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月氏塞种共同奠基的丝路前夜：石人子沟遗址背后的草原往事

#我的宝藏兴趣#河西走廊与西域以及中亚的草原上，曾上演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史诗。塞种、月氏、乌孙三个游牧民族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依次西迁，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不仅重塑了西域的政治格局，更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期文章我将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现代学者研究，深入剖析这三个民族的起源、迁徙轨迹、冲突与融合过程，以及他们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贡献。

公元前3世纪塞种、月氏、乌孙的大体范围

由于三族的纠葛错综复杂，而历史又长达数百年，细说起来篇幅很长，因此我将分两期文章为大家讲述，本期文章先从月氏与塞种的渊源说起。

塞种是亚欧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其起源学界存在“西方斯基泰分支说”（西方学者）与“印欧族群与东方羌戎融合论”（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两种主流观点。关于详细考证，可参考本合集文章允姓之戎西迁记：被华夏驱逐的“梼杌”，如何成为塞种霸主？。塞种人的记载最早见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约前558-前486年）的贝希斯坦碑（也称大流士碑）铭文中 。他们以勇武善战闻名，曾先后与米底王国、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交战而载入史册。

塞种的形成大致始于商周之际，并最终在春秋时期成型。是由多支东迁的印欧族群和西迁的允姓之戎（中国古代西北羌戎部族）在中亚草原融合而成。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新疆阿拉沟古墓群出土的70多具塞种人干尸中，印欧地中海东支型（主要分布于西亚、南亚的欧罗巴人种类型）约占47%，东亚蒙古型约占19%，其余为混合类型。与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中的某些类型相似，这为塞种是多族群融合的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疆博物馆展出的塞种铜武士佣

伊犁河流域是塞种活动中心，中国史书称其为“塞地”。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年降水量达到700毫米，春季有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适合农耕与游牧生活。塞种人在此建立了多个小国，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

塞种文化在考古发现中有明显体现。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阿尔赞王陵、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塞人王陵以及我国的阿勒泰切木尔切克墓群、吐鲁番阿拉沟古墓群等塞种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石垣墓，石室与木椁相结合的丧葬习俗，出土了大量有狮虎等动物纹饰的金牌饰。这些特征成为塞种文化的标志。（关于塞种王国和塞种文化，以及切木尔切克墓群的考古发现详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往期文章改写丝路起点！塞种古墓黄金宝藏揭秘张骞未至的文明大通道）

阿拉沟古墓群出土的狮形金牌饰

与塞种关系密切且在起源上存在争议的，是活动于其东方的月氏。月氏在中国的史书也称月支、禺支，是匈奴崛起前居于河西走廊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的古代游牧民族 。《管子·封禅篇》记载：“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管子·揆度》也提到：“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这表明禺氏（月氏）与玉石有关，可能从事玉石贸易，历史最为久远的“玉石之路”可能由月氏主导 。考古发现也显示，在甘肃的肃北马鬃山、敦煌旱峡等地存在数处规模较大的古玉矿。这些玉料以蛇纹石为主，虽不如和田玉著名，但也质地细腻温润，品质优良，是商周时期中原王朝玉料的重要产地。

任何时代，只要有发达的经济基础，大概率都会产生强大的文明，月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关于月氏的族属，目前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人，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说明其与羌人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余太山等学者认为月氏属于吐火罗人，是从南西伯利亚、东欧草原以及伊朗高原东迁而来的族群，与塞种有一定的渊源 。

乌兹别克斯坦出土的公元1世纪的月氏彩绘雕塑

这一矛盾源于月氏可能在不同历史阶段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根据余太山著作《塞种史研究》的描述，月氏比塞种的东迁可能稍早，后期在河西走廊融入了大量羌戎部族，形成月氏民族。而留在中亚的移民后来融入了塞种，成为塞种四部中的Gasiani（迦萨尼）和Tochari（吐火罗）。迦萨尼部和允姓之戎形成的塞种东支主体Asii（阿斯伊）分布在伊犁河流域。吐火罗部很早就迁居塔里木盆地北缘，西汉建立了龟兹、楼兰等国。另一支由中亚土著演变的塞种部族Sacarauli（萨迦劳里）则游牧于中亚锡尔河北岸。

另一游牧于河西走廊西端的乌孙，也与月氏、塞种有一定的渊源。关于乌孙的起源更为复杂，存在多种观点。《汉书·西域传》记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不过这是指乌孙在正式建立政权后，融合了大量的塞种与月氏，它的最初的族源仍然扑朔迷离。

现代学者斯拉菲尔（维吾尔族）、尼合买德·蒙加尼（哈萨克族）等人认为乌孙族名源于突厥语“Uysun”，意为“团结”“联合”。乌孙王自称“昆弥”，突厥语意为“一千个太阳”。因此他们认为乌孙是由天山东部的多支突厥语系部落演变而成。

乌孙后裔之一哈萨克族

学者洪涛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孙）与匈奴同俗”，认为乌孙是由匈奴演变而成。并且乌孙在被月氏灭国后，子民首先投奔匈奴，显示两族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前苏联学者根据伊犁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认为乌孙与塞种文化相似，应该是东迁的塞种分支。唐代的史学家颜师古在注释《汉书》的相关内容时，称乌孙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其外貌特征与欧罗巴人种相符，而塞种、月氏多属此类型，这似乎又支持了“塞种起源”说。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乌孙在丝绸之路上的关键位置，它很可能与月氏类似，也是由东迁的早期印欧人群融合突厥语系、羌戎、匈奴等成分形成的强大部落联盟。

原始印欧人的东迁与羌戎西迁促成的塞种形成

公元前4世纪的亚洲北方政治格局是：东胡在蒙古草原东部称霸，月氏在河西走廊至天山东部驰骋纵横，塞种人在中亚草原呼风唤雨。处于三大势力之间的匈奴、乌孙以及吐火罗诸部在夹缝中求生。在阴山与河套平原诞生的匈奴，受到东西两大强权压制，不得不将王子送往月氏当人质 。而乌孙和吐火罗诸部被迫向实力最强的月氏称臣。

公元前329年，塞种人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据罗马帝国史学家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记载，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向东方的波斯帝国发起复仇战。在接下来的四五年中，东征军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攻灭了波斯，于前329年来到了中亚。此时塞种萨迦劳里部的国王斯皮塔米尼斯（Spitamenes）联合粟特人进行殊死反抗，一度利用骑兵机动性优势切断希腊军队补给线，使亚历山大差点功亏一篑。

但很快亚历山大将进攻目标转向锡尔河南岸的粟特农耕城邦，连续攻陷7座城市，并对反抗者进行残酷屠城。在血腥武力面前，粟特人选择臣服。斯皮塔米尼斯的盟友也背叛了他，最终他被亚历山大诱捕后诛杀。其余的萨迦劳里塞种人在新首领的带领下，继续在北方草原坚持战斗。

亚历山大的东征及塞种萨迦劳里部的反抗和迁徙路线

但亚历山大实施了坚壁清野，分兵围剿的策略，最后缺衣少食的塞种人走出草原，向希腊人投降。大部分塞种人被迁往索格迪亚纳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泽拉夫善河流域），沦为希腊殖民者的奴隶。不愿意投降的萨迦劳里部则向东南方撤退，来到了帕米尔地区，并有一部分继续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与昆仑山南麓的羌戎部族杂居，成为疏勒（今喀什）、于阗等国最早的居民。

150多年后，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又有一部分塞种人被驱离家园，迁到了帕米尔高原，同萨迦劳里部汇合，与羌戎和南亚族群融合，在西汉早期分别建立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疏勒、莎车、于阗等国；在帕米尔高原建立休循、捐毒等小国。这些小国长期臣服于疏勒，直至三国时期被大月氏人贵霜吞并。因此他们保留了较多的塞种文化传统。

帕米尔塞种后裔之一塔吉克族

从内部因素而言，塞种部落联盟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东方的月氏称雄河西走廊时，塞种四部名义上结成联盟，但没有形成统一的王国。各邦国在实际利益面前，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当面强敌来临时，这种松散的联盟难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骁勇善战的塞种最终败给了希腊东征军。

在伊犁河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北缘游牧的阿斯伊、迦萨尼、吐火罗塞种人，虽然在此战中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波斯覆灭、中亚被希腊军队占领等重大事件，使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塞种人与粟特、波斯建立的长期贸易网络被摧毁，经济陷入衰退，最终也走向衰落。这种影响对于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部尤为明显。因为当地小片的绿洲农业经济不能养活太多的人口，自古以来这些地区，都是依靠东西方贸易带来的利润生存。

塞种吐火罗部建立的龟兹等国位置

塞种的衰落成就了月氏的强大，他们充分利用塞种人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积极向西拓展势力范围，控制了西域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乌孙与吐火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倒向月氏。月氏利用自己控制的玉石、青金石等资源以及河西走廊、天山东部廊道的交通枢纽，垄断了玉石、彩陶等贸易，成为丝绸之路前身、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主导者。通过贸易，月氏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先进的技术，进一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到战国末期，月氏成为亚欧草原最强的霸主之一，与东胡齐名，共同压制匈奴的崛起。被《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产自西域的商周青金石鱼形佩

中国史书中对于月氏的文化习俗记载不详，《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本居燉煌、祁连间。”西迁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此处的“安息”也称“帕提亚帝国”，是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攻灭八十多年后，当地重新诞生的国家。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月氏西迁以前，文化习俗与匈奴相似，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概念，想要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只能依靠考古发现。六十年代，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东麓的巴里坤石人子沟、东黑沟等地发现了一片分布范围很广的古代大型聚落，这就是著名的石人子沟遗址群。

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

石人子沟遗址群总面积43平方公里，包含红山口、石人子沟、西沟等多个遗址点，是东天山地区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其主体年代正对应月氏活动高峰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因此被认为是月氏文化遗存。

2005年至2007年以及2015年至2024年，西北大学与新疆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分别对石人子沟和泉儿沟遗址群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古发掘。累计清理和发现1000多座房址、2000多座墓葬、5000多块岩画，从而为世人揭开了月氏民族的神秘面纱。

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岩画

其中的房址大多集中在北部的石人子沟，这里清理出3座石筑高台和140余座石围基址。石筑高台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上面有数座多层建筑痕迹，发现木构架和灶台遗迹。学者推测可能为月氏王室的宫殿。高台周围环绕8个大型石磨盘，出土了陶釜、深腹罐和石锄等农具。石围基址为两间套的石构房建筑，应该是普通贵族或官员的住宅，普通农牧民可能只住在更常见的半地穴式房屋中。两种建筑遗存均出土了陶器、粮食储藏器以及炭化大麦和大量的羊骨等遗物，显示出月氏定居与游牧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石人子沟房址

在离居住区不远的西沟和泉儿沟，分布着数千座墓葬。两地墓葬前均有石人竖立，与阿勒泰切木尔切克墓群如出一辙，这也是该遗址群被称为“石人子沟”的主要原因。西沟墓地主要埋葬贵族，葬制深受中原汉地丧葬文化影响，多竖穴偏室墓，即一个主墓室带一个或两个偏室。墓葬流行殉马、骆驼甚至人牲。马和骆驼的数量在1~20匹，人牲1至数人。出土的文物包括：动物纹饰的金银箔饰片、金珠工艺饰品，以及青铜剑、铁剑和大量的青铜箭簇等物品。

泉儿沟则是普通农牧民的墓地，其葬俗延续了阿勒泰、伊利等地的塞种丧葬传统：地表多用石墙将多座坟茔围圈，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坟院。此类墓葬随葬品较少，只有数件石器和陶器，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等级和贫富分化。

泉儿沟石圈墓

出土陶器中的双腹耳深腹罐，肩腹部饰有三角纹、竖条纹、网格纹、锯齿状纹等几何图案，风格粗犷简洁，与马家窑晚期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同时也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和焉耆盆地的察吾呼文化彩陶器相似。这是彩陶之路存在的直接考古证据，距今5000—4000年前的马家窑彩陶文化就是经河西走廊，天山廊道以及塔里木盆地，传播到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和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而新疆的察吾呼古墓群等遗址出土的彩陶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在当地生产的彩陶。

月氏人在迁徙的过程中，参与了彩陶的贸易和文化传播，而这种传播往往还伴随着其他商品的贸易活动。这条传播之路被视作丝绸之路的前身，因此被学者称为“彩陶之路”。同样还有更古老的“玉石之路”，也是遵循这一路线贸易的。月氏族群通过充分参与彩陶之路、玉石之路的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石人子沟遗址群墓葬出土的彩陶

在石人子沟南部的天山山区，分布着绵延数公里的岩画区。岩画上刻有动物、人物图案约5000块，内容与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纹饰相似，反映了月氏族群的精神信仰。

从石人子沟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不难看出，月氏与塞种拥有很多相似的文化特征，如石人、石圈墓与殉马的丧葬习俗，对于虎豹等猛兽动物的崇拜，以及善于制作动物纹饰金牌饰的手工业。这些深刻的文化共性，揭示了月氏与塞种绝非简单的邻居，而是共享着悠久的草原文化基因，其日后的冲突更像是强盛起来的一方（月氏）对同源或近邻兄弟（塞种）生存空间的强势争夺。

石人子沟遗址群因为有众多的建筑基址，大型石筑高台可能是宫殿基址。整个聚落还包含祭祀区、居住区、仓储区，符合王庭“前朝后市”的规划。与匈奴单于庭的“龙城”功能类似。而西沟墓葬区又拥有多座高等级墓葬，说明这里是月氏的政治中心。殉马习俗则说明当地盛产良马，骑兵在军事活动中占据优势。大量武器的出土，印证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控弦十馀万”相吻合。而这些优势正是月氏得以压制匈奴、迫使吐火罗、乌孙臣服、并最终在下一阶段向西挑战塞种霸权的根本保障。因此这里被认为是月氏西迁以前的王庭所在。

石人子沟西沟墓葬出土的金饰品

石人子沟遗址群之所以被学界公认为月氏王庭所在地，还有以下这些原因。

首先，巴里坤的地理位置与《汉书》等史料记载的，“月氏本居燉煌、祁连间”的活动范围基本相符。

其次，石人子沟遗址点的高等级聚落功能完整，具备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特征。

第三，文化遗存具有独特性的同时，又与塞种文化存在共性，反映了月氏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互动。

此外，当地环境降水丰富，适合农牧业发展；交通枢纽的地位，有利于发展经济。这些综合优势支撑其政权可持续发展，因此这里成为月氏王庭。

新疆巴里坤湖的美景

虽然这里不在史书描述的“燉煌、祁连间”的中心，但巴里坤地区是控扼河西走廊与西域天山南北的枢纽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西域又是月氏的大后方。月氏将王庭建在这里，既保留了战略纵深，又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彩陶之路和玉石之路，同时又监控着属国乌孙和吐火罗。因此他们将王庭建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学术界在早期也有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石人子沟文化属于匈奴文化。其依据是匈奴文化也深受塞种文化影响，以铸造猛兽噬咬鹿、牛等动物纹饰的金牌饰著称。而且这在内蒙古凉城桃红巴拉墓群、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都发现了大量类似的动物纹金牌饰，因此他们认为石人子沟遗址群也属于匈奴文化。

然而他们忽略了匈奴与塞种、月氏截然不同的丧葬习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盛行“秘葬”，“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意思是匈奴死后，有棺椁、金银、衣裘陪葬，但不修坟冢、不堆封土，也不穿丧服；亲近的臣子和侍妾殉葬的数量，多达成百上千人。石人子沟遗址群的墓葬有石垣保护，与“无封树”原则明显相悖。虽然有殉葬的人牲，但数量不超过10人，远远达不到成百上千的标准。因此反对声音到后期越来越少。

石人子沟遗址群的发现不仅修正了传统“月氏只在河西走廊东端活动”的认知误区，更揭示了月氏作为早期欧亚草原强权的考古学实证，为“一带一路”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石人子沟遗址群的大型石筑高台

由于篇幅关系，塞种与月氏的恩怨纠葛先分享到这里。下期文章将聚焦于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的世纪大迁徙，解析他们如何横扫塞种故地伊犁河流域，迫使塞种残部南逃帕米尔与中亚，又如何与乌孙上演复仇与反杀的恩怨轮回，最终深刻改变中亚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