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平定天山收复新疆

明朝对西域的控制始终局限于哈密以东，天山南北的权力格局则由两大势力主导。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建于1514年，察合台汗国后裔赛义德汗攻占喀什噶尔后，以叶尔羌（今莎车）为都城，统治着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这个汗国依托丝绸之路，成为内地茶叶、丝绸与中亚玉石、马匹的贸易枢纽，境内推行“伯克制度”，由维吾尔贵族管理民政与税收。但到17世纪中叶，统治阶层分裂为“白山派”与“黑山派”，两派为争夺宗教与政治权力常年厮杀，汗国国力日渐衰微，如同风中残烛。

与此同时，北疆的准噶尔部（漠西蒙古一支）正在迅速崛起。首领噶尔丹是位极具野心的军事家，他先于1635年统一漠西蒙古四部，制定《卫拉特法典》强化管理，又通过与沙俄贸易获得火枪、火炮，组建起当时中亚最精锐的骑兵部队。1680年，噶尔丹以“调解叶尔羌教派冲突”为由，率3万骑兵南下，一举攻灭叶尔羌汗国，将天山南北纳入掌控；1688年，他又东进攻克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直逼内蒙古边境。

面对噶尔丹的步步紧逼，康熙皇帝深知“西北不安，则中原难稳”。从1690年到1697年，他三次御驾亲征，以强硬姿态遏制了准噶尔的扩张势头。1690年，噶尔丹率2万大军采用“驼城战术”（将骆驼捆缚卧倒，背负木箱作为防御工事）逼近北京，康熙派福全、常宁分兵迎击。清军以火炮轰开“驼城”缺口，骑兵趁势冲锋，噶尔丹部众溃散，只得率残部逃往漠北，这便是“乌兰布通之战”。

1696年，恢复实力的噶尔丹再次东侵，康熙亲率中路军进驻克鲁伦河牵制敌军，同时命费扬古率领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设伏。当噶尔丹大军进入包围圈后，清军突然夹击，激战中噶尔丹的妻子阿努可敦战死，部众死伤惨重，他仅带数十人突围。1697年，康熙进驻宁夏，对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形成合围，此时沙俄拒绝接纳他，手下也纷纷叛离，噶尔丹最终在科布多（今蒙古国西部）病逝，残部尽数投降。康熙虽未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随后继位），但成功守住了蒙古高原，为数十年后乾隆统一西北奠定基础。

康熙、雍正两朝，清朝与准噶尔汗国长期对峙，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战”中清军甚至惨败，损失近万兵力。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去世，汗国陷入严重的权力内斗。这给了乾隆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的绝佳机会。

乾隆二十年（1755年），准噶尔贵族达瓦齐在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成为大汗，却不愿兑现分权承诺，阿睦尔撒纳转而投靠清朝，建议趁机出兵。乾隆派班第、永常分南北两路进军伊犁，北路军由阿睦尔撒纳率领，沿途准噶尔部落因厌倦内斗纷纷归附；西路军直抵伊犁，达瓦齐退守格登山，被清军夜袭后被俘。然而，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很快暴露，他拒绝接受清朝的部落分封，于同年9月在伊犁举兵反清，杀害清军主帅班第，北疆再度陷入混乱。乾隆派兆惠率军平叛，清军顶着北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克服部落反复叛降的困境，终于在1757年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后病逝，北疆彻底平定。

北疆甫定，南疆又起波澜。大小和卓（维吾尔族贵族波罗尼都、霍集占）是叶尔羌汗国末代君主的儿子，清军灭准噶尔后将其释放，命他们回南疆招抚民众。但二人不愿受制于清朝，于1757年举兵反叛，控制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重镇。1758年，兆惠率3000清军南征，在叶尔羌河畔的黑水营被1万叛军包围，清军挖井取水、煮马鞍为食，坚守三个月直至援军赶到。1759年，清军收复南疆全境，大小和卓逃往阿富汗，被当地部落处死。至此，天山南北完全纳入清朝版图，“新疆”之名正式确立。

1762年，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以伊犁（今霍城县）为新疆军政中心，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统辖2万驻军（包括八旗兵、绿营兵），同时掌管民政、税收与外交事务，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地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均受其节制。为强化统治，清朝从内地调派5万余名官员、士兵及家眷定居伊犁，修建惠远城，使这里逐渐成为西北边疆的军政重镇。

清朝推行“多元治理”以适应不同民族的特点。天山北路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游牧区，保留部落组织并推行“札萨克制度”，任命部落首领为世袭“札萨克”，负责管理部众并向清朝缴纳赋税、出兵助战；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沿用传统的“伯克制度”但加以改革，伯克由清朝任命而非世袭，任期三年且需考核，职权被分割为民政、司法、税收等，避免权力集中；汉族移民聚居的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则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官员从内地选派，行政流程完全接轨。

清朝在新疆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兵屯（绿营兵半兵半农）、旗屯（八旗兵及家眷耕作）、民屯（内地移民开垦，政府提供土地、种子并免三年赋税）、回屯（维吾尔族农民垦荒）并举，至1800年屯田面积超百万亩，粮食产量足以满足驻军与民众需求。同时开放新疆与内地的贸易，晋商等商帮纷纷来此经营，1760年设立“宝伊局”铸造统一铜钱，取代中亚银币促进经济一体化。边防上，从伊犁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再到喀什噶尔，设立100余处“卡伦”（哨所），每年春秋两季派兵巡查边界，还与哈萨克汗国约定放牧区域并征收“马税”，既稳定了边境，又加强了联系。

19世纪中叶，清朝国力衰退，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耗尽了财力与兵力，新疆治理逐渐松弛。地方官员腐败、伯克横征暴敛，最终在1864年引发库车农民起义，这场民变迅速蔓延，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等地先后出现割据政权，互相攻伐不休。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机率300余人进入新疆，先帮助喀什噶尔的柯尔克孜族首领思的克，随后反客为主将其赶走，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1870年又攻占乌鲁木齐，控制了天山南北大部分地区。

英俄两国趁机介入，英国向阿古柏提供1万支步枪、20门火炮及军事顾问，签订通商条约获取特权；俄国则于1871年以“保护边境”为由出兵占领伊犁，声称“代为管理”。新疆危在旦夕，清廷内部爆发“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财力建设海军防备日本；左宗棠则坚决反对，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1875年，光绪帝最终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时年64岁的左宗棠患有眼疾，却以“缓进急战”的战略投入西征：先用两年时间在肃州（今酒泉）囤积3000万斤粮食，从江南制造局订购克虏伯后膛炮、雷明顿步枪等先进武器，还将10万大军精简为7万精锐；1876年4月起，清军分三路进兵，先北后南，当年收复北疆，1877年攻克达坂城、吐鲁番，阿古柏服毒自杀，1878年1月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为收回伊犁，68岁的左宗棠抬着棺材进驻哈密以示决心，沙俄迫于压力同意重新谈判，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签订，清朝收回伊犁（仅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小块土地）。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认为“军府制”难以长期稳定，多次上书建议设立行省。1884年，清廷批准设立新疆行省，任命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省会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行省建立后，新疆推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区划（4道、6府、10厅等），废除伊犁将军的军政大权与伯克世袭特权，又迁移10万内地移民，兴修坎儿井、开办学校。