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可不是旧瓶装新酒！《白毛女》、《红灯记》哪个不是经典？

京剧，作为中国的 “国粹”，自 1790 年徽班进京，在徽汉合流的基础上，兼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地方剧种之长，逐步形成并蓬勃发展 。在同治、光绪年间，“同光十三绝” 等京剧表演名家声名远扬，此后，各行当流派名家与优秀演员不断涌现，京剧的影响力迅速遍及全国，尤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更是成为了文化舞台上的璀璨明珠。

戏曲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西方进步思想的渗透以及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京剧演员开始萌生出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想法，这无疑是时代发展对京剧提出的新要求。彼时，汪笑侬、刘艺舟、潘月樵等京剧演员在上海新舞台上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时装新戏，梅兰芳也在 1913 年排演了《孽海波澜》，随后又推出《宦海潮》《邓霞姑》等剧目。这些尝试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更是京剧迈向现代戏的初次探索。

然而，在那个时代，京剧表现现代生活面临着诸多困境。演员们虽努力尝试将京剧表现程式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们对京剧表演艺术规律及其独特美学原则的认识尚显不足。同时，艺人队伍的分化、生活的不稳定，使得他们难以组建起一支完善的艺术革新实验队伍。因此，当时的时装戏多是套用旧戏曲形式，以 “旧瓶装新酒” 的方式来呈现现代生活，甚至生硬地添加西方舞蹈、流行歌曲等元素来吸引观众。最终，京剧演现代戏的试验未能取得成功，现代生活内容与京剧固有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京剧时装戏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正经历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 。在文化领域，“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的方针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彼时，评剧、沪剧等剧种成功上演现代戏，这无疑激励着京剧工作者思考京剧如何反映当代生活。

京剧《白毛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改编自贺敬之、丁毅的同名歌剧。1958 年，中国京剧院决定将这部广为人知的歌剧搬上京剧舞台，旨在以京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与在新社会的新生，让观众在熟悉的故事中感受到京剧的创新与发展。

京剧《白毛女》的剧情围绕佃农杨白劳和女儿喜儿展开。除夕之夜，杨白劳躲债归来，满心期待能与喜儿共度新年，却被地主黄世仁逼债，被迫在卖女顶债的文书上按下手印。绝望的杨白劳最终喝卤水自尽，喜儿则被黄世仁抢走，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善良的张二婶帮助下，喜儿逃入深山，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头发也因长期营养不良变白，成为了 “白毛仙姑”。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来，喜儿才重获新生，得以报仇雪恨 。

在人物塑造上，杨白劳是一位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贫苦农民。他一生辛勤劳作，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和地主的压迫。面对黄世仁的逼迫，他虽有反抗的念头，但最终因懦弱和对女儿的担忧而选择了妥协，其悲剧命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的无奈与悲哀。喜儿则是从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坚强的反抗者。她的悲惨遭遇激发了观众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她的反抗精神则代表了广大被压迫人民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 。黄世仁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其贪婪、凶狠、残暴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观众心目中旧社会恶势力的典型。

京剧《白毛女》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突破。在表演方面，李少春等演员在塑造人物时，巧妙地运用了京剧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段和传统程式，并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进行了创新。如杨白劳的出场，李少春借鉴了旧剧《洪羊洞》的某些步法，结合生活中老年人在顶头风中行走的情景，创造出了独特的台步，既充满生活真实感，又符合京剧的表演规范 。

唱腔上，创作者们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出发，对传统唱腔进行了分析、选择和重新组织。杨白劳的唱腔借鉴了歌剧的歌唱方法，用 [散板] 唱出低沉哀婉的曲调，将其躲债七天的沉重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父女对话时，唱腔则改用较为明快的 [西皮摇板]，随着情绪的变化，又转为 [流水] 转 [二六]，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在艰苦生活中迎接新年的喜悦心情 。

念白方面，李少春采用了口语化的韵白，即 “风搅雪” 的念法，既符合杨白劳的身份，又使观众易于理解。这种念法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为京剧现代戏的念白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

《红灯记》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彼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则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作品承担着宣传革命精神、鼓舞人民斗志的重要使命。《红灯记》的故事原型来源于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英勇事迹，这些真实的故事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1962 年，沈默君和罗国仕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发表，成为了《红灯记》的雏形。1963 年，该剧本被改编成沪剧《红灯记》并公演，受到了广泛关注 。随后，著名戏剧编剧阿甲在沪剧版本的基础上，将其改编成京剧《红灯记》。1964 年，中国京剧院首演京剧《红灯记》，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强烈反响，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之一 。它的诞生，不仅是京剧艺术的一次创新，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一次深刻诠释，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红灯记》的剧情围绕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展开。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李玉和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虽非亲骨肉，却在共同的革命信仰下组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革命家庭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一份重要的密电码，将其转交给柏山游击队，以支持抗日斗争。

然而，由于叛徒王连举的出卖，李玉和被捕。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对他威逼利诱，用尽酷刑，试图从他口中得到密电码，但李玉和始终坚贞不屈 。李奶奶为了鼓励铁梅继承革命事业，向她痛说了革命家史，让铁梅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最终，李玉和与李奶奶英勇就义，但铁梅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在群众的帮助下，成功摆脱了敌人的监视，将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中，完成了革命任务 。

在人物刻画方面，李玉和是一位英勇无畏、机智沉着的革命战士。他面对敌人的威胁，毫不畏惧，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敌人周旋。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都展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李奶奶则是一位深明大义、坚毅刚强的老人。她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深知革命的艰辛，但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李玉和的工作。她在 “痛说革命家史” 一场中的大段念白，情感真挚，充满力量，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

李铁梅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她的转变过程细腻而真实。她的唱段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等，不仅展现了她的聪慧和勇敢，也表达了她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和认同 。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鲜明，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革命画卷，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

表演上，演员们充分发挥了京剧唱、念、做、打的表演特色，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在 “赴宴斗鸠山” 一场中，李玉和与鸠山的对手戏精彩纷呈。李玉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张力，他的台步稳健有力，眼神坚定自信，通过精湛的表演展现出了革命者的智慧和勇气；鸠山的表演则将其阴险狡诈、老谋深算的特点表现得入木三分 。演员们通过细腻的表演，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紧张激烈的革命年代。

舞台美术方面，《红灯记》也进行了精心设计。舞台布景简洁而富有寓意，通过灯光、道具等元素的巧妙运用，营造出了逼真的场景氛围 。在 “刑场斗争” 一场中，昏暗的灯光、萧瑟的场景，充分展现了敌人的残酷和革命的艰难；而李玉和等人坚定的眼神和英勇的姿态，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服装造型也极具特色，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时代背景，又展现了京剧的艺术美感。李玉和的铁路工人服装简洁朴素，体现了他的朴实和坚毅；李铁梅的服装则色彩鲜艳，展现了她的青春活力和革命热情 。

京剧现代戏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如何在保留传统京剧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核心问题。传统京剧的唱腔、表演程式、音乐、舞美等，是其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的独特艺术符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戏中，这些传统元素依然是根基所在。以《红灯记》为例，其音乐中保留了京剧传统的皮黄腔，在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雄心壮志冲云天” 等经典唱段中，我们能清晰地听到西皮、二黄等传统声腔的韵味 。同时，演员的表演也遵循了京剧唱、念、做、打的基本规范，举手投足间尽显京剧的独特魅力。

然而，创新也是京剧现代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观众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京剧现代戏若要吸引当代观众，就必须与时俱进。在表演形式上，现代戏吸收了话剧、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的元素，使剧情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骆驼祥子》在舞台造型上独具匠心，大片倾斜的城墙、背景中的石狮子等，象征着祥子生活的倾斜世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 。

在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创新与传统继承的关系是关键。创新不能脱离传统，否则就会失去京剧的本质特征；而一味地守旧，又会使京剧现代戏失去活力。创作者们需要深入理解京剧的艺术精髓，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创新，使现代戏既具有时代感，又不失京剧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