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黄埔军校中的湖北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通山人

黄埔军校：一群搭乘命运列车的湖北少年

事情总是这样，越是热闹的地方，人就越容易被命运推着走。你说黄埔军校，摸摸这块“旧址”青砖，谁料得到窗里窗外曾经再平凡不过的湖北小伙，后来会在风雨时代翻江倒海？再看看咸宁、嘉鱼、蒲圻这些县名，或许你某个亲戚、朋友的爷爷，年轻时候就曾在这里学过刺刀、挨过风雨。历史掸一掸，还有旧烟味儿。

1924年，广州黄埔长洲岛上新办一所陆军官校。招兵买马般，消息就像鸡毛信，掸进了湖北乡镇的小巷口。那时节，孙中山还是个能搅动风云的名字，但学校里头，更多是夹着家信、粮票和少年热气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为黄埔军校的一拨拨新兵，有的听说是父母赶着上船送过去；有的，则是小小年纪，就有了“要为国争气”的念头。但不管火车还是脚板，大伙最终都进了那扇门。

你看第二期里的刘凤鸣，蒲圻出身，学的是炮科。他究竟是听得父亲在茶桌底下唠叨革命，还是在骆驼岭头砍柴的时候想通了“改天换地”？没人记得细节，只知道他得从蒲岸钟义兴客栈转乘，路上兴许还丢了萝卜。后来，他成了同乡口里的“炮兵刘”。

校门口有个说法：进了黄埔，兄弟变同袍，生死就成了校训的一部分。有些名字看起来普通，一到军号上却生猛了——比如黄绍美，咸宁的，分到步兵队。我们常说“学步兵就是先进枪阵”，黄绍美是不是也偷偷揣着点怕死的心思，谁说得准。听说一到武昌汉阳门，正街就像人生分岔口，左边是祖堂，右边是战场。

再说第三、四期那些人，罗良玉、汪晋尧、朱移山……嘉鱼来的三兄弟，进了步科部队，去学“步兵第一连”。全是县里老街口的小号，杂货号、邮局、乡里杂楼。黄埔军校可不是只收城里有钱子弟，半数学员其实是泥地里红出来的、布鞋子进来的。还记得罗道南，通城鲤港那一带的，后来身份兜兜转转也变得复杂。据说校里兄弟回乡后，还会在鲤港这儿喝酒、吹牛……只是没人讲最后都去哪了。

到了第五期，刘权五、张世英、包容、舒化日这些蒲圻孩子，进了步科第一学生队。想来他们报到时，还在南门正街理头找着家里门牌号。军校生活不易，听说有些人只带了两双鞋。长夜排队、数星星，偶尔会想家，但早晨号角一响，全成了硬汉。那些街名、铺号，一一写进入学登记表，有点像在大事里留下自己的旧时生活气。

这些湖北学员，后来分散到各地，大部分名字在县志里一闪而过——但生活里的细节，八成都是泡在老乡亲嘴里的：哪个学员就读炮兵大队，哪个又是工兵、步兵，家里代收的是哪个号，转账的是哪家铺。耿震中、雷建勋这些嘉鱼、蒲圻的小伙子，受训时也曾和羊楼洞的磨坊师傅牢骚几句。工兵大队里，周国桢在羊楼洞正街住过一阵，据说和荣昌酒店老板也认识。有时候历史不是史书，而是窗口边的两个招呼。

第六期学员里，余鑫在羊楼洞神口，胡家烈在崇阳城长发祥号，有人毕业后冒雨回家乡，有人干脆就像蒲圻新店夜珠桥的家信那样，飘在路上。步科、炮科、工兵大队，那些热血科目背后，真实的是一张张担忧的母亲脸、掏钱的父亲手、少年心头倔劲。湖北各县的黄埔学员，其实是乡土气和新世界搅在一起。

时间跨到第八期、第十几期。嘉鱼的邓镜秋、陈善，蒲圻的龙腾甲、王洁，崇阳的蔡明章、余觉民，生活继续，他们的故事也只剩部分情节在后人的叙述里。李桂五、葛正鹄这些通城孩子，有的后来去世，名字在同学录里只留一句“死亡同学”，却没人能写下当时的心情。人啊，常常是打了一场仗，才知道自己原本的念头。

再往后，黄埔军校每一期都像潮水，把乡镇少年带进历史。咸宁的胡建华，嘉鱼的徐文光，蒲圻的雷驰声、贺豹文……这些名字或许你家老桌上老茶杯底印着一圈，也许是巷口水泥地上不明显的脚印。工兵、炮兵、步兵，队名和号数复杂得像是家族谱，却都盛不下那些老学生的少年心。

有时我在想，这批湖北学生在黄埔日子里，有没有在夜里翻看家书，有没有在操场上说过想家的闲话？陈三立、刘江浦他们，多年以后还有没有回头去九门陈、麦市乡的老家走一圈？时间混着旧记忆，人和地名也都淡了，只剩黄埔军校那点“不一样”，成了后人说起“我们家出过黄埔生”的能耐。

到23期为止，从蒲圻到通城，串联出多少生活里的悲欢。有人翻山越岭只为见一面校门，有人和同学喝完最后一碗糍粑汤就各奔前程。到底有多少湖北人从黄埔走过，是谁在战场上喊着家乡话冲锋？这些老学员曾在同一个黑白照片里笑过，也曾在报纸角落里没了消息。

历史里的黄埔军校，不像旧地图那样规整。更多是这里一个小故事，那里一桩家常事，夹杂着希望和担忧、亲情和迷茫，最后一起搅进时代的大浪里。不管他们后来去哪，老家亲戚总会说一句：“我们村里，出过黄埔的人。”

直到现在，黄埔的名字还在一些老房子的屋檐下徘徊，谁能说清当年那些湖北学员，最后是站在清晨阳光下敬礼，还是在归乡路口望着细雨发呆？

有些故事说不完。黄埔军校，那些少年，究竟都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