该是一副标准的末世景象，那就对了。

其实我们历史上一个常见的恶习，就是习惯用结果倒推过程——如果结果是好的，哪怕过程再不堪入目再没脸见人，那也是“在下盘大棋”，都是高瞻远瞩，为迷惑敌人故意搞的；如果结果是坏的，哪怕过程再怎么完美无暇，也是虚假繁荣或骗人的表象。

反正就是成王败寇，以胜负论终身。谁要是想摆脱这个桎梏试图重现真相，就是翻案，就是洗白，甚至会上纲上线到怀疑你有罪恶的目的，否定历史共识云云。

这玩意，有时真让人无奈啊。

扯远了，赶紧回到主题。在靖康之变前，赵佶已经在位执政了26年时间，与刘询（25年）、杨坚（24年）、李世民（23年）、朱棣（23年）等千古一帝级别的同行，可以说是大差不差的。那么截止到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靖康之变前，他到底把皇帝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干得怎么样？

还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这几个方面，一一替他总结一下。

北宋这个王朝自打中期以来在政治上有且仅有一个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别的都得靠边站，那就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

这场党争的表象，是要不要变法。而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南北地缘之争。

北宋承于五代，是个标准的北方政权，然后灭掉了南方的十国进而在形式上统一了天下。因此北宋初期的官僚系统基本上由北方人包圆，而且极度排斥属于“被征服者”的南方人，甚至被传有“南人不得为相”的潜规则。即便是普通的官职，南方人也备受打压和歧视。像一度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的“五鬼”——王钦若（江西）、丁谓（江苏）、林特（福建）、陈彭年（江西）和刘承规（江苏），就是清一色的南方人。其实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其生平，就会发现哪怕其中真有坏人，也未必是最坏。能集体获此“殊荣”，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南方籍官员。

等到北宋的科举制度日趋成熟完善以后，传统的北方官僚就愈发难以阻挡更擅长考试的南方人进入仕途。同时因为历史惯性等原因，朝中高位大多被北方人占据，新晋的南方官员升迁往往因此受阻。于是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而爆点就是王安石变法。

在这场延绵数十年，甚至可以说直接把北宋斗死了的党争中，反对变法的旧党几乎人均大佬，而且都是北方人；同时支持变法的新党除了王安石外，几乎都是官不过中层的“小卡拉米”，户口更是毫不意外的均在南方。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北宋所独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历朝历代最大的内耗，都是地图炮。

像秦朝内部最大的内部矛盾，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秦国勋臣和身为倒霉蛋的六国遗族；从两汉到隋唐，斗得最欢的从来都是关陇集团与关东士阀；从五代起西北没落，政治与经济中心东移，于是东西之争也随着演化成南北大乱斗，从宋到清都无法免俗。

又跑题，没治了……自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之后，变法派一度占据上风。但随着高太后、司马光等旧党强势且持续不断的反击，赵顼的态度出现转变，新法遭受重挫。宋哲宗赵煦在位初期，高太后听政，启用司马光将新法全部废除，新党统统贬黜，史称“元祐更化”。赵煦亲政后，又重用新党，恢复新法，史称“绍圣绍述”，同时大力打击甚至是株连旧党，导致党争日烈，正经事干脆没人干了……

赵佶当政之初，仍是太后听政。而这位向太后不出意外还是旧党，于是朝廷里的风向自然立即掉头——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新党章惇、蔡卞等贬黜地方。可向太后很快就死了，赵佶本身又没什么坚定的政治立场。所以一开始他的打算是和稀泥，就是大家都别闹了，搭伙过日子，都有官做不是挺好的吗？为此赵佶还把年号改成了“建中靖国”，取建立中正之道,荡涤海内污秽之意，希望两党消除偏见，调和矛盾。

可几十年的仇恨积累下来，哪是赵佶这个初登帝位还没啥威信的小年轻说消弭就能消弭的？所以新旧两党不但照掐不误，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下可把小赵给惹火了——都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既然不想好好过日子，那就别过了！

于是他又把年号改成崇宁，意为“崇法熙宁”，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支持变法。同时赵佶罢黜了左相韩忠彦，改由新党蔡京治政。

从此以后的整个徽宗朝，都是蔡京一手遮天。我们可以认为赵佶所用非人，蔡京也确实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坏事干了一箩筐，不愧为“六贼”之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蔡京这厮是有能力的，新法推行有力，极大改善了北宋的财政状况。同时在教育、社会救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也比较成功。

更重要的，是自神宗朝以来的几十年里，北宋的朝廷终于有个人能做决策了，而且还能说一不二。不再是有人主张，甭管对错，必定有人无脑反对，然后陷入无限的拉锯扯皮，最终啥都干不成的奇葩境地。

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人能做决策并付诸实施，总比啥都不干要强百倍。当然你也可以说一旦路走错了，还不如原地站着不动……但以北宋承平百年，沉疴宿疾缠身的现状，你觉得成天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拌嘴扯皮最终一事无成对国家好，还是任由蔡京大权独揽的同时给国家赚三分往自己兜里揣七分的强？

这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但起码在靖康之变前，政治上的稳定，终于让北宋的国家机器在沉寂停转了数十年后，终于再度艰难又缓慢重新运行起来，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当然非要说这是回光返照的话，我也无力反驳。

在历史上，我国始终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要衡量一个农业社会的综合国力，标准无疑只有两条，那就是土地和人口。

土地从哪儿来？有人可能说靠垦荒，我再次无力反驳……但你要有荒可垦，前提还得是靠军队去打、去抢。至于人口，再靠打靠抢就是扯淡了，只能靠内政去养。

说到军队，那真是北宋乃至两宋挥之不去的痛点。就算所谓的开国精兵，也只能欺负欺负十国的废柴。对上曾被五代轮番暴打的契丹人，赵匡胤迟迟不敢动手，甚至想花钱赎买燕云十六州。至于赵炅，倒是想露把大脸，结果却拉了坨大的。再往后，自然循惯例的一代不如一代，割地赔款是常态，随便哪个外敌打得大宋官兵哭爹叫妈人们都习以为常。像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这种在别的朝代连史书都未必有兴致提上一笔的战绩，在北宋不大书特书都不行。还把赵祯激动得非把他提拔到枢密使的高位不可，连崇文抑武的“祖训”都忘到爪哇国去了。

这么拉胯的战斗力，开疆拓土、赶汉超唐是想都甭想，连最起码的大一统都差点意思——毕竟还有个死活收不回来的燕云十六州不尴不尬的杵在哪儿呢。故此北宋的疆域，也是历代大一统或自诩大一统王朝中最小的，比倒第二的秦朝还差了一大截。

可就这么可怜的疆域最大值，你猜是在谁的手里实现的？没错，既非赵大赵二这样的初创之君，亦非赵祯赵顼这样所谓的仁主明君，而是本文的主角，也就是许多人口中的大废柴——赵佶弄出来的。

而且，人家还真是靠着军队和刀枪，开疆拓土得来的。而对象，就是西北这旮旯。

其实古代王朝的疆域这码事，历来争议就非常大。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实控”这二字上。

像明朝，在很多资料里统计的最大疆域面积都在一千万平方公里左右，但其中的水分很大。因为对于古代王朝的实控疆土的判定标准通常有三，即流官、驻军和收税。三者具备，即为实实在在的自家地盘，谁都没话说。如果无法三者具备，只占其中一二，也勉强说得过去——典型如汉之西域都护府与唐之安西、北庭等都护府。驻军肯定是有的，流官则不一定，有的地方能任有的地方就不行。毕竟那些地盘上还有大把的酋长、土司甚至小国王杵着呢，你咋任？至于收税，基本等同于没有。有也就是意思一下，大部分还得靠朝廷补贴才能维持。

而在明朝，像奴儿干都司、乌斯藏、关西七卫以及三宣六慰什么的，官倒是朝廷封的，但都是世袭土官；兵也可以号称一下官兵，但都是当地土兵；至于收税，那是什么鬼？偶尔上个贡的都算孝子贤孙了，还要啥自行车？

安南、奴儿干都司倒是实控过，但撑死也就是二十年，然后就被朱瞻基弃之如鄙履了。所以明朝实控疆土的最大值，也就是七百万出头，再往上都可以归纳到地图开疆的范畴。

其实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特别是在南方，尤其是西南等地无法实控只能羁縻的情况比比皆是。只不过这些地方大多比较老实，不怎么喜欢闹事，所以才对问题视而不见罢了。

北宋也一样。比如西夏是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才立国的，在此前的近80年里都算是大宋藩臣。但赵家皇帝既撤不掉人家的官，也派不进去兵，更收不到一毛钱的税。你想改变现状，那就意味着战争，偏偏你还打不过人家。结果就是西夏立国，大宋连名义上的统治权都没了，还得给人家送岁币。

但北宋虽然对辽国心服口不服，但对西夏却是既不心服也不口服的。先是全力攻打，结果输得差点连裤衩子都没剩下，那也不服。既然正面打不过，就转换思路搞贸易制裁，搞坚壁清野，搞堡垒战术，打不赢你也要围死你、穷死你！

比如西夏穷得一批，就靠向北宋卖盐勉强维持财政收支。因为在北宋什么买卖赚钱，官府就垄断专营，然后高价出售坑百姓。就拿盐来说，北宋官盐售价高达每斤60~70文钱，而且质量低劣，含有大量杂质。可西夏盐呢，不但供应量大而且质量上乘，关键是能便宜到每斤15文，民间私贩的价格更低，换你愿意买谁的？

于是北宋直接切断两国贸易，并严查走私，敢私贩盐10斤直接砍头。这么一来，西夏全国直接吃土，就算能勒索来再多的岁币，也不可能填满这么大的窟窿啊！

再如宋军跟西夏人野战，次次被打成狗。那怎么办？干脆不野战了，发挥自己钱多的优势沿边境密密麻麻的修满各种堡寨，并不断向西夏境内蚕食。你能拔掉我一座堡寨，我就再修十座，看看是你的命多，还是我的钱多……

又如赵顼从汉武帝刘彻经营西域从而“断匈奴右臂”的故智中找到灵感，派王韶主持了“熙河开边”，收复了宕、叠、洮、岷、河、临（熙）六州，大致位置在今天的青海、甘肃交界处。其目的就是打通对西夏的侧翼战场，让本就因财政问题导致力不从心的西夏更加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然而熙宁年间的熙河开边并没有完全达成战略目的，因为最重要的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还没拿到手。那为啥就半途而废了呢？因为赵顼改主意了嘛，又不想变法了。于是旧党重新上台，已经开展起来的新政都要能废尽废，更何况一个还没打下来的青唐城？都歇菜吧！

反正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新党旧党跟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甭管谁在台上，都是正事不干，先把你要干的事弄废了再说。

这下明白了为啥前文要说哪怕让蔡京这个老贼当政，也比新旧两党成天扯皮强了吧？

所以蔡老贼屁股刚坐稳，就打发王厚（王韶之子）和高永年出兵拿下湟州和青唐，彻底完成对西夏的战略包围。随即北宋一朝唯一因军功封王的童贯童公公闪亮登场，率军一举攻下横山——至此西夏失去了赖以维持国防线的最后一道天险，覆亡已进入倒计时。

结果没几年靖康之变就从天而降，灭亡西夏彻底沦为泡影。话说要是没扯那几十年的淡，那会是一副什么场景？

虽然痛失了灭掉西夏的大好机会，但赵佶也凭借着在西北方向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拓展了大量疆土。至此，北宋的疆域达到极盛，面积超过280万平方公里，在两宋十八帝中无人能及。

然而仅仅8年后，北宋就亡了，就问你荒谬不？

比这更荒谬的，是土地与人口这两要素中的第二项——根据多种资料共同印证，到宣和六年（1124年）、即靖康之变前三年，北宋总人口居然达到了1.235亿人！

对今天有着14亿同胞的我们，这个数字可能不怎么起眼。可要知道那是个没有化肥农药和高产作物，粮食亩产超过200斤都要谢天谢地的年代。更何况在当时的南方，有一半的土地未开发或半开发，在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挤在产出更少的土地上，那会是个什么结果？

清朝的康雍乾时期疆域面积是北宋的近5倍，但人口仅为北宋的不到2.5倍，仍然难以填饱百姓的肚子，被讽为“饥饿盛世”。嗯，你可以说清朝的官比北宋的贪，这倒不假。可后者虽然不怎么贪，但人家明抢啊——像包拯是大清官吧？他当开封府尹时本官正五品，年工资收入按粮价折合成今天的币值超过700万元。而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宰相，一年下来不揣个一两千万回家给媳妇，估计到了晚上都上不去炕。这些所谓的合法收入是哪来的？还不是民脂民膏！

人们提到赵佶，往往痛骂其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但能拿得出手的证据翻来覆去无非就是采办花石纲、生辰纲，修建“艮岳”，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什么的，其实这算啥？以当时北宋年财政收入9000万贯左右（也有资料认为是1.6亿贯）的水平，完全是九牛一毛。相比明嘉靖朝国库一年进账200万两，朱厚熜光是炼丹就花掉300万两的德性，赵佶这点“小爱好”简直称得上艰苦朴素到了极点，都快感天动地了。

毕竟人家是万恶的封建帝王，你能要求人家有多高的觉悟？再说了，刘彻弄建章宫，李世民建大明宫，康雍乾没完没了的修圆明园，哪个都没有赵佶能赚钱，但哪个都比他花钱多，为啥就没人骂？还是从结果倒推过程的恶习嘛——结果是好的，你杀人放火都一身的正义感；结果是坏的，你修桥铺路都一定怀有罪恶的目的。

北宋开国近三年，就有川人上官进“啸聚亡命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开国三十年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所谓仁宗盛世时仍“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反正北宋为了给官员发高薪以及维持庞大的军队，只好在不限制土地兼并的同时拼命压榨百姓，税赋水平之高连贪得无厌的蒙古人都甘拜下风。所以其农民起义频次之高、数量之巨稳居历朝历代之榜首，结果还有无数人为其歌功颂德，你猜是为啥？

至于屡遭诟病的所谓“在宋徽宗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宋统治危机四伏”，其实主要拜《水浒传》所赐。而历史上的梁山好汉既没有占据过梁山，更没有替天行道过，也没有掀起过多大的波澜——其实就是股最多不过千余人的马贼，到处打家劫舍，专挑软柿子捏，见到官军跑得比兔子都快。后来因为越境打劫太过分，惹火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知府张叔夜，临时招募了一千多个民兵，就将其一举成擒了。

徽宗朝真正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还属方腊，而且过程及结果都极其抽象。老方是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起事的，趁着南方官兵人少力弱于十二月占领杭州。这可把赵佶吓了一大跳，赶紧派刚从西北大捷回来的童贯南下平叛。这回童公公不负“名将”风范，率部急行军两千里，到地方根本不休整直接跟方腊决战，而且将其一战打崩并夺回杭州。至次年四月，到处东躲西藏的方腊被俘，被押送汴京砍了脑袋。

从头到尾满打满算不到半年就宣告完蛋，这就是两宋“四大寇”之一的真实水平。更抽象的是，收拾完方腊以后，童公公的原班人马北上执行与金国达成的海上之盟。简单说就是趁着辽国被女真人打成狗无暇他顾的机会去偷家，试图一举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业。

结果在南方打方腊时如狼似虎的童公公，被耶律大石的3万残兵（宋军20万）打得稀里哗啦，史称“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籍。不可胜记”（《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女真人轻轻松松就能把契丹人打成狗，狗一样的契丹人没费多大劲就把宋军打得不如狗，不如狗的宋军干脆利索的把方腊一战尽歼……在这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中，你说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方腊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这还是北宋最顶级的农民起义军呢。

先甭管方腊。有这么拉胯的军队，是不是意味着靖康之变就是北宋活该、应得的？

其实不然。

北宋军队不行，这不是赵佶以及任何一个赵家皇帝的问题，而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晚唐和五代的兵倒是非常能打。能打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河北藩镇中排名垫底的幽州镇，都能让契丹人的开山老怪耶律阿保机匹马不敢南顾；就是李存勖带着五千人就敢直挺挺的硬冲契丹的十万“开国精兵”，而且还能将其冲得七零八落，最终归国者不足两万；就是已经51岁了的李嗣源敢孤身闯敌阵，“舞槌奋击，万众披靡，俄挟其队帅而还”（《旧五代史·卷三十五·明宗纪第一》）；就是一群受不了欺压奋起反抗的河南老乡，举着锄头镰刀就能把契丹人逐出中原，吓得辽主耶律德光骑着骆驼夺路狂奔并哀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第一》）。

但拥有这样的兵，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短则三五年长不过十几年，你家的皇帝就当到头了，可以和列祖列宗泉下团聚了，这谁受得了？可在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时代，骄兵悍将就是这么跋扈妄为，换谁来都是一个下场——你老赵家不也是靠这个才抢了人家孤儿寡母的天下？

所以为了不成为五代后的“六代”，赵家皇帝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把骄兵悍将都弄成残兵败将，这就是崇文抑武的由来。其实仅从皇权的角度出发，这个选择是利大于弊的，毕竟再不把军权装进笼子，挨刀的可是人家姓赵的，别人蛐蛐啥还不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至于外战打不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所谓的宋军打不过辽国、西夏，那是专指出门搞对攻、打野战，被皇帝和文官联手搞废了的宋军是真不行。可要是蹲城头上一门心思的打防守呢？宋军不敢说百战百胜，但起码保证国防线的基本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你当高粱河之役后的契丹人不想乘胜追击一举灭宋？李元昊在连续取得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捷后，口出狂言要先下京兆府（今西安）、后夺汴京城，可到头来还不是一出横山就撞得头破血流？

所以赵大赵二以及后来的赵家皇帝们搞起崇文抑武来，压根就没啥心理负担。

而且北宋的军队不行，但北宋的文官很行，尤其是在战略布局和搞软刀子杀人方面，堪称历朝历代的顶级水准。比如至今让许多人觉得窝囊的岁币，其实透过表象看本质，可视为北宋在逆境下顺势而为推出的一场攻势凌厉的经济战争——通过岁币影响辽国和西夏这两大强敌的政策走向，不但可以主动把握战和趋势，而且还能借机打开敌国市场进行商品倾销、动辄贸易制裁以及进行文化渗透。可以说效果好得超乎想象，绝对比打赢几场大仗更值。

我们都说徽宗朝烂，孰不知当时的辽国和西夏更烂，要不然女真人哪有机会咸鱼翻身？

说到女真人，无论对宋对辽都是个极其意外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能与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出自李中堂口中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了。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赵佶，突然听说凶神恶煞般的契丹人被一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野人都快打灭国了，我们会怎么想？而且在不可能获得及时且准确的情报，一切只能靠瞎猜和道听途说作为决策依据的前提下，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

赵佶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终于有机会收回来了。

其实这么做完全无可指摘。任何一个大帝国的死掉，甭管远亲近邻都会扑上去分食其血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典型如三十多年前噶掉的阿苏，包括咱们也没少对其上下其手……别人都摸得，凭啥赵佶就摸不得？

至于“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当时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女真人就算真比契丹人厉害，那又怎样？难道辽国和西夏啃了一百多年连道白印都没啃出来的那些坚城营寨，金国的牙口就那么好，就一定啃得下来？

他啃不下来，就算“与强女真为邻”，咱的日子还不是照过？

其实这种观点肯定不能算错——靖康元年（1126年）金国第一次攻宋，分东西两路共出动了12万大军。按照两万女真人就能打爆十万契丹人而三万契丹人又能吊打二十万宋军的套路，这回赵佶把仅存在于兵部册籍上的百万大军都拉出来，还不够金军热热身，可结果怎么样？

西路军的完颜宗翰（粘罕）顿兵太原城下数月间寸步难进，东路军的完颜宗望（斡鲁补）在汴京城下倒是抖足了威风。可结果还是爬不上城头，只能铩羽而归。

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临走前又从赵佶手里敲下了大笔的财帛和土地。

明明女真人才是输家，为啥北宋要割地赔款？

你可以说都怪赵佶被吓破了胆。这肯定没错，但要说都怨他，还真有点冤枉了。

因为这玩意是遗传的啊！当年在高粱河，宋军虽然被耶律休哥冲了个稀里哗啦，但还没败，曹彬、石守信等大将还在拼命的调整部署，诸将士也在竭力死战。结果一回头，发现皇帝跑了，而且全军上下就跑了一个皇帝。

这还打个屁啊！于是兵败如山倒。

25年后类似的一幕再度出现——辽圣宗耶律隆绪及太后萧绰举倾国之兵20万将宋真宗赵恒围在了澶州城，表面上看是要完蛋了，但实际上呢？辽军南下数月，在河北大地上今天打打这明天攻攻那，死伤数万人结果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啃下来。而赵恒之所以会出现在澶州，完全是被宰相寇准骗来的，为啥？老西儿打的算盘是以皇帝为饵钓辽军来围攻澶州，这样一来，表面看是辽围宋，实则辽军前有养精蓄锐的汴京禁军，后有建制保存完整的河北禁军，侧翼又随时可调战斗力最强大的西军增援，标准的围三阙一。只要能守住澶州，就算宋军不主动进攻（进攻估计也打不赢），仅是封锁粮道和坚壁清野，辽军不想饿死，就得去跳海，要么就全军投降。

这样一来，辽国还有兵？到时别说燕云十六州了，把他全国都收了也不在话下。

而且守住澶州问题也不大，因为辽军主帅萧挞凛被一支莫名其妙的神来之箭穿了糖葫芦，耶律隆绪及萧绰眼瞅着就挺不住了……

谁知先挺不住的却是赵恒，生怕自己小命有什么闪失的皇帝陛下几乎是拿刀逼着寇凖去议和。即便如此，老西儿提出的停战条件也是契丹称臣并归还燕云十六州，否则死磕到底。怎奈赵恒一刻都不想在澶州呆了，化身辽国代表生逼着寇凖签下了那纸澶渊之盟。

有这样的祖宗，再出个赵佶，你说该怨谁？

而且赵佶在太平时尚能正常发挥，一到危急时刻就昏招迭出，其实也可以怪到祖宗头上。

因为出身五代那个大乱世，所以赵大赵二们谁都不信任。武将如此，被其倚之为“共治天下”的文官也是如此，就连自家亲戚、哪怕是亲生儿子也都当贼防着。

就拿赵佶来说，他是赵顼的第十一子，上头光是活着的就有老六赵煦和老九赵佖。所以作为帝位备胎中的备胎，赵佶非但不受重视，还被重点防范，生怕他生出小心思想撬哥哥们的墙角。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作为“掌中宝”的赵煦刚满7岁就被老爸带到朝堂上学习治国理政，可赵佶呢？我在史书中翻到了这样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记载：

“哲宗即位，（赵佶）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出就傅。” （《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也就是说在赵煦即位、赵佶彻底不成威胁以后，才被允许去上学接受正规教育，而此时他已经14岁了。话说要是他爹赵顼死得再晚几年，赵佶是不是还来不及识字就得去登基？

作为中国历史上艺术成就最高且没有之一的皇帝，却险些成了文盲这个事实，就问你抽象不？荒谬不？

所以章惇说人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其实挺没道理的。学都差点没上成，更没接受过任何的帝王教育，你让他怎么不“轻佻”？

就像金军第二次攻汴京之战，其实也未必就攻得下来。只不过当年学历更高的赵炅、赵恒都慌成那个熊样了，我们还能对自学成才的赵佶抱啥幻想？

这时有个叫郭京的人对他说自己会做法，能退金兵。成天自己吓自己的赵佶如获至宝，让他赶紧去办，结果这神棍也不知道咋想的，直接开了宣化门出战。结果可想而知，“六甲神兵”屁用不顶，被人家一触即溃，然后趁势夺门，汴京遂破。

就问你抽象不？荒谬不？

写这篇文章，我猜肯定会有人骂我洗白、翻案。其实我对赵佶本身并无好感，更没想过说他的好话。我想阐述的仅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那就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的人或事，大多不是非黑即白的，都是很复杂的。不要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更没必要刻意的神化或是黑化，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